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天便是一次与演讲主题的“周旋”。我今天的讲座题为“生活与选择”，主要内容是“十五个自问自答题”，前四个有关人生，后十一个有关小说创作。

第一题：你为什么那么小就成了地下党员？

1946年，我见到了第一个共产党人。1946年，美国的马歇尔上将、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以及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同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北京也有一个分部，中共方面的代表是叶剑英同志。当时叶剑英的秘书李新同志到我家，给我的父亲转带一封信，因此我有幸接触到了共产党。我在心底呼喊：新的学问、新的态度，共产党太棒了！从那时候，我就选定了中国共产党。我当时的追求就是要像苏联电影《马克辛三部曲·马克辛的青年时代》里的地下党员那样，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第二题：你为什么选择了文学？

我从小热爱两种学问：一个是文学，一个是数学。1952年，中国提出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看了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这篇小说写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一名刚刚毕业的女学生体会到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时，我已经是北京团市委的干部，但因为只读到高中一年级，所以要继续上大学。我想要报考建筑系没能获得批准，学建筑困难，深造数学也有困难，我只好选择写作。当时，我刚刚看完苏联作家爱伦堡写的《谈作家的工作》，不禁感慨文学怎么这么吸引人啊！

第三题：1963年为何选择去新疆？

我非常希望做到毛主席的话：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结合，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恰逢中国文联举办的读书班，我和三个来自北京的“摘帽右派”以及一些省市地的党委书记、文联领导一起参加了这个读书班。学习的内容是反修，读书班一边开讨论会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一边每天看一个苏联修正主义的电影，也是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笑）。我当时想到外地扩展一下自己的生活经验，因为在北京搞无产阶级革命下继续革命，我有点找不到感觉。我想如果能到新疆去，那就好办一点，热爱边疆、保卫边疆、民族团结，这三条感觉我肯定找得着，所以我最后选择了新疆。我这一辈子，小事上可能嘀咕半年，大事基本上十分钟内就可以做出决定。于是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五分钟之内她说：“很好，我很喜欢看新疆的歌舞”，于是我们就去了新疆，这是我此生极正确的选择之一。

第四题：如果对人生做一个总结，你愿意说什么？

我可以说四个字：坚持学习。所谓“坚持学习”，一是坚持，二是学习。写作要坚持，遇到困难要坚持，不发表了要坚持，不能发表了要坚持，有人有意见了要坚持，得罪人了要坚持，身体不好要坚持，学外语要坚持。我没正经学过外语，众多语言里学得还不错的是维吾尔语。我会的英语词汇大概只是应该会的三十分之一，但在一次采访中，记者却还问我为何英语如此流利。其实英语算什么？我在日本举办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上的发言，用的是日语；在德黑兰官方讲话的前15分钟用的是波斯语；在哈萨克驻华大使馆的发言，用的是哈萨克语；在阿拉穆图跟当地的作家见面讲的也是哈萨克语。但其实这些语种我并不精通，我是蒙事。我也喜欢这样的游戏，喜欢和谁都能交流的感觉。这是我热爱的“坚持学习”。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创作。

第一题：为什么一上来就写长篇《青春万岁》，《青春万岁》是怎么成功的？

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创作先从短小的写起。但我认为如果太难写的话，就先从长篇写起。为什么呢？写《青春万岁》的时候，我对文学小说的技巧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我有一段极为特殊的人生经验：11岁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14岁做了地下共产党员，15岁离开学校成为团市委干部，18岁做了团区委副书记，23岁就划成右派。拥有这种别人不可能有的生活经验，然后再把自己真实的感情与真实的经历，融入创作之中，正是《青春万岁》不讲究写作技巧却能够打动人心的关键。原本中国青年出版社，是打算筛掉这个稿子的。但是，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部主任的吴小武，也就是作家萧也牧，找了老作家萧殷。他指出我的作品艺术感觉好，差在缺少主线。后来，我去当时的中苏友好协会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六交响曲》，听完这个交响乐我突然明白，主线就在交响乐里——要有所连接，还要有所岔开，同时又要记得收束回来，还要对照着再出一条线，以此做到既分散又统一。我一下就知道怎么改了，这才有了后来的《青春万岁》。

