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金：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档案”路径
与历史学界对档案的充分重视和利用相比，档案之于文学研究界似乎稍显陌生。虽然在实际的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利用过相关档案[1]，特别是在现代作家的传记书写与研究当中，但文学研究界对档案文献的关注和利用显然是不够的。这一方面固然是与国内档案管理制度和部分管理者把档案视作“私有财产”的心态有关；另一方面，现代文学研究者以作品为中心的思维和研究方式也对档案文献的挖掘和阐释带来障碍。在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档案文献被现代文学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但也正因为如此，档案文献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持续发掘的一座富矿，或许也是现代文学文献产生重磅发现的最后一个园地，大量与现代文学文献有关的档案等着研究者去发现和讨论。[2]事实上，作为第一手材料的文学档案，其文献价值是很高的。早在1925年7月27日，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工字厅为学生消夏团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3]这一著名论断，提醒学界注意利用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档案的重要性，并将档案与殷商考古发掘、敦煌文献并列，作为新发见的学问。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樊骏在他的代表性论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整体考察》中就认为，档案作为历史文献，“包含更多真实生动的细节和更为具体细致的历史特征，往往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参考价值”[4]。现代文学与民国政治的深度纠缠，更是提升了该时段档案文献的利用价值。它们在发掘和抢救史料、还原作家面目与文学史真相，以及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三个方面都有较大意义。本文拟通过探讨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的类型、特征、意义、方法和局限，来呈现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档案”视角，以期推动档案文献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下一个学术生长点。
一、中国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的类型与特征
赵惠玲、张辑哲主编的《档案学概论》将档案分为公务档案与私人档案，历史档案与现行档案，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与专门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档案、革命历史档案和旧政权档案；并在书中给出了他们作出分类的理由：“档案现象是极为复杂的。为较全面地认识档案，人们往往是从多种角度、采用多种不同方法对档案进行种类认识。每一角度、每一方法所形成的种类概念均有其特定的认识功能，可揭示、反映档案某一方面的属性或特征，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5]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的类型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作出不同的分法，但其落脚点都应该在“文学”上。根据内容区分，可粗略分为文学文本档案、作家传记档案、文学组织档案、文学活动档案、文学媒介档案和文学背景档案等。文学文本档案主要指档案馆藏作家手稿、信札、电文等。从辑佚的角度来说，这些文学文本无疑是下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地方。近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之一的手稿学，也能在档案里找到呼应。比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藏国民政府宣传部档案中就发现了朱光潜《诗论》、朱自清《经典常谈》和老舍《大地龙蛇》手稿。这三本书后来都由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该社是由国民政府中宣部控制的以出版发行宣传国民党书刊为主的文化社，这也是三部手稿保存在宣传部档案中的原因。作家传记档案包括作家个人全宗档案、作家本人填写的各种表格文件、作家出席某些活动的记录等。这些档案对于作家年谱和相关传记的撰写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学组织档案主要指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样的纯文艺组织的档案。文学媒介档案则包括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晨报》、《大公报》等民国出版社和报社中与文学相关的档案。文学活动和文学背景档案，是指散落在档案海洋中的关于现代作家进行文学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背景介绍的文字、图片等。
