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AI写作机器的多样、文本的丰富和研究的流行[1]足以证明AI写作已成为客观事实，但学界对其仍保持谨慎态度，普遍怀疑它的文学性，进而整体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换言之，学界在“AI写作是否是文学”问题上尚未取得共识，有学者认为AI写作与人类文学创作存在本质差别，“前者制造产品是被动的，始终是在人的操控下进行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重复的、可复制的、千篇一律的。那么，后者创作的作品则是自动的，只需要人的一个指令，制作出来的作品是不可重复的、创新的。而且，前者一般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后者则是为了人们欣赏和体验的目的”[2]。因此，“人工智能写作所蕴含的审美‘光晕’似乎并不具备，它充其量仅是一种新兴的写作实验而已”。[3]虽有论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AI写作“孕育着人类书写不再具有唯一性”[4]，但却没能充分论述其如何延续和重塑文学性。事实上，对此问题的阐述，不是做出更为精准的判断，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更非站在人文和科技的立场上相互抵牾，甚至走向非理性的攻击，而是由此发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性、文学内部的危机、文学与科技的关系等根底性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导致文学认知方式、思维范式和知识结构出现偏差。学界对AI写作的误解也由此而生。

一

AI写作引发了文学理论的失效

实现AI写作的必要前提条件是相关技术的更新迭代。这从AI发展史中可见一斑。1943年，沃伦·麦克洛克和沃尔特·皮茨提出MCP模型，对动物大脑中的生物神经元协同运作原理和过程进行计算。这是世界首个人工神经网络架构，为AI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49年，唐纳德·赫布提出无监督学习规则，设想如何搭建神经网络，并广泛应用于AI领域。1950年，艾伦·图灵提出用“图灵测试”来验证机器的智能水准。1955年，塞弗里奇和纽厄尔开始研究模拟神经和心智系统的方法。同年，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麦卡锡正式提出“人工智能”概念，这为1956年召开的“人工智能夏季探讨会”确立了基调和方向。1958年，罗森布拉特提出由两层神经元组成的“感知器”，缩短了机器模仿人类学习的距离。1969年，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组织在美国成立，标志人工智能学科正式确立。虽然AI从1950年代兴起至今，历经多次沉浮，但从未中断。尤其是2009年以来，AI实现跨越式发展，“沃森”“深蓝”“阿尔法”等AI机器相继问世，不断出现AI挑战人类成功的案例。[5]

AI技术的成熟推动了AI写作的发展。早在1949年，图灵和杰斐逊就曾围绕机器创作十四行诗发生过论辩。杰斐逊认为“机器人不可能有心灵”，“除非机器能够出于思绪和情感的流露，写出十四行诗或者协奏曲，而且不是随机地落下音符，那才能说机器能够媲美大脑——也就是说，它不但会写，而且知道自己在写。没有什么机械装置能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阀门熔断时的悲伤、被赞美的温暖、犯错后的痛苦、性的吸引、求而不得时的气恼或难过”。[6]但图灵坚持认为机器写诗在技术上可行，并列举出由机器创作且通过图灵测试的十四行诗样本。除此之外，机器写诗很少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虽然在1960年代，有研究者提出通过不同诗歌中的诗句重组，或在特定诗歌结构中添加其它诗句来完成创作[7]，但AI写作仍是被学界冷落的对象。直至1990年代，学界开始集中关注AI写作。例如，中国研究者在诗歌语料库建设和基础技术革新方面成果颇丰，出现了古诗词检索系统、全宋词切分语料库、宋词自动注音系统、诗词格律检查系统、唐宋诗自动切分算法及其词汇分析、诗词风格自动评价系统、宋词计算和分析系统等。1990年代末期，学界沿着规则模版、进化算法和实例推理三个方向，对AI写作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8]，但AI写作大规模应用却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主要集中在新闻、公文、影视剧脚本、诗歌、小说写作方面。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现阶段上线运营的AI写作机器约有127款[9]，公开出版的AI诗歌和小说约为70余部。[10]法兰克‧怀特（Frank White）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可以利用AI在一年内创作300多部小说。