还有一个原因，写新疆的七十万字《这边风景》只能写长篇。“文革”时期的写作特点就是任何内容都需要有“八股”的成分。但“八股”也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真实化真情化。为什么？作为一个少年共产党员，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歌颂毛主席是真诚的。我在中央团校上学的时候，看《毛泽东青年时代》极为入迷。直到现在，毛泽东的词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独立寒秋，湘江北去”，还有“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歌颂人民公社，但同时也写人民公社的困难之处。如果写短篇，往短了写3000字，但3000字里面得有2995个字是“八股”，没有这么多字这个“八股”就不完整。可如果是写70万字的《这边风景》，我只需要用十之一的篇幅写“八股”，而且这十分之一里面有十分之九都是真诚的，剩下的63万字则是我自己的创作。这样一来，长篇就比短篇好多了。作家写短篇，一定把全部的文学本事都使出来，无论是选材、角度、开头、结尾、中间的华彩、核心都得写出来。写中篇，则是作家和小说的摔跤，是和小说的共舞。而写长篇，是长篇写你，是它在压榨你，在约束着你。长篇是对作家的生活经验、阅历、记忆力的多重考验。

第二题，你是不是政治写作？你的作品能否使文学性再纯一点？

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生活、理想、梦幻、激情、向往、献身、记录、证明、显示，哪一件能够绝对地离开政治？政治当中哪一个不是我的切身切骨，刻骨铭心的体会呢？曹雪芹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有多少政治啊！再例如，托尔斯泰是一个宗教狂，又是忏悔的提倡者，但是托尔斯泰的《复活》却把旧沙俄的整个上层建筑：陪审制度、法庭、大理院、东正教总部，全部批判了一遍。所以，我写政治是写我的生活，是写我的生活特点，是我的生活经验的强光。

第三题，少一点政治？事实上，我写过好多和政治毫无关系的书。例如《成语新编》中讲了一个关于珍珠的故事。我写得很简单，我们都知道鱼目混珠的故事，但我这篇讲的是珠混鱼目。小说中，主人把一颗有瑕疵的珠子扔到了一个装有大量鱼目的垃圾箱中，于是珠子就遭到了鱼目们的攻击：你算什么东西，你想混在我们鱼目当中，你是鱼目吗？你能看东西吗？由此珠子受到了莫大的打击。珠子受到打击后，又被一个女孩子看到，女孩认为它挺可爱便拿了回去。但拿回去以后别人又笑话女孩，你怎么拿一个有瑕疵的珠子呢？她就很生气，拿起东西朝珠子一砸，那个瑕疵变成了一滴眼泪，珠子也变成了一颗带眼泪的珍珠，成了绝世珍宝。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以孝顺名闻的申姓家庭，有五六个孩子。他们的父亲得了一点病，这五个孩子便闹得不可开交，有的说得吃这个药，有的说要吃那个药，还有的说得住院等等，总是闹得一塌糊涂。终于，父亲忍受不住这种争吵就逃跑了，并随之发出一条父亲不幸逝世的信息。然而，过了20年，这个父亲的朋友却在外地碰到到这个老头，说你不是死了吗？父亲十分惊恐，说千万别说我活着，要不我那群孝子又要找来了，到那时候我就活不了了。这是我写的一个笑话。

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后，我还写过一篇很短的小说《冬雨》，也很有趣。它先是被翻译成了英语，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英语外国文学刊物上，之后又被翻译成斯洛伐克语，登在斯洛伐克的期刊上。有人评价这篇小说有一种伤感，伤感里又有一种温馨。我想这多少显示出了文学在情感上的调节、抚慰功能。

第四题，我想起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我曾在网上看到一篇讲俄罗斯文学中的悲剧性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学，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望其项背，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存在一种很难实现的理想，而且他们对日常的生活、日常的利益，有一种轻视，由此呈现出一种过分的悲剧感。这文章说俄国人常常嘲笑英国文学，例如在他们看来，狄更斯所幻想的生活是一种小市民的愿望，没有俄罗斯文学中蕴含的那种高尚、献身与伟大的痛苦。但是狄更斯的小说归根到底是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小康生活的。这话我觉得很好玩。高尔基曾经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狼写小说，写出来一定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充满人性的丑恶、人生的悲哀的作品。但在我看来，如果真的是狼写小说，不妨让它写两篇试试，咱们起码可以看看新鲜。所以我一直觉得狼和小说，既存在悖论，又有包容的可能。文学就是这样宽广和包容的。狼的问题在于不可让它参与放羊，而不在于它想写小说 。