从档案存在的形态来分，现代文学档案又可分为个人全宗档案和组织部门档案。个人全宗档案是指保留在档案馆、纪念馆、图书馆的现代作家比较完整的个人档案，比如郭沫若的大部分档案保留在中国科学院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茅盾的部分档案材料由其子韦韬2007年捐赠给了桐乡市档案馆（其中包括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手稿），“战国策”派代表作家陈铨的档案保存在南京大学档案馆。类似的个人档案一般包括《个人简历》《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学习成绩单》《调查报告》《说明材料》《证明材料》《交代材料》《补充材料》等，部分个人档案还保留了作家的信函、手稿。组织部门档案主要指民国各阶段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中与文学文化有关的档案，如国民政府教育部、宣传部、外交部以及世界书局、生活书店、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等。这方面档案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比如2021年出版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40—1945》，收录了生活书店第六届理事会会议记录，第六届人事委员会会议记录，第六届理事会、人事会、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会议记录以及附录选取的呈文和信函。它们还原了生活书店从全面鼎盛时期的56家分店，横遭诬陷和摧残而只剩下重庆分店的真实记录，也见证了抗战胜利前夕，生活书店是如何在至暗时刻，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折不挠、英勇抗争的奋斗历程。生活书店出版了为数不少的文学书籍，也有一批文化人围绕着它工作，该书的出版也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史料。又如2018年出版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档案史料选编》，收录了陕西省档案馆所保存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其子体“国立西北五校”在1937年9月10日至1949年9月30日之间形成的有关档案资料4983卷34799件。著名作家柳青的部分档案就在编撰此书过程中被挖掘了出来。
从档案的归属来分，现代文学档案文献可分为官方文学档案和民间文学档案，其中官方文学档案又有国家和地方之分。国家层面的现代文学档案文献主要指民国各阶段政府档案（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汪伪政府）中与文学有关的档案材料，地方档案文献则指民国时期各个省市县留存下来的文学档案。这当中国家层面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目前已有研究者在陆续进行挖掘和整理，但各省市县级档案馆中的文学档案却多半无人问津，这也是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研究下一步的着力点。有研究者就在文章里提出：“地方档案馆的档案使用有很多制约，但文学领域的很多档案是能够看到和使用的。相比于历史学界把档案作为最倚重的资料来源，文学研究界目前对档案的利用其实非常不充分，很少能见到文章中对以档案作为论证的材料。”[6]民间文学档案则指个人私藏或民间博物馆所有的档案文献，一般从网络拍卖平台或旧书交易市场获得，有些甚至是从废纸收购者手里“抢”回来的。民间文学档案可以补官方档案之缺，在研究者使用方面也有相对大的自由度。比如徐国卫和他的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徐国卫不仅收藏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老舍、冯雪峰等作家文人信札，还传奇性地从商贩手中买下装满中国三届文代会档案文献和财务凭证的整整24麻袋资料。这批资料后来由徐国卫提供给学者王秀涛使用，王秀涛在此基础上将文代会研究推动了一大步。
普遍意义上的档案学将记录性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知识性和信息性为一般属性。[7]现代文学档案文献有其独有特征，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界定：其一，原始性、确定性。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真实、客观地记录了文学活动发生和文学事件进行时的情况，而不是事后再去有意收集和编写的。它保留了原来活动时的历史真迹或未经修改的文学文本，因而是“查考当时情况最令人信服的依据”[8]。其二，私密性、限制性。据198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档案法》规定，档案馆中的史料“保密”期限为三十年[9]，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少史料仍处于未解密状态。据媒体报道：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在2011年5月31日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承认还有六成本该解密的档案并未向社会公开，因“涉及国家利益、个人隐私和名誉权”等，“按国际惯例延期开放”。[10]即使是已经解密的档案文献，获取仍有诸多限制。但从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的角度来看，因为时代相去较为久远，再加上之前关注和挖掘的人较少，所以它还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话题。