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少年中国的意义，由勇敢的青年来书写

此书原是用英文写成，最初一稿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当时的题目是Long Live Youth: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Chinese Bildungsroman,1900—1959。记得开始动笔那天是2003年5月4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五年学习中，我要感谢我的导师王德威，他对我的训练不仅是学术上的，也帮助我戒骄戒躁，能够脚踏实地读书写作。王老师对我的关心，延续到我毕业多年之后，至今我对自己的研究拿不准，还是要找老师帮忙判断。从哥大岁月结下的师生缘分，到老师任教哈佛，而我在哈佛附近的韦尔斯利学院教书，已经二十年过去，老师对我的影响日久弥新。也正是老师在2010年前后督促我把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当时我已经开始对科幻发生兴趣，因为中国科幻兴起在那几年尚未引起关注，我有一阵子觉得自己活像科幻的布道者。但老师的催促，让我没有白白蹉跎岁月，在2010—2012年期间把博士论文扩充、修改成为一部书稿，即Young China: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1900—1959。与博士论文最大的不同，是书稿中加强了晚清的内容。此书随后交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最终在2014年出版成书。

这部书处理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从晚清到民初青春话语的建构，二是五四之后新文学中的长篇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用德语命名的成长小说，即Bildungsroman。有关成长小说的学习，我需要感谢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另一位老师，David Damrosch。丹老师会二十多种语言，博学而优雅，他对文学性的重视，远过于流行的理论。有两年时间我就按照他开列的书单，遍读西方文学，然后去他办公室逐本书去讨论。他让我读的理论和批评不都是正当红的，反而对我影响至为根本，如精读奥尔巴赫、巴赫金（丹老师自己的老师把巴赫金介绍到美国学术界），以及一些底蕴深广的英美文论家，如Edmund Wilson（威尔逊）,Lionel Trilling（特里林）,Tony Tanner,Peter Brooks,以及不仅仅作为后殖民理论家、而是作为英国文学研究学者的Edward Said（萨义德，当时他还在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庆幸自己在比较重要的一个年龄阶段，除了本雅明、福柯、哈贝马斯、克里斯蒂娃等欧陆时学，还接触到英美文论中属于正典的一脉。

在2000年之后的一个阶段里，王德威老师对晚清多样现代性的重视，对文学表现与历史暴力关系的探究，丹老师对传统人文学的强调和比较文学的视野，这些都构成我此后修改书稿的启迪和精神源泉。《少年中国》处理的一个精神现象学问题，是成长的心灵在自由与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青春的无形和构形。我在《少年中国》每一章都写到一段旅程，整部书也是青春的现代之旅，我大概是尽量做到中规中矩，始终让这个旅途在惊险中仍保持在文学的中线上，在历史压力面前一直让文学的能动性牵引情节。总体上来说，《少年中国》探讨的是现代性问题，处理的是现代小说模式，有关于人的主体自觉，有历史意识的建构，有起点有目的，它是一个预设目的的论述，青年人是主人公，但主人公也是民族国家，抽象来说是现代性的精神。我在完成《少年中国》之后，才敢于找到一个思想历险的新起点，即从科幻小说出发，探索“现代性瓦解以后，我们如何面对当代的废墟”，这就写回到当代的时间线索。

《少年中国》的故事在1959年告一段落，我没有写二十世纪的60—90年代。但现在回想起来，最早让我开始思考这个主题的，却正是1999年前后中国青春文学的兴起。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学批评，《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我几乎认为，在那前后出现的青春文学带有妥协性，所谓终止焦虑，也就是终止与社会的对抗关系，所谓长大成人，也就是最终变得循规蹈矩。这篇批评文章毫无理论可言，却可算是我预先为《少年中国》写出的二十世纪结束时刻的“青春”虚拟化的时刻。

我到美国开始读书后，特别是在王德威老师指导下，回过头去探索二十世纪早期青春话语和成长小说蕴含的巨大张力，其实是为妥协了的青春文学寻找前世。曾几何时，青春作为现代性象征，包含主体的理想和追求，百转千回的历史曲折，即便进入至暗时刻，线性叙述遭遇瓦解，但面对世界与自我的裂隙的焦虑，成长的未完成以及不可完成，青春的巨大能量，是永远不能安顿下来的主体。而世纪末开始的青春文学，最终走向郭敬明的《小时代》，以及后来的玫瑰色的岁月静好的幻觉。因为英文版的《少年中国》只写到1959年，我除了加上关于二十一世纪初科幻小说中建构的永恒青春乌托邦的尾声，还在中文版中附上1999年的旧作《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算是一个尾声之后的尾声，其实反倒是最早写的。