可以看出，AI写作原理和技术的成熟及其广泛应用已成客观事实。学界需提出有效的文学概念、文学知识和学术话语对此进行回应，但至今很少出现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建构。学界提出的“机器的肉身性”“后人类文学”“赛博格作者”“全息文学”“人机文学”“元宇宙文学”等概念，难以切中AI写作的本质，甚至游离于论述对象本身，只是技术文化理论的衍生品。例如，美国文学批评家玛丽-劳勒·莱恩在《电脑时代的叙事学：计算机、隐喻和叙事》一文中，试图将“虚拟”“递归”“堆栈”“推进”“弹出”等计算机概念引入文学叙事，借此“考察传统的叙事形式能从计算机里学到什么。我把计算机科学选择为类比资源，注重的不只是技术层面——这个层面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阅读方式、阅读内容、阅读取舍、乃至与文学叙事的存亡和发展攸关的所有问题；我还从另一个领域得到启发，这个领域正是因为熟练地使用了隐喻而能够将其观念以至该领域本身印入大众的想像之中”[11]。在此基础上，莱恩在《作为虚拟现实的叙事：文学与电子媒介中的沉浸与交互》一书中，明确提出“沉浸诗学”“交互性诗学”概念。但是，莱恩只是在VR的“沉浸感”与文学的“沉浸感”之间建构一种相似性，技术塑造出来的“沉浸感”如何转向文学叙事营造的“沉浸感”，技术虚拟的现实如何唤醒文学想象的现实，超文本、电子游戏、交互式戏剧如何推进文学审美形式转型等问题仍被搁置。或者说，技术与文学如何融合及其跨学科研究仍无法得到有效的理论建构。虽然宋旭红在《虚拟现实与元宇宙文学》一文中，试图从西方现代思想史、现代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层面，解释VR与文学想象的兼容问题。她认为“VR的想象或多感知性也是以虚拟形象来呈现世界的”[12]，而文学也是通过虚构形象表述世界，因而VR与文学之间存在共通性。从表象上看，论文的推论逻辑是自洽的，但回避了“技术虚拟”与“文学虚构”在处理“想象”上的本质区别，以及与此相关的“拟人文学”“类人文学”与“人类文学”的根本差异。因此，论文在阐释VR的“语象·视象·感象”和共情问题时，依据的是VR模拟人类心智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准和未来可能性，而文学是否因此切实发生内外新变却很少论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该论文毫无价值，作者对“元宇宙文学”概念的辨析、阐述和设想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但也遗留了一些关键问题。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现阶段针对AI写作提出的相关概念、知识和理论的生成逻辑存在问题。大部分论者先验证AI技术本身的“诗性”特征，然后以此比附文学的“诗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强行嫁接技术和文学的共通性，进而匆忙地得出AI写作也具有人类性和审美性的结论。这种逻辑本质上是从技术到文学，而非从文学到技术。论者们不是从文学内部思考文学如何借助AI完成审美突破。这看似简单的逻辑颠倒，实则为AI写作研究预设了十分隐蔽的理论陷阱。论者们的理论建构最终验证了相关技术的可行性，文学审美反倒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问题。按此逻辑产生的理论必然存在诸多争议，也难以切中AI写作的要害。“AI写作是否是文学”成为问题本身，这恰恰指涉了AI写作理论建构的症候。黄鸣奋教授早在21世纪初期，就曾总结出195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提出的19种“数码诗学”概念[13]，并编著六卷本《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14]但遗憾的是，学界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恰切的中国化阐释，欧阳友权、单小曦、赵薇等少数学者也只是在网络文学和数字文学研究框架下，涉及一些AI写作理论的研究。因此，我们在面对AI写作的一些常识性问题时，仍表现出猎奇心态和激进立场。例如，2023年10月，由AI创作的小说《机忆之地》参加江苏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六位评委中只有一位评委对此有所察觉。三位评委为其投票，小说最终获得二等奖。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新一轮AI写作讨论，但仍显现出理论准备不足的弊病。因而，论者只能再次拾起“技术引发文学危机”和“人类中心主义”两大万能工具。论者们普遍认为：“AI可以利用大数据穷尽已知，但它永远无法获得未知的知识，而人类的原始冲动就是幻想未知。AI可以利用它的学习能力最快找到最优解，但文学没有最优解”，所以“未来人的文学不会消失，相反会更加得以彰显”。[15]这种共识与AI写作刚出现时的论调基本一致，但如果从1950年代AI写作出现算起，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历史，而我们仍停留在人与机器孰优孰劣问题的证伪上，可见相关理论建设的滞后。AI写作虽引发了文学理论失效，但不足以构成文学理论危机。AI写作真正引发的是文学危机意识。更准确地说，AI写作为认知文学内部危机提供了恰切契机。

