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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洋惊叹》:太平洋的风
来源:文艺报 | 高红斧  2024年04月10日20:22

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既是一种文学传统,也是一种创作方法。新时期以来,描写我国重大工程的文学作品不少,如反映三峡工程的《国家行动》(何建明),专注青藏铁路的《东方哈达》(徐剑),聚焦港珠澳大桥的《天开海岳》(长江)等等,这些作品紧跟现实,共振时代,深挖工程人事因果,为重大工程作一文学史志,有利于弘扬时代精神、彰显事功价值。丁捷的《望洋惊叹》,副题是“南黄海洋口港的前世今生”,也是一部关于重大工程洋口港的文学作品,旨在为洋口港立传。与其他同类作品不同的是,该作观照不仅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更是历史的,从而让描摹对象的性质起了变化,洋口港在作家笔下成为具有象征意味的物质与精神的自在之物。

超然物外是常态,洋口港其实并非广为人知。从狭义的地理位置、区域经济角度而言,此海港对如东县、南通市乃至江苏省都意义重大;从广义的国家战略而言,此海港对中国乃至亚太经济格局亦有影响。洋口港位于江苏如东县,是典型的离岸型深水港,由阳光岛海上作业区、金牛码头区、长沙镇临港工业区及黄海大桥等陆海配套设施组成,目前拥有3条10万吨级以上深水航道,6座LNG,通用和液化品码头全面启用。洋口港驱动的港口经济,在国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长江经济带布局中居于重要位置,对如东县、南通市经济社会发展举足轻重,远景能否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棋眼”,作品自有水到渠成的逻辑。

《望洋惊叹》围绕洋口港的建设抒写如东人、洋口港的发展史、奋斗史、精神史,如东人数千年来与自然、大海相亲相争,改革开放40年来探索拼搏,20年来向海图强,所涉事件纷繁复杂,相关人物三教九流,故事推演跨越千载,在作家笔下汇聚成“兴叹篇”“惊叹篇”“咏叹篇”三大部分。两条叙述线索在三大部分中齐头并进,一阴一阳,谓之道。“兴叹篇”,起也,叙述洋口港的动议、发端,兼以如东人及其原始精神的发轫、生成,以作家回忆昔年如东调研牵引,杂糅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古今沿革等,全面展现如东“辟我草莱”的历史文化、精神性格,揭示东方大港之因;“惊叹篇”,承转也,叙述洋口港玉汝于成、众志成城的人间奇迹,全面展现如东人“海子牛”的开创历程和奋斗精神;“咏叹篇”,合也,叙述如东、洋口港择邻而处的企业、源远流长的文脉,昭示出洋口大港背靠历史,文化前驱,不断航向深蓝的未来。

《望洋惊叹》抒写一种港口史记。在辐射沙洲中建港,全世界无先例,中国史上更没有在平原淤泥质海岸建港口的先例。自古以来,如东人历经无数天灾人祸,拓荒向海,艰难求生,新中国成立之前,生活图景并无实质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如东人激活了沉睡的文脉文心,敢于“无中生有”,敢于围垦造港,把荒滩泥地硬生生打造出当代传奇,这是如东文化厚积薄发的成果,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在洋口港酝酿、考察、规划、实施、兴建的40年接续奋斗过程中,作品客观描述了一群人物,如决策者中的罗一民,爱国商人杨燕,一线奋斗者单晓鸣、周树立、袁新安、杨镜吾、陈国华,科学家王颖,渔民徐建泉等等,他们都是洋口港开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讲求科学、大破大立、不畏艰难、敢于创造以及为生民负责、为事业负责的精神性格历历可见可感,作家以人、事互推互现,相互成就,共同铸就洋口大港的非物质丰碑。

《望洋惊叹》弘扬一种文化精神。从故事角度而言,现实生活大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只有给出一种正向的文化、精神指向,即具备超越性的文学作品,才有存在流传的价值。丁晓原曾评论到,“从某种角度而言,《望洋惊叹》是一种厚重的精神史叙事,精神叙事的分量很重,感染力也最强烈。”作品着眼于港口,立足于文化,以个体抒写推动宏大叙事,以宏大叙事结构精神文化,作家不避今人,于篇首、“兴叹篇”“惊叹篇”“咏叹篇”分别引用李金华、范仲淹、张謇、罗一民的话,概括如东人的精神特质,从自然地理、宗教文化、人文风情、物产特产详述如东文化流脉,正是这种地方文脉才能结出这种精神之魂,这种精神之魂正是根植于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种文化精神在笔者看来,其实接通的是“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望洋惊叹》呈现一种文明指向。英国学者格林·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这本书里,提出文明的三条标准: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建筑。某种意义上,物质文明也即物化的文明形态,港口特别是海港无疑始终引领文明的风向标。从这个角度看,海港是海洋文明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数千年来的中国,一直望洋兴叹,这是地理和文化决定论的产物。在作家笔下,南通、如东出现了例外,如近人张謇所说,治百里之河者,目光必出百里之外;治千里之河者,目光必出千里之外。办一县事,要有一省之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之眼光。今人李金华所说,“吾乡吾民,韧于性,明于心,敏于行。与洋结盟,问海图新,洋口成港,流沙涌金,千年不弃,成功成仁”,南通人、如东人有世界眼光,地方主政者,咬定目标,不问穷通,不避艰险,接力向海图强,正如作品最后引用“太平洋的风”所喻示的那样,洋口港从围垦造田的靠天安天的农耕文明,终将蝶变成吞吐天下的海洋文明,迎接浩浩荡荡的太平洋的风。

《望洋惊叹》实践一种叙事革命。从性质上看,作品是报告文学;从实践看,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在写作手法与结构上有创新之处。

一是在场写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作者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坚持以“在场”的姿态贯通整部作品始终,从上世纪90年代初洋口港的动议发轫陪省领导实地采访,到2023年最后一次采访登上阳光岛,倾听戴玉强演唱的《太平洋的风》,大有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之感慨。作家深入现场、深入历史、深入文化,从港口建设、文化历程内部视角零距离接触生动的实践,跨越中介直接面对读者,增强了作品和历史的现场感、真实性,而真实是生命力的源泉。

二是双线并行。正如前文提到的,作家从文化和实践两条线虚实并进、相辅相成。在时空布局上,嵌入历史事件,合纵连横毫无违和,把洋口港和如东人的圆形性格塑造得有层次又饱满,正如某学人指出的,作品因此具有多重性价值,既有文学的价值、史志的价值、文献的价值,也有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价值。

三是史记态度。作家敢于以当代为政者入史题记,记述事功事言,以如东人的代言人身份特作标记,体现出忠于事实的良史态度和史记精神,不因人废事,不因人废言。这也是作家的胆略和眼光所在。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