只要研究者足够勤快，发挥“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是能够有所收获的。其三，颠覆性。档案材料的出现有可能对现代作家研究和文学史的相关论述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有时候一则新档案的出现，就可以解决纠缠许久的疑点，甚至推翻之前的结论。比如，此前学界对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的一般认知是国共作家联盟和作为文艺界中间力量的存在，国民政府对于它的工作的展开还是比较支持。其实在档案文献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国民政府社会部早就密谋控制该会。作为“文协”实际负责人的老舍也受到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局的监控。其四，关联性。现代文学档案文献与其他文献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它的系统关联性，一个卷宗档案里可能藏着完整的文学“故事”，档案发掘者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做到史料与史识的结合。一般的手稿研究的重心在对文本生产过程等的解读上，档案则是人和事的结合，研究者需要关联人事，借由档案的契机进入广阔的“史”的世界，再通过文学“叙事”呈现“故事”，得出自己的“论”。
二、档案文献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在经历一个“史料学转向”。有学者指出现代文学研究在史的传统和批评的传统之外，还形成了第三个传统，即“文献的传统”[11]。相关刊物选择稿件和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工作也不断加大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重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现代作家书信、日记、手稿、回忆录等材料的重要性日益彰显。现代文学档案文献作为第一手材料，在文献等级体系里应该是最高的。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点意义。
第一，发掘和抢救史料。档案馆里藏有丰富的现代文学资源，它们静静地躺在宝库里，等着我们去发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它们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属于一种考古作业，而这些档案也就有了“出土”文献的意味。以“二史馆”为例，它保存着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及汪伪政府机构档案。这些档案里存有大量现代作家学者的信札、电文、手稿、批语，其中有从政经历的文人如胡适、蔡元培、郭沫若、余上沅等的材料更多。郭沫若于1938年4月1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9月改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因而“二史馆”藏军委会政治部档案里留下了为数甚多的郭沫若相关档案。这批档案的发掘可以让我们重新梳理抗战时期郭沫若的从军从政行为，探讨其文化政治实践，即郭沫若如何积极回应战争对文艺的要求，进而重塑一个作为文艺动员与宣传领路人的“战时郭沫若”形象。[12]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呼吁抢救民国文学文献。民国文学书报刊等纸质文本因纸张的不易保存和脆化、老化严重，已接近其阅读和使用的期限。据2005年2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目前中度以上破损已达90%以上，民国初年的文献已100%破损，有相当数量的文献一触即破，濒于毁灭。”文学档案文献面临的困境可能更加严重，除了国家级档案馆（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实现了档案的部分电子化外，大部分省市县级档案馆以及各事业机关档案馆藏档案还是以纸质档案为主，一方面利用起来很不方便，另一方面档案一旦出现遗失、损漏情况，将是不可逆的。特别是文学研究界对于文学标象文献的整理和利用并不充分，很多文学档案处于自我隐匿的状态。2021年出版的《李劼人往事（1925—1952）》利用乐山市档案馆藏嘉乐纸厂详细卷宗档案，包括公私信函、会议记录、往来电文、经营册表等第一手史料，呈现了全新的作为嘉乐纸厂创始人和经营者的李劼人形象，称得上是新近出现的李劼人研究的一部力作。但这批档案的留存则可以说是一种幸运。作者在代序里写道：“这批档案史料的命运颇为曲折，它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嘉乐纸厂彻底破产后，从一个多年未开封的柜子里找到的，据说差点就卖给了收荒匠。”[13]与官方文学档案相比，民间文学档案更是处于一种无序和消亡的危机中，除了孔夫子旧书网等少数渠道可以获知部分民间文学档案消息，不少散落到民间的文学档案随时有化为纸浆的危险。