二

AI写作放大了文学内部症候

1967年，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思提出“枯竭的文学”的观念，认为文学保持生命力的根本因素是不断探索新的审美形式，推进叙事范式更新，反之，则会走向衰败。因此，文学的枯竭“指的并不是身体上、道德上或智力上的颓败衰落，而只是某些形式的耗尽，或者某些可能性的明显枯竭”[16]。无独有偶，1968年，罗兰·巴特抛出“作者已死”的观点，认为某一文本是多种文本相互交织、对话和抗争的编织物，最终在读者的多重阐释中显现，而“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之死为代价”。[17]1979年，德里达感知到在电信语境下，读者可以随意“曲解”印刷文本，使其成为“没有支撑的支撑”[18]，这等同于宣告作者死亡。但约翰·巴思、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的惊人之语并未立刻得到证实，1960—1970年代的文学还未充分展示出枯竭迹象。文学消亡的忧虑显得有些早熟。直至1997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论之后，“文学死亡”才成为公共话题。米勒认为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使传统文学失去崇高地位。尤其是新媒体艺术逐渐取代传统文学功能，它传达的情感和价值观重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文学就要终结了”[19]。但是，米勒也强调文学“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如今，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断为前提”[20]。总之，“文学终结”论针对的是无法适应新技术革新、固守传统文学思维、从未主动谋求打破传统文学内外边界，在重塑文学审美形式和伦理价值诉求面前，显现出十足惰性的存在状态。

这些观点引发中国学者的讨论热潮，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切实感受到“文学危机”的到来。[21]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至少面临三重危机：一、随着“历史终结论”“哲学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逐渐成为共识，文学也褪去宏大叙事的意愿和能力，“一种历史终结之后的恐慌”[22]油然而生；二、文学追求审美形式创新的动力钝化，遗忘了形式变革的思想价值，转而与大众审美媾和；三、文学被强行嵌入学术体制。体制内的文艺理论家、专业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掌控了文学话语权，文学成为迎合特定群体喜好的乞食者。因此，有学者呼吁“在经历了从‘新时期’到‘90年代’一系列文学的巨变之后，更多人开始达成一种‘共识’：所谓叙事的‘重建’说到底还应该回到‘零度’的写作姿态，回到一个极老和极普通的题目上——即‘文学自身’”[23]。但是，理论阐释终究要在文学现场中被证伪。笔者观察近期的小说创作，小说叙述的模式化、经验化和故事化成为普遍倾向，这其中就隐藏了文学危机。

具体而言，小说的模式化是指小说的历史逻辑、文化逻辑、情感逻辑、生产逻辑和审美特征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例如，东北国企改革成为近期小说集中表述对象，小说一定要讲述下岗工人的苦难生活和精神救赎的故事；必然出现凶杀和悬案情节，且精准指涉“呼兰大侠”“三·八大案”“二王案件”“刨锛党传说”；男主人公在下岗之前一定是技术能手或劳动模范，下岗后虽生活潦倒，但始终保持工人的高贵品性；女主人公失业后，不是堕落为失足妇女或从事周边行业，就是摆地摊卖炒瓜子、烤地瓜；统一采用“子一代”视角讲述；叙事语言一律是东北方言和口语；内在情感伦理锚定在社会主义工人文化上，通过渲染生活苦难和精神高贵之间的反差来“为父正名”；结尾都会出现寓意模糊但极富诗意的场景；这些小说的崛起都与网络生产机制密切相关。当然，笔者不是全盘否定其意义，只是想说明当下小说创作的某种负面趋向。或者说，东北文学本应“存在着超越地域限制的‘巨大隐喻’，面向整个社会和复杂人性，潜藏着对爱与未来的无限追求，既丰富了东北形象的构建，也回答了在新的时代下‘人如何生存’这一深刻的哲学问题”，[24]但这种模式化将东北文学的此种价值消解殆尽。