第五题，为什么我的有些作品熬了那么长时间才能出生？我谈一下《这边风景》。《青春万岁》是我1953年写的，到了1979年正式出版，历时26年。《这边风景》是1978年完稿，2013 年正式出版，历时35年。2022年2月份，《人民文学》发表了1956年写的《从前的初恋》，历时66年。其实当年我也给《人民文学》投过稿，但收到了退稿通知，没说任何理由。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它离生活太近，怎么看都不像小说，甚至有的地方像日记，包括里面写的今日天气，都是有据可循的。但经过66年以后，我现在看它太像小说了。我觉得有特殊的生活积累对于长篇小说的书写，太重要了。有人说我的《这边风景》是“1960年代伊犁的清明上河图”，你们想一想，在“文革”中能够写出70万字的长篇小说，又能有耐心等到30多年后再出版，也算难能可贵了，也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第六题，是我加的一个问题。我的《这边风景》是靠地域性取胜的，写少数民族，写宗教，都是别人所不知道的素材。《这边风景》中的对话全部是维吾尔语，我把它们翻译成了汉语。举个例子，我们普通话中说“有什么办法呢？”或者是北京话里说“没法子”，但维吾尔语不说“没有办法”，他们说“办法又有多少呢？”我把这句话翻译成“有几多办法呢？”这才是维吾尔语。我维吾尔语的朋友说，看完此书忘记了它是汉语写的，维吾尔语与汉语融合在一起了。这就是《这边风景》的地域特色之一。我昨天晚上看《卡萨布兰卡》，这个电影也是特别突出地域特点，有时候搞创作，也要抓紧了“地域”的特点。

第七题。“文革”结束以后，我更愿意提到的作品是《夜的眼》。《夜的眼》表达人生的转机、生活的转机、社会的转机。里面既有遗憾，又有留恋，又有愿望。如果你们对王蒙的作品有兴趣，希望你们能去阅读一下。天津的女作家赵玫说她上学时看完《夜的眼》，觉得文学变得不一样了，人生也变得不一样了。

第八个问题，我是意识流的提倡者吗？

也不妨这么说。但是意识流的标志性、范例性的作品我都没有看过，伍尔夫、福克纳的我也都没有看过。回想起来，到现在为止我写小说就是靠一系列的感觉，一种艺术的感觉。最近出版的61卷本《王蒙创作70年全稿》，其中散文的第一篇叫《春天的心》，这是我初中二年级的作文，在校刊里还有刊登，有人看完说他忽然明白了王蒙上学时写作文就是意识流的风格，是艺术感觉的风格。还有全集里旧体诗的第一首《题画马》：“千里追风孰可匹，长途跋涉不觉劳。只因伯乐无从觅，化作神龙上九霄”。这是我十岁时候写的，为什么十岁的时候写这样的诗作？我只能解释为假装大人，正像是我老了假装年轻一样。

第九，再说一下《活动变人形》，这篇小说最重要的就是第二章。《活动变人形》的话剧已经在全国演出了多次，并且获得了诸多奖项。后来，我写《笑的风》再次与《活动变人形》衔接上了。什么事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很简单，讲的是自由恋爱带来幸福，包办婚姻带来痛苦，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写的是欲自由恋爱而不可得，真自由恋爱也未必能够获得幸福。包办婚姻是不道德的，但解除包办婚姻的重担，往往是女性在承担。解除包办婚姻的结果是女人被抛弃，男人欣欣向荣、事业发达。这个现象过去没有人写，而我在作品里却大胆地提了出来。

第十，我还写过一篇成人童话：《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讲“反右”前夕，一位女士结婚得到了一件极好的衣服，但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情都在变化，所以她一直没有机会穿这件衣服。等到改革开放，终于可以穿了，但这件衣服却已经过时显得极为老气了。这都是别人没有特别注意到的。

最后，关于我的“后期作品”。过去写东西，我常常发挥“地域”的特点，现在写东西，我更愿意发挥“时间”的特点、年龄的特点。我现在往往先从一百年以前写起，小说按百科全书来写，知识越多越好，信息越多越好。但这种书写必须要有小说的趣味，不能是让人害怕的百科全书，不能是讨人嫌的百科全书。

“时间”在文学中的作用特别大，无论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头对于“时间”的描写方式，还是李商隐《夜雨寄北》中“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对于“时间”的书写，都显示出“时间”之于文学的作用。对于立志写小说的创作者来说，无论是洋的、土的、民间的、庙堂的、老党员的、老干部的、小孩的、流亡者的，在文学上，我们都需要公平地对待、文学性地对待，这正是文学上创造性的体现。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