第二，还原作家面目与文学史真相。不少作家有多重身份、多种面目，作家身份而外，有的致力于政治，有的擅长经营企业；有的表面凶恶但心地纯良，有的外表和善在关键时候却显出本性。这样的多重身份和多种面目往往在档案里有所呈现。陈徒手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连续十余年在中国作协档案室和北京档案馆抄录了大量档案材料，主要是会议记录，还有作家来信、交代检查等。他利用这些档案材料和相关口述史料写成了《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和《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改造侧影》两本书，在知识界产生轰动。这两本书披露了不少作家学者的复杂面目。沈从文为范曾调动工作之事尽心尽力，后来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说：‘错了。’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14]在看过众多档案后，陈徒手对老舍有了更多的理解：“‘右派’吴祖光挨斗，老舍会上也频繁发言附和。但私下他对吴祖光又很关照，吴祖光后来去北大荒劳改，老舍买一些吴祖光的画回来，送给吴的夫人新凤霞，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关心。”[15]在现代文学领域，档案文献的价值是一样的。提到胡秋原，我们一般能想到的是“第三种人”。胡秋原在1930年代初相继发表《阿狗文艺论》和《勿侵略文艺》等文章，声称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进而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宣扬艺术至上主义。他自命为“第三种人”，遭到鲁迅、冯雪峰、瞿秋白等人批判。但胡氏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关注的人却不是很多。[16]事实上，胡秋原利用自己参政员的身份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展现了他以国事为重的大局观。抗战后期美国和苏联签订密约，出卖中国在外蒙古和东北的权益以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国民政府在美苏的强压下选择屈服。胡秋原草成《参政员胡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分发众人，力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呼吁民众起来共同反对。这份《参政员胡秋原对中苏谈判之声明》目前似乎没有留存下来，但档案馆里留下了一份《国民参政员胡秋原等提议取消庚子赔款办理教育办法案》。胡秋原等人在这份提案里认为“庚子赔款乃不平等条约结果之一，亦国家巨创深痛之一”，“此款一日存在，实吾人精神上物质上之一大苦痛”，[17]进而提议国民政府通过与英美政府谈判取消庚子赔款，其用途由政府统筹支配，原有庚款保管办理文化事业机关，即行撤销。胡秋原等人认为此举可以维护国家行政之统一，洗涤四十年耻辱的伤痕。除去还原作家面目外，档案文献还可以带着我们祛除遮蔽，找到隐藏在背后的文学史真相。比如师陀的“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题材”的《争斗》，学界此前一直认为它是一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从1940年11月2日起先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连载了前七章，后因香港沦陷被迫停止。再后来师陀以《无题》为名在上海《新文丛之二·破晓》发表了《争斗》的第八、九两章，小说后续章节未见发表。近年来，有研究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档案室里找到了《争斗》四章手稿（一〇、一一、一二、一三）和第三章到第一三章的复写稿，复写稿中的第八章又是此前未曾出现的重要内容。至此，“一度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师陀本人认为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争斗》，终于回归了它历史的本真”[18]，完整地呈现在读者和研究者面前。
第三，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经过数代学者的辛勤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对象和研究方法已经基本固定，这一方面说明作为学科的现代文学已经很成熟，甚至到了内卷化的地步；另一方面似乎也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到了一个再出发的阶段，研究者们应该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去不断找寻新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提倡现代文学研究的“档案”路径，让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到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的价值，进而对相关文献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相信是有其意义的。比如抗战时期戏剧机构研究，彼时戏剧在抗战宣传和社会教育上所起的作用得到高度重视，出现一大批戏剧机构。此前学界对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孩子剧团、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等已有关注，但更多的还是利用报刊、日记、回忆录等进行研究，相关档案挖掘得还不够。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来说，“二史馆”保留了大量国民政府各部门与该校的往来信函、电文，其中光教育部就办校经费、师资选聘、学生运动、剧本审查、剧本评奖等与该校校长余上沅的通信就有上百封。这些档案材料的挖掘将大大推动对这一民国时期唯一国立戏剧学校的研究。除了这些已有关注的戏剧机构，教育部戏剧教育队、军委会政治部教导剧团、戏剧指导委员会、戏剧编修委员会、部立戏剧学院和话剧实验剧团等一大批战时戏剧机构此前少有人关注，这些机构又有田汉、洪深、熊佛西、陈瘦竹、马彦祥、向培良等诸多戏剧家参与其中。相关文献还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等着研究者去发现和整理。