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经验相关。个人经验既不同于强调历史主体、趋向和规律的历史经验，也与聚焦权力分配、国家秩序的政治经验相异，还有别于关注各种社会知识和技能的经验，而是聚焦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其生存感受，但也涉及对公共历史经验、政治经验和社会经验的重塑。因此，个人经验既具有个人独特性也有公共普遍性。在此意义上，个人经验是小说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小说“主体性”的标识。同时，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它与宏大叙事相辅相成，“成为一个‘叙事者’，一个历史和现实境遇的伟大的‘记录仪’”[25]。但是，如果过度强调个人经验的排他性，拒绝公共声音的进入，个人经验终将成为毒瘤。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难出经典与此密切相关，也因此“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26]，中国当代文学“无规范”“无艺术”“无道德”[27]，“叙事文学的辉煌时代就要终结”[28]等论断层出不穷。

除此之外，小说故事的祛思想化也是导致文学危机的重要因由。故事是小说根底，但小说不是简单的陈述故事，而是有意识地讲述故事。小说故事蕴藏着某种价值观念和精神诉求，承担着思想启蒙和审美教育功能。“中国现代小说家的卓越贡献，就在他们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小说成为‘为社会’‘为人生’的‘重器’”，“作家自身的主体性修养与精神，这成为他们批判现实、启蒙民众乃至知识分子的坚实根基。”[29]因此，小说是在精神和思想结构中“讲述”故事。唯有如此，小说故事才能充分显现自身的价值，反之，则会堕入修辞陷阱。但是，近年来的小说故事抽空了思想和精神内容，突出情节的冲突、人物的传奇经历、因果关系的复杂缠绕、内容的奇谲诡异。同时，在悬疑、凶杀、情欲、玄幻等大众文化因素加持下，小说故事的整体结构和功能遭到肢解，“文坛思想的贫乏乃至边缘化，已成为不断滋长的倾向”[30]。因此，我们在小说故事中感受不到思想的冲击力、精神的塑造力和生命的共情力，最终“会损害一个民族智力的健康”。但是，作家们有意回避问题，继续迎合市场的娱乐需求，沦为讲述反智故事的职业写手。

上述小说创作的负面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文学内部确实出现了一些足以导致文学危机的症候。更为关键的是，学界指责AI写作没有情感思想、缺乏价值观建构、无法唤醒公众共情力、叙事同质化等弊病，而这也恰恰是当下文学创作存在的顽疾。而且，AI正是利用这种写作顽疾来生产文学。因为，AI写作的技术逻辑就是从已有文学中抽取同质性文学数据，依此组建语料库，再根据语言模型生产文学。而当下文学创作的模式化、经验化和故事化是AI最容易学习和模仿的，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由同质化数据组成的。相似的故事、雷同的情节、固定的人物、同类的语言为AI提供了现成数据。AI甚至不需要更为强大的技术支持即可轻松完成文学写作。可以说，AI写作的技术逻辑彰显的不是AI技术的高深，而是暗指当下文学写作的孱弱。这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文学“有其独特进入事物细节的能力，不必然受科技发展的引导……下个世纪必然会因为各种新事物的兴起，继续有人宣布小说即将死亡。而各式大量粗制滥造的作品，也可能会让小说死一百次”[31]。在此意义上，AI写作并不必然引发文学危机，现阶段的AI仍无力促使文学发生实质性改变。作家们的焦虑和抵触情绪主要来自对当下文学现状的担忧。AI写作只是一个恰当又适时被点燃的外部导火索。作家们正是利用了AI的热度，表达自己对文学的不满及未来期盼。文学危机相关话题蕴含的是对文学最理想状态的理解，其中就涉及文学与科技的关系问题。

三

人文知识分子对科技的认知偏差导致对AI写作的误读

文学与科技的紧密联系基本集中在外部关系上。造纸术、现代印刷术、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文学载体和传播渠道的更新，即使是互联网技术、新媒体技术、数字技术对文学的强势介入，也只是部分改变了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1980年代以来，学界曾尝试将控制论、信息论原理和方法引入文学研究，借此实现文学观念的根本变革，但在具体实践中却难以完成原初意图。科技与文学的完美融合仍是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景。现阶段科幻文学的再崛起，也仅是文学对科技改变现实的诗性回应，遵循的依然是文学的基本叙述逻辑，绝非是因为科技改变了文学内部法则而产生的文学激变。或者说，当下科技发展超越了人的惯常认知，由此滋生出的众多问题再次召唤科幻文学的出场。虽然AI对文学写作主体、审美形式和叙述逻辑构成更为强劲的冲击，但文学至今并未因此出现本质裂变。当下的AI写作只是一种文学数据重组行为，而非以追求审美创新为志业的创造行为。整体来看，科技对文学的影响更多锚定在文学外部，还未探入文学内部根底之处，因而也就无法动摇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地位。那么，为何人文知识分子对AI写作如此厌烦和唾弃？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文知识分子对科技具有认识偏差，甚至从起点就开始误入歧途。