中文版略去了致谢辞部分，英文版按照惯例感谢了所有的人，在此不重复。在此要特别感谢的是为此书的中文版努力工作的几位译者。樊佳琪最早开始翻译此书，完成初稿。目前的版本则是经过康凌、肖一之、廖伟杰三位青年学者的重译，具体分工如下：康凌译第一章、第七章；肖一之译第二章、第四章；廖伟杰译第六章。序幕、第三章、第五章和终结，则由我本人校订。需要说明的是，我对全书都做了订正，有些部分调整文字，因此此书如有内容和文字上的任何问题，都应该由我本人负责。

作为一份作业，它有了一个在中文里的新生命——我也很高兴，我的父母终于能够阅读《少年中国》的中文版，这是我25年读书生涯之后交给他们的一份作业。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两位老师——王德威老师和陈思和老师。王老师对这本中文版修订过程，时有过问，让我觉得这本书还没有成为弃儿。陈老师一直对我在海外的学习和工作有很多期许，也有很多鞭策，我想这本书在中文世界的问世，会让他感到高兴。我来不及把它交给已经离开这个人间的贾植芳先生、夏志清先生，我自己的学习时代以及这本书中都有他们的影响。最后要感谢的是三联书店的卫纯先生，他的耐心让我有时间仔细打磨中文版，同时他的催促也让我在2023年下半年里加紧工作，终于在年底完成此书的修订。最后我把这本书献给中文读者——青春、成长和少年中国都不是简单的符号，在今天的时代，它们的意义理应由勇敢的青年来书写。

2023年12月8日

（本文为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宋明炜《少年中国：国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中文版序）

旅行还将继续，未来有无限可能

写这篇文字时，我正坐在德国汉莎航空的一架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上，飞机刚经过黑海上空，我分不清外面是黑夜还是白昼。在飞机上编订完这本自选集，最初题目是“想象世界的方式”，但因为今年还有一本新书要出，题目中也有方法、方式，经过朋友的建议，我还是更直接一点，想象世界，如果是文学的方式，未来应该有无限的可能。因此这本书的标题定为“未来有无限可能”。这个题目也是《人民文学》编辑为我在2015年所作的一篇特稿所加的标题。

前面说我坐在飞机上，还可以加上一句，我51岁——这是模仿村上春树流行小说的开头。不过刚才编书的时候，这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时刻。我的的确确认真想了一下自己的年龄。这本自选集或许正恰逢其时。我最早发表关于山东作家刘玉堂的论文，应该是1994年。刘玉堂老师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五年了，时间如果是一种线性流动，它的形状真的就是刀锋，或什么别的兵器。三十年前，我对时间的想象还很浪漫，那时热衷写小说和诗歌，在大学毕业之前面临选择，当时刚天南地北发表了不少作品，原本以为读研究生可以继续写小说。这个梦想或许有点太超前——现在创意写作专业都有博士了，三十年前读学位写小说，则笃定是不务正业。我的幸运是遇到非常好的老师，让我在经历文学训练的过程中，仍能保持一颗文学的心。过去三十年间——从1994年到陈思和老师门下，到2000年去纽约跟王德威老师读书——有老师们的爱护和指引，让我在这个喧哗而浮躁的世界中，相对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可以走自己独立的道路。除了九十年代末期之外，我一直不太有自己是一个批评家的认同，这是因为我总感觉自己的写作跟时代的主流保持着距离，自己写作的时间也有时太慢，有时太快，总之是不在轨道上。但自始至终，我关心当代的作家们和文学作品，或者是关心何为当代的问题，在广义上做一个当代文学和文化的观察者、研究者、思考者，这也变成我作为一个学者的立足点。

此书涵盖了跨度有二十五年的批评文字，从我写王安忆小说诗学的硕士论文（1998）开始，到给《上海文学》写批评的一个短暂时间（1997—2003），到进入博士论文《少年中国》的研究（2003—2013），此后有很长时间离开了当代文学。然而，我自以为坠入偏门的科幻爱好，却让我无意之中邂逅中国科幻的复兴。我从2007年开始关注刘慈欣、韩松，到2010年开始组织翻译中国科幻进入英语世界，到2011年发表最初的刘慈欣评论（此后的十年中先后写过四篇有关刘慈欣的论述），2015—2016年开始琢磨科幻诗学问题，写出《再现不可见之物》，2019年把科幻作为思考方法，提出《〈狂人日记〉是科幻小说吗？》这样不守正道的问题，这之后一路写来，迄今已经用中英文写作、编辑了一百多个有关中国科幻的出版物，其中包括写作时间有八年之久的英文专著《看的恐惧》（2023）。这十多年间，我等于见证了中国科幻的历史，也乐于在这个过程中分享自己的思考，也由此出发重新思考一些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从前年开始，我主要是应一些杂志的邀请，较为密集地撰写了一批中文论文，至少有十篇有关科幻诗学、当代文学意识、后人类境况、新巴洛克美学以及什么是二十一世纪文学等话题，这最近一个阶段的写作在本书中也有体现。