再比如此前学界对北伐时期郭沫若研究多集中在郭氏本人创作文本和他人日记、回忆文章等相关文献上，所得研究成果陈陈相因，不少问题都只能从缺或从疑。当研究者把视线转移到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郭沫若档案时，视野就开阔起来了。举凡郭沫若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文件、郭沫若辞去政治部副主任上中执会呈、郭沫若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副党代表任命状和印信、郭沫若任四川省临时政务委员名单、郭沫若为组织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调查委员会上中央党部函、郭沫若为报告江西清查逆产委员会成立办公致中央党部函和派郭沫若任上海政治工作指导员函等，关于郭沫若这一时期的各种档案文献都留存在了国民党党史馆里。通过对这些档案的仔细研读，将能厘清和坐实彼时郭沫若的一些问题。海外档案馆藏现代作家文献也值得重点关注。林语堂翻译《红楼梦》稿本、胡先骕翻译《长生殿》稿本、胡适致陈受颐数十封信札手稿、郁达夫1936年访日档案史料等都是在国外档案库里找到的。相信还有更多现代文学珍稀文献尚尘封在海外档案馆中。[19]
三、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的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现代文学档案文献有其自身独有的特性，那么针对它进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此前学界对于这一点所进行的思考不是很充分，在这里就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研究的方法做一点初步的探讨。
首先是有所准备和选择。当一个研究者进入档案馆的时候，各个卷宗的档案文献就像一片海洋向你席卷而来，研究者很容易就陷入史料的汪洋大海中。这也是刚开始查阅档案文献很容易遇到的问题，找不到重心和目的，再加上档案馆对档案的分类缺乏系统性，文不对题的现象也很普遍，光简单地看档案目录或者使用检索系统，根本查不到你想要的内容。这样阅档的时间一久，研究者就会感到乏味和疲惫。所以研究者在查阅档案文献时，一方面需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积累和主体意识，当做到了这一点，一些看似“无用”的档案也许就成了苦苦寻找的答案；另一方面，研究者还需要有清醒的“文学”本位意识，即将注意力集中到文学档案和与文学有关的背景材料。历史学界关注的是档案里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文学研究界则要立足于档案里的作家作品，致力于解决文学问题，如作家传记、年谱相关问题和作品的辑佚、版本问题等。与此同时，文学组织、文学活动、文学制度和文学背景也是查阅档案时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学者李怡曾指出：“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是色彩、品种、形态都无比丰富的‘大文学’。‘大文学’就理所当然地需要‘大史料’——无限广阔的史料范围，没有禁区的文献收藏，坚持不懈的研究整理。”[20]如此丰富的档案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将为 “大文学”提供坚实的“大史料”支撑。
其次是辨别真伪。按照马克·布洛克在《历史学家的技艺》里的分类，档案文献属于“无意史料”，一向被认为是比较可靠的，“甚至在今天，我们中间谁不想先掌握内阁的秘密文件、军事首脑的机密报告——而非 1938 年或 1939 年的各种报纸——呢”。但布洛克同时也说道：“这并不是说，这类文献比其他文献容易避免错误和谎言的毛病。冒牌的教皇谕令不在少数，也不是所有的大使报告、商业信件都在讲真话。”[21]这就意味着档案也有真伪之分，需要我们在使用前先进行鉴别，去伪存真。比如《顾准自述》中披露的一些类似档案的交代材料，多为顾准的自诬之辞，如果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来判断他在彼时的思想状况，则可能与现实相去甚远。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已经作出了警醒：“当代文学的档案史料虽然不是很多，但在利用的时候也要充分注意到，一些汇报材料、总结往往因为各种史料制造者的身份、利益关系存在夸大、隐瞒的情形，对此我们应该充分地辨析，慎重使用，一般客观事实的陈述相对可靠，而涉及价值判断的内容则要小心。”[22]现代文学档案文献亦是如此。一方面，近年来网络拍卖市场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作家档案，一些学者围绕这些材料撰写了相关论文，但同时也要注意类似档案作伪的可能。另一方面，档案上的信息也未必可靠，出于各种主观上的考量，档案提供者或制造者会有意地夸大或隐去个人生命史上的部分史实。比如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有一份《梅光迪出国留学有关文书》，此文书里有一张梅光迪自己填写的《履历表》，梅氏在“何校毕业或曾充何校教员”里是这样填写的：“美国西北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曾任南开大学英文主任半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西洋文学教授二年、东南大学西洋文学主任兼教授一年。”[23]但据学者杨扬和眉睫考证，梅光迪并没有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梅光迪的这份《履历表》是存疑的。[24]