通常意义上，科学是解释自然世界、现实社会、人类思维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是客观和理性的，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作为探索客观世界真理的智性活动，科学又是主观和精神的。因此，科学理性、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维系科学的血脉。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人文也是解释世界的另外一种知识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主要涉及世界、社会和人存在的“道”，包括“人道”和“天道”。《易经》所说的“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对人文的总体理解。在西方文化中，人文是无法进行实证的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主要关乎人性、人道、精神生活及其相关研究，与自然和神学相对应。可以说，人文知识分子始终关注的是思想、情感、道德、价值观等主观性和非理性内容。在此意义上，自然科学和人文之间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称为人文学科、人文学)、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32]几个层面的对应关系。但是，对应不意味对立，自然科学和人文的对立是因为二者为了证实各自的特殊性，主动划定难以逾越的边界，建构了排他性的知识体系，形成激进的唯科学主义和唯人文主义。唯人文主义者总是对人文知识范畴之外的自然科学漠不关心，或以傲慢的态度运用人文知识重审自然科学，抑或编织一套人文话术对抗自然科学。稍显温和者也总是不断制造谨慎、警惕、反思等话语，与自然科学保持的距离。唯科学主义者也采取相同的认知逻辑和行动策略与人文主义者对峙。实际上，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是唯科学主义和唯人文主义的对立，并构筑了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势：科学是客观的，人文是主观的；科学是实证的，人文是想象的；科学是理性的，人文是非理性的。而科技是自然科学在实践中产生的各种技能、方法和工具，因而带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和特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作家认为AI写作不是文学，只是AI科技在写作领域的延伸，并不具备情感、思想和伦理等人文精神。

事实上，AI不仅是一种科技，更是一个科技场域，与社会发展、时代诉求和现实生活形成同构关系。AI及其知识体系在多重层面上改变了现实生活，重建了人的存在生态，成为人与自然、社会的新中介，重新搭建了人与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人则深陷其中。可以说，人就存在于AI之中，AI是调配人如何存在的有机组织。在此意义上，AI就不再是一种技能、工具和方法，而是重新锻造人、自然和社会的方式，它融入现实生活，甚至成为现实生活本身。同时，AI有自身独特的演进逻辑，人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AI的发展，但其如何运转却不是完全由人决定的，人只是AI的操作者。人可以通过AI实现个体诉求，但这不足以完全抓住AI的本质。因为，AI重新编织自然、社会和世界的关系网，并把人投放其中。在现代科技出现之前，人对自然的认知停留在宗教层面，人与自然的存在均处于“自为”“自在”阶段。随着现代科技进步，人通过智识性活动逐渐突出主体动能，自然万物成为被征服和改造的客体，“在现代技术中隐藏着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着的事物的关系，技术使得事物不是作为事物而存在，人类用‘技术需要’的尺度把事物变成为加工统治的单纯客体，技术的展现及其与存在者、自然和世界的交往是对事物的损坏、损形和毁灭”[33]。科技成为人不断强化主体性的有效工具，世界的技术化与世界的对象化被牢固地焊接起来。按此逻辑，AI早已为个体设定了现实世界的关系网及其衍生的存在方式，个体失去了选择权利，无法消除和躲避它，只能被动承受。AI建构的数字世界和数字生活已然成为常态化的存在语境，塑造了人的观念和行为，人的主体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虽然人是AI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但当AI成为一种普遍社会共识时，人就必须按照AI设定的规则行事，反之就会遭遇危机。同样，在AI语境下生活的作家无法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随性而言，或者必须遵循事先设定好的传递文学信息的渠道。无论作家如何想攫取文学的话语权，作家都不再是唯一的发言人，反而是AI获取了更多文学操控权。作家想要继续写作，就需要与AI保持紧密联系，使人相信这是一位AI时代的作家，而非早已被现代科技丢弃在故纸堆中的历史遗留物。或者说，文学原本就存在于科技世界中，科技逻辑也是文学存在逻辑的重要部分，科技以或显或隐的多种方式影响文学的发展，作家据此对文学传统做出相应调整。因此，在AI时代，文学写作需要关注的重点对象是科技对文学提出的诸种诉求。如果作家无法洞察AI带来的革命性巨变，顺应AI设定的社会发展趋向，甚至主动割舍与AI的关系，就会陷入高度焦虑。随着AI不断介入现实生活，作家的失重感就会越发强烈，这是科技逻辑逼迫的结果，也是科技发展的必然。因为，“人类的历史是作为外延过程的技术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技术的演化被种种趋势所主导，而人类社会则无休止地与这些趋势作较量。‘技术体系’不断进化，同时淘汰构成社会凝聚力的‘其他体系’。技术发展原本是一种破坏，而社会生成则重新适应这种技术生成。然而技术生成从结构上领先于社会生成(技术是发明，发明是创新)，它在协调技术进化与社会传统间的关系时总会遇到阻力，因为技术变革依其幅度大小总会或多或少地动摇文化的基准”[34]。