收入本书的文章分成四个专辑，分别对应着我在这些年中研究的四个主题：科幻诗学、当代意识、青春话语、文学观察。虽然美其名曰“自选集”，其实可选的作品是很少的，可见我平时是不勤奋的。勉强凑起来的十九篇论文，其中有四篇曾经收入《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四篇收入此前另一本论文选《批评与想象》（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五篇收入《科幻作为方法》（中信大方，2024），还有两篇选自《少年中国》（三联书店，2024）。另有四篇文章是首次收入作品集中。在此感谢丛书主编的约稿，感谢出版社以及为此书付出劳动的编辑们，以及这些文章在期刊问世时候最初的编辑们。在编选的时候，考量的一个主要标准还是当代性问题，尽可能所有的文章都还具有可思考的空间。由此希望这样一本自选集，并不仅是对我自己有意义。

写到这里，飞机已进入欧洲的内陆，不久后就要穿过厚厚的云层，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旅行还将继续，未来有无限可能。

2024年3月15日，写于汉莎航空729航班上

（本文为山东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宋明炜《未来有无限可能》序）

他为黑暗的天地燃灯 我们是“护书使者团”

2020年春天，美国疫情暴发，哈佛大学自创始以来第一次在学期中间停课，比较文学学者丹穆若什教授，在三月初取消了年内所有的旅行，他回到布鲁克林家中，像许多在美国东岸居家隔离的民众一样，迄今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从2020年5月10日开始，他在哈佛大学网页上开始每天发布一篇文章，每天讨论一篇世界文学经典，到八月二十八日，丹穆若什教授在十六个星期内完成了一次环球文学之旅，如同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福克与路路通那样，他的旅程从伦敦出发，途经巴黎、开罗、耶路撒冷、加尔各答、上海、南北美洲，直到再回到伦敦。这个环游地球计划的世界性，还体现在从第一周开始，已经有多种语言的翻译也同步进行，这包括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德语的翻译，以及中文翻译。中文版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在《上海书评》连载，与英文版保持十四天的稳定时差，到九月十二日完成旅行。

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曾说，丹穆若什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那个人。丹穆若什或许就像老欧洲的文艺复兴人，当文明晦暗不明的时候，他会通过自己思想的燃烧，让思想和艺术的光明延续下去。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既是重构世界文学的版图，也是为人类文化建立一个纸上的记忆宫殿。这记忆既是丹穆若什个人的，也属于近五个世纪以来世界的共同文化记忆。这个独特的写作计划，体现了在危机时刻不退缩的人文力量，当病毒流行的时候，有人依旧在自己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为黑暗的天地燃灯，给予人间一种希望。

丹穆若什教授曾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我的导师之一，引导我阅读欧洲小说和文学理论，他的睿智与幽默，渊博与洞见，思维的清晰和语言的犀利，都令我佩服不已。我曾在2003年《上海文学》的西风专栏，撰文介绍他写的一部形如小说的理论著作《思想聚合》，那是丹穆若什教授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里。此后我主持翻译了他最重要的一本书《什么是世界文学？》。如今我很乐意担任召集人来组织《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的同步翻译计划，既是让自己重温当年读书的快乐，也是与广大中文读者共享这一个美妙的旅行。在几乎所有的跨国旅行都被取消的时刻，这样的文学行旅让我们有机会反思自身，并看清世界的形状，理解文明的来龙去脉，或许也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在疫情结束后去面对一个很可能不同以往的新世界，而在此之前，则有必要重温和清理属于个人与人类整体的记忆。

我们随着丹穆若什在文学版图上的步子，一起畅游世界文化的天地，以八十天而言，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长度。在丰盛的夏日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加入这场文学的美妙旅途。在此我要感谢丹穆若什教授的信任，感谢所有热情参与翻译工作的译者朋友，感谢在计划最初阶段为我提供帮助的师友，尤其是严锋、宋炳辉、王宏图、张业松，感谢《上海书评》主编郑诗亮，感谢中文版连载时给予我们热烈回应的读者们，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陈飞雪女士和邹滢女士。现在呈现在大家手中的，是由作者、十八位译者和编者共同完成的这第八十一本书。丹穆若什在连载结束后，对全文又做了多次修订，全部译者都先根据修订稿做过修改。宋景云协助我对照译文与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最后版本，译文的最后版本由我确定，如有错讹，理应由我承担。

我特别感动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十八位译者——有许多位我至今未曾谋面——都共同享受了这个文学旅途的过程。我们的翻译，也是一种交流过程。让因为疫情停滞的世界重新流动起来，是丹穆若什教授和我们译者们的共同愿望。我早就知道丹穆若什老师是《魔戒》的骨灰级粉丝，所以我们也把自己这支中文翻译团队，命名为“护书使者团”(The Fellowship of the Book)。现在，我们把这本书呈现给你们，亲爱的读者们。

2020年5月18日

2022年11月20日

（本文为丹穆若什著、宋明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中文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