在档案的具体使用过程中，和报刊、日记、回忆录等已有史料相互印证与补充也很重要。虽然档案属于第一手史料，但还是不能打破孤证不立的原则。学者王海光就曾指出档案文献的有限性，它对历史的记录“有很多是经过选择性处理的”，这就可能导致历史细节和历史背景的缺失。因而在探究重大历史事件时，“不仅要有档案文献，还要靠当事人的回忆录，否则一些重要的情节和参与者的情感心态是很难清楚的”。[25]茅海建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中也提醒研究者，自己通过“张之洞档案”寻找到了戊戌变法的另一面，但是“读者若要建立起戊戌变法史的完整认识，当然还要去看看其‘正面’”[26]。还是以“二史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评奖活动相关档案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据档案显示，该奖励是当时最高级别的学术奖，并有高额的物质奖励。它设有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古代经籍研究和自然科学等类别，每类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3名、三等奖4—8名不等。从1941年到1945年，该评奖活动每年举办一次，1946—1947年两年合并为一次。其中1941—1944年的学术评奖相关事项档案馆只留下一份《历届获奖作品及作者题目录》，1945年和1946—1947年的两次学术评奖活动则保留了完整的专门著作申请奖励说明书及学术著作审查意见表。1948年的学术评奖活动则没有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档案中留下痕迹。但在《教育部公报》上有一则“教育部训令”：“查本部三十七年度申请学术奖励作品，截止日期，业经延长至十月底，并登报通告在案，兹为广征国内创作发明之优良作品，得尽量列选起见。凡属学术团体，应就各会员社员，广为推荐，确具有学术价值之作品，呈部审核，除分令外，合行检发学术奖励规则一份，令仰遵照办理。”[27]由此似乎可以初步推测1948年的学术评奖活动是举办了的。[28]报刊材料在这里就起到了补充档案文献的作用。
最后是关联人事，连珠成串。如前文所述，档案文献具有关联性，如果将留存于作家或家属手中的单纯著作手稿比作大树，那么档案里的手稿就是“树林、林场、植树人、伐木者、木工的共在场域”[29]。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叙事”手段将作品和人事关联，把这个林场、植树人和伐木者共在的场域呈现出来。沈卫威教授在《民国部聘教授及其待遇》中利用档案材料展示了两届“部聘教授”的评选程序及实际待遇，同时将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真实的人性在民国学术现场呈现出来；在《救助失业病重的教授、作家》里他又使用国民政府教育部、宣传部档案梳理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贫困教授、作家的救济情况，同时将文化人在特殊时期所遇到的困境和自救情形一一道出，绘制了一幅战时文人百相图。笔者目前在研究的课题“‘二史馆’藏创造社作家档案整理与研究（1938—1945）”亦是如此，将档案作为切入点研究抗战时期创造社作家的文学和政治活动，通过第一手材料的发掘来梳理创造社诸人与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电影放映队、抗敌演剧队、抗战歌咏队、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戏剧节的关系，进而呈现该时期广袤的文学图景；同时将个人参与的文学活动与集体的文学组织和规章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呈现抗战时期个人复杂的面向之外，更侧重突出特殊时期文学存在的形式和意义，即文艺如何回应抗战的需求。其最终目的还是通过将“二史馆”里有关创造社的档案文献连珠成串，重绘“政治创造社”地图。
四、关于现代文学档案研究的一些思考
档案文献属于第一手史料，在史料等级中居于较高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档案文献就有绝对的话语权，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不宜过分夸大档案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进行相关价值判断的时候应该慎重。对于新的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的出现，不夸大其重要，不进行过度阐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样才能形成档案文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良性互动。同时，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利用新发现档案文献时还需要注意保持对共识的警惕，要跟已有的研究保持对话，只有这样才不会掉入用新材料印证旧问题的陷阱。“如果仅是为现有研究增填注脚，那么有无档案材料其实是没有任何价值的。”[30]比如2006年出版的王友明《革命与乡村》致力于研究莒南土改，该书运用了大量档案材料论证这样一个命题：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并没有造成土地分散。殊不知美国学者胡素珊早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就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王著并没有突破胡素珊的结论，并没有充分挖掘出档案带来的巨大信息，而只是急于用档案印证简单的命题。与印证旧问题相对的是利用新的档案文献解决新问题。在挖掘出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之进行理性、历史、逻辑的审视，提出独到、深入的新见，力图解决重大文学（思想）史问题，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必然走向。