当代作家早已感知到AI是不可逆的时代发展趋向，但面对这种存在情境，作家们仍然秉持人文主义观念，认为AI写作是科技对文学的异化。因此，AI与文学之间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也非互为存在的前提，AI只是塑造了特殊的技术环境，可以部分限制和限定文学发展路径，但无法再造文学自身的审美逻辑和发展机制。所以，“AI的文学没有情感”，“未来人的文学不会消失，相反会更加得以彰显”，因此“人类写作存在的理由，就在于当我们书写时，我们经历的，我们感受的独特的东西，可以化为前所未为的创造力”。[35]然而，摆脱这种“技术决定论”的前提是，作家脱离AI构筑的关系网络，但这绝无可能，除非作家放弃与AI相关的任何事物。总之，作家是在AI营造的社会语境中生存，其文学观念和写作行为受制于AI的限定，因而文学必然发生变革。如果从此逻辑来重审文学，毫无疑问会出现新的文学形态，而AI写作就是一个恰切例证。作家为何不能直面AI带来的文学新变，为何要嘲讽和否定AI写作，为何无法以人文和科技互融互鉴的方式来重新理解文学，为何要独占文学话语权？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一条核心线索是作家的唯人文主义观念。唯有对此深刻反思，才能理性认识AI写作的价值和意义，主动接受“多元文学力量的诞生和壮大既冲击了旧有的文学格局，同时也重新定义了个人与主流、大众与权威、多义与同一之间的固有关联”[36]这一客观事实。

实际上，学界执着于讨论“AI写作是否是文学”问题本身就映射了当下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症结。AI写作理论建构的弱化、当下文学创作的同质化，以及唯人文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盛行等诸种原因，推使学界对AI写作的阐释走向“歧路”。学界应将AI写作作为重塑文学边界和审美样态的新契机，甚至以此为基点掀起一场新的文学革命。王尧、杨庆祥、张莉等学者曾发起小说革命的专题讨论[37]，但等不到创作的有效回应，理论也只能徒劳地空转，在孤寂中落幕。AI写作是否让作家意识到自身局限？问题的答案还需作家用创作实绩来回答。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人工智能本体研究”（项目编号：20BZW175）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 现阶段AI写作研究主要集中在AI写作的“主体性”、AI写作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发展、AI写作的伦理风险、AI写作隐含的科技哲学、AI写作与现代性的关系、AI写作与马克思劳动观念的现代转型等方面，涉及文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伦理学，显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研究特征。

[2] 卢文超：《论人工智能作品与人类作品之别》，《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1期。

[3] 韩伟：《论当下人工智能文学的审美困境》，《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

[4] 李河：《从“代理”到“替代”的技术与正在“过时”的人类？》，《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5] 参见尼克：《人工智能简史》，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版。

[6] 转引自元十雨：《图灵的悲剧：“模仿游戏”与性别困惑》，“燕京书评”微信公众号，2021年6月24日。

[7] 参见Pablo Gervás, Constrained Creation of Poetic Forms during Theme-driven Exploration of a Domain Defined by an N-gram Model, Connection Science Volume, vol. 28, no.2, 2016, pp. 111-130.

[8] 参见矣晓沅：《具有文学表现力的中文古典诗歌自动写作方法研究》，清华大学2021年博士论文。

[9] 主流产品有ChatGPT、AI-Writer、AI Story Teller、Sudowrite、Copy.AI、Notion AI、Jasper、Synthesia Do Not Pay、Dall-E-2、Repurpose lO、Jenni Al、Tome、Fireflies、Murf、Timely、Chatbot Live、聪明灵犀、讯飞星火、文心一言、秘塔写作猫、小冰、小微、九歌等。

[10] 由于AI写作具有随机性、即时性、重复性等特征，所以笔者难以统计人工智能文本的数量。仅以公开出版的AI写作文本为例，已出版了弗兰克·怀特（Frank White）利用ChatGPT写作的中篇小说《银河皮条客：第一卷》（Galactic Pimp: Vol. 1）；南韩出版社利用Birampung创作的长篇小说《从今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from Now On）；肖恩·迈克尔斯（Shawn Michaels）联合ChatGPT创作了小说《你还记得出生吗》（Do you remember being born）；罗斯·古德温（Ross Goodwin）在AI的帮助下创作了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松原仁（Hitoshi Matsubara）与AI合作完成了短篇小说《当有一天电脑写起了小说》（Konpyuta ga shosetsu wo kaku hi）；AI写作机器Shelly创作了一系列恐怖小说，并在Twitter上持续更新；Botnik实验室开发了特殊算法，续写了《哈利波特》；郑建宏、黄奖、柏原太贺、美涛等作家使用ChatGPT写作了《AI小说炼成》；以及AI小冰出版了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花是绿水的沉默》。更加引发关注和热议的是，亚马逊推出了200多本AI写作的电子图书，包括《聪明的小松鼠：储蓄与投资的故事》（The Wise Little Squirrel: A Tale of Saving and Investing)、《家庭作业的力量》（The Power of Homework）、《宇宙的回声》（Echoes of the Universe）、《人工智能接管世界一周》（The Week AI Took Over The World）、《爱与科技的融合》（The Fusion of Love and Technology），等等。

[11] [美]玛丽-劳勒·莱恩：《电脑时代的叙事学：计算机、隐喻和叙事》，[美]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12] 宋旭红：《虚拟现实与元宇宙文学》，《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

[13] 参见黄鸣奋：《西方数码诗学六十年》，《国外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4] 黄鸣奋：《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学林出版社2011年。

[15][35] 罗昕：《专家热议AI文学：人类文学不会消失，反而会得以彰显》，澎湃新闻，2023年11月9日。

[16] [美]约翰·巴思：《枯竭的文学》，秦传安译，《中国南方艺术》2015年2月11日。

[17] Roland Barthes, Image-Music-Text, HarperCollins Distribution Services, 1977, p. 147. 转引自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

[18] Jacques Derrida, The Post Card-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87, p. 197.

[19][20] [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7页。

[21] 参见朱立元：《“文学终结论”的中国之旅》，《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1期。

[22] 陈晓明：《历史终结之后：九十年代文学虚构的危机》,《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23] 程光炜：《姿态写作的终结与无姿态写作的浮现：新世纪文学读记》，《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24] 胡哲：《将地域作为方法，是新东北文学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文艺报》2023年6月30日，第3版。

[25] 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26] 王晓明、张宏、徐麟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27] 陈凡、顾斌：《德汉学家：从未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华读书报》2006年12月20日。

[28] 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29] 段崇轩：《“小说”不能沦为“故事”——兼谈新“小说革命”》，《文学报》2023年2月2日。

[30] 江岳：《思想有深度，文学才有力度》，《人民日报》2010年6月29日。

[31] 张大春：《这次小说真的死了吗？》，《远见杂志》2009年2月号第152期。

[32] 黄瑞雄：《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33] 张兴成：《现代性、技术统治与生态政治》，《书屋》2003年第10期。

[34]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 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36] 刘莹：《论新世纪“泛文学”媒介实践的三种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9期。

[37] 参见张莉、李敬泽、贺绍俊等：《今天，小说如何革命？——关于小说革命的专题讨论之一》，《江南》2021年第1期；张莉、东西、路内等：《小说革命，遇到"文学不革命"的时代?——关于小说革命的专题讨论之二》，《江南》2021年第2期；杨庆祥、阿缺、陈春成等：《小说革命，作家需要自我革命——关于小说革命的专题讨论之三》，《江南》2021年第3期；杨庆祥、潘昱竹、杨澜洁等：《中国当下文学需要培养读者——关于小说革命的专题讨论之四》，《江南》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