陈徒手对中国作协档案的研究、王秀涛对历次文代会档案材料的研究都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进行的，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此外，现代文学档案研究者还需要有迎接理论挑战的自觉和能力，将史料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学者黄发有在探讨当代文学期刊研究存在的问题时写道：“目前的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缺乏自觉的理论支撑，大多数成果仅仅满足于对期刊材料的梳理，对刊载的作家作品进行文化透视与艺术分析，对期刊现象进行表浅的描述，对编辑团队的构成进行简单的介绍。……当代文学期刊研究当然需要史料方面的长期积累，还需要研究主体有独立的思考和见解，而且这种思考和见解不是随意的、零碎的，应当对当代文学期刊的内部结构和整体状况都有准确的把握。”[31]现代文学档案研究同样不能仅仅满足于史料的简单呈现，研究者要在多元维度下审视档案文献，在文本之外，也重视它在文学组织、文学制度、文学生态乃至文学“故事”方面的多重呈现，力图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和代表性的“独门绝技”。
具体到操作层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有不少。从制度层面来说，中央和地方各级档案馆应该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放开阅读权限，组织人力物力对原始档案进行电子化作业，允许对部分档案进行复印。在实际的查档过程中，研究者遇到的困难实在太多。樊骏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国现行档案制度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体制、作用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藏轻用’的偏向”，而这种制度带来的结果无疑是让人痛心的：“档案馆诚然承担着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为一部分档案保密的职责，但毕竟不同于机要机构，保管不等于保密，即使尚未开放的档案，经过一定手续，也仍然可以供人使用，决不是保密得越严格越好。……与一些档案事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档案馆的业务是相当冷清的，远远没有发挥它在社会生活各领域所应有的积极作用。”[32]从国家资助层面来说，档案文献的发掘和整理是一个类似于“田野作业”的工作，再加上前文提到的档案管理中的种种约束，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财力，交通费、住宿费、复印费等都是一大笔支出。而留存在档案库的不少现代文学档案文献正处于消亡的过程中，有鉴于此，建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类基金对此进行倾斜，以利于研究者在相关项目经费支持下，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深藏在档案馆里的现代文学档案文献整理出版。从研究者层面来说，最好是由团队来进行分工合作，一方面，各类档案馆档案文献众多，穷一人之力不可能完成；另一方面，也要尽量避免研究者扎堆在同一个档案系统进行重复挖掘和作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在这方面，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带领的“二史馆”档案整理与研究团队做得较好，团队分别对国民政府教育部、宣传部、军委会政治部、国史馆、礼乐馆、国立编译馆等部门档案进行挖掘，已找到大量新文学作家手札及手稿，定期在档案文献的发掘与整理方面进行交流讨论并撰文发表，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已产生一定影响力。如果学界能够多一些这样“田野式”作业的团队，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的研究前景将会更加光明。
余 论
近年来，有高校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设置为与中国现代文学并列的二级学科[33]，学界在致力于发掘和整理多元、丰富史料的同时，现代文学文献学相关理论形态建构和标准制定也成为热议话题。基于此，笔者在这里初步提出一个“现代文学档案学”的动议，旨在呼吁研究者们身体力行地去关注和挖掘现代文学档案文献，打开新的视野，开拓新的路径和研究领域。一般而言，先做大量的实际研究工作，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和论证，最后提出建立新的学问才符合学术伦理。但考虑到目前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关注实在太少，同行者颇为寂寥，笔者也就不揣浅薄做此动议，权当呼吁。具体来说，“现代文学档案学”主要以国内外各档案馆馆藏的现代文学档案文献为关注对象，致力于发掘档案里隐藏着的大量的作家信息和文本信息，进而丰富和完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果说历史学界对档案的利用首先在于呈现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史实，“文学档案学”则横跨文学和档案学两门学科，将视域放在档案馆里的文学作品、手稿、版本、目录、书信、作家本事等跟文学密切相关的文献上，借鉴档案学相关规范对这些文学文献进行分类处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则需要由文入史，参照其他文献史料，最后通过文史互证的方式得出自己的结论。此外，“文学档案学”不仅关注作家作品，文学组织、文学制度、文学生态等都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档案”路径为打通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同时也为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大文学”的倡导展开了新的研究图景。
注释：
[1]如钟桂松对茅盾档案、李斌对郭沫若档案、易彬对穆旦档案、席云舒对胡适档案、孔刘辉对陈铨档案的使用等。
[2]当代文学档案文献有其特有属性，获取难度也更大，本文将讨论范围限定在现代文学。客观上来说，现代文学档案文献的管理相对宽松，这也为现代文学研究“档案”路径的实践提供了便利。
[3]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4]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整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
[5]赵惠玲、张辑哲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6]王秀涛：《地方性史料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7][8]赵越：《档案学概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51页。
[9]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档案法修订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草案）》规定，档案开放期限由三十年缩短为二十五年。
[10]参见《国家档案四成公开》，《人民日报》2011年6月11日，第11版。
[11]张春田：《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传统》，《书城》2022年第1期。
[12]参见曾祥金《郭沫若与电影放映队关系考——以“二史馆”藏档案为中心》，《郭沫若学刊》2021年第3期。
[13]龚静染：《李劼人往事（1925—1952）》，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页。
[14]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15]《“思想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老年生活报》2013年9月11日。
[16]学者古远清、秋石等对此有部分关注，但没有涉及档案材料。
[17]《国民参政员胡秋原等提议取消庚子赔款办理教育办法案及外交与教育等部商办往来函件》，《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147页。
[18]慕津锋：《师陀长篇小说〈争斗〉：从“未完稿”到“完成稿”——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争斗〉档案的发现与考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7期。
[19]这里要感谢徐自豪老师的指教。他提醒我注意海外档案馆藏现代文学档案文献。
[20]李怡：《“大文学”需要“大史料”》，《当代文坛》2016年第5期。
[21]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22]王秀涛：《当代文学史料的等级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23]《梅光迪出国留学有关文书》，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案卷号：399。
[24]参见杨扬《海外新见梅光迪未刊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眉睫《梅光迪在哈佛大学的学位与职称》，《中华读书报》2012年6月20日。
[25]王海光：《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
[26]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27]《教育部训令：高字第五四九九八号》，《教育部公报》1948年第20卷第10期。
[28]具体参见曾祥金《民国教育部学术评奖活动及其文学史料价值》，《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1期。
[29]沈卫威：《新发现抗战初期〈对日煽动宣传之意见书〉及鹿地亘手书稿本》，《鲁迅研究月刊》2021年第11期。
[30]徐进：《地方档案的解读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新进展》，《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31]黄发有：《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进展与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期。
[32]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整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4期。
[33]四川大学文学院于2019年首次获准设立“中国现代文献学”二级学科，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并开始招收“中国现代文献学”方向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