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建国先生多年来坚持报告文学创作，长期立足电力行业生产生活的第一线，书写电力行业配合国策，因应时代变化所展开的重要社会实践以及在电力事业推进中经历的重大事件，讴歌行业先锋，弘扬电力行业劳动者爱岗敬业、披荆斩棘，向社会输送“热能”的精神风采。他以对文学的热情、对电力事业的热爱躬耕于行业报告文学的园地，多年辛苦不寻常，潜心创作出成果。这本《光耀荆楚》既是他用心动情之书写的文学结晶，也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捕捉时代的光影变化，感时而动、应势而发，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用文字擎起时代精神风旗的见证。

读完这部报告文学作品集，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两句话，第一句就是“把作品写在祖国大地上”。徐建国先生在电力行业的宣传岗位上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培养了敏锐的宣传报道意识——这也是一种鲜明的岗位意识。基于这种意识，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就具有较强的“宣传性”——这也凝成贯穿他整部集子的稳定的文学品格。不过，“宣传”要动人感人，要通过足够的“表现力”去产生“可信度”，不是闭门造成就能实现，需要写作者走进生活现场、走到火热的工程建设一线、走入劳动者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深处去采撷创作素材和充满华彩的精神片段、生活截面。所以，徐建国的报告文学当中印刻着他走进扶贫地区，走进西藏电力工程一线，走进行业先进人物的家庭、工作环境的身影。源源不断的文字“输出”的背后，是一个写作者沿着电力事业发展轨迹，追索先进人物的人生之路步履不停的足迹。电力行业有其自身的特点，电力行业的先锋模范、普通而不平凡的劳动者固然有一切先进人物身上所具备的共同的优秀品质，然而这种品质的形成、体现仍然要以他们具有个性色彩的个人生活与具有行业色彩的“公共生活”为基础和媒介。这就决定了写作者不能从生活现场撤退，不能忽视行业特征为写作设置的条件和前提。可以说，要把握行业特点“报告”清晰、叙“事”动人、写人传神，就要求作家置身于生活现场、工程建设现场，把眼见、耳闻、心之所动、情之所感，把在生活现场收集吸纳的种种生活气息、人物的情性印象，经过文字和主体情智深度熔炼之后，再向世人捧出“成品”。光从统计数字、设备参数、发展指标、图谱表格、人物获奖信息里总结经验、树立典型，宣传“行业精神”，无疑是“茫若捕风”。实际上，由于具体行业的特征与受众的生活之间存在距离和知识隔膜，如果不能深入生活，写出现场感，使对行业领域中人与事的“形塑”落在与大众的认知可沟通的层面上，读者是难以理解和感知“负载”了行业特性的事件与人物的。徐建国的写作注重宣传性，但宣传来自对于基层的深入、对于生活现场和建设现场的深掘，来自他屐痕处处的“发现”。像徐建国这样凸显行业特点的写作者，首先是拥抱了火热的生活，跋山涉水，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上铺开的电力扶贫、电力行业发展的事业版图，才使文字具有宣传上的“说服力”“鼓动性”。跟随电力事业“谋篇布局”的大势以及建设者的足印，把文学作品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生活的现场，“报告”才能入人心，动人情，启人奋发，文学才能抚摸读者心灵的每一次悸动。

第二句话也是作品给我的第二个印象，就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这句话在大众传播中的流行压缩了可细品的意义空间，有了俗套的意味，但如果从文学、叙事穿透认知障蔽、消除幻象向众人坦陈真相的复杂与真实的沉重来看，却是大实话。报告文学这个文类的社会功用比较受关注，发挥社会功能既是创作者重要的创作意图，也存在于不少阅读者的阅读期待之中。实际上，报告文学很多时候也确实发挥了“校正社会认知”的作用。在认识上“纠偏”，破除“误解”、打破“隔阂”，促进理解，帮助公众更加深入地体认生活的复杂与丰富、世界的多样与斑斓也是“报告”的功效之所在。《光耀荆楚》的不少作品因为饱满的“写真”也达致“去蔽”的效果，能够让读者看到电力行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电力部门如何遵循国家发展大计而扎实工作，电力行业的建设者、劳动者如何与其他行业的工作者一样以对国家对行业对人民的爱、充满韧性的坚持无悔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伟大。作品中大量的细节描写有力地破除了电力行业是所谓的“电老虎”的旧印象，也反拨了公众对于电力行业“高收入、高保障、活少钱多、日子舒服”的“固见”。比如书中的几个重点作品，专写国电公司结合行业特点，深入贫困地区开展工作，打硬仗，求实效。扶贫工作既要打消群众的疑虑，进行思想发动，又要克服地理环境上的不利条件把事做实做细；既要绿色扶贫，又要“造血”扶贫；既要精准扶贫又要追求长期效益，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电力部门上上下下一条心，没有打退堂鼓的，没有临阵脱逃的，反而是老将带病出山，新兵无畏向前，硬是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扶贫成就，今天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改善，确确实实是有人为我们负重而行。作品当中关于西藏建电站的许多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工人们面对缺氧的情况和高原环境带来的体能挑战，每两小时就得交替休息再爬上高架铺线；比如技术组的人员克服痛苦的身体反应，高强度作业，勘测环境、制定计划，为后续工程节约时间；比如电线铺架跨越雅鲁藏布江，要攻克一系列技术上的难题，所有人夙兴夜寐、精准规划确保使命达成。这其中，关于电线铺架的难度和电力工人、一线建设者的艰辛，他们的付出以及这种付出所折射的精神意志、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令人动容。这样充实的、细致的、清晰的书写能让读者深切地体会到，所谓电力行业并不只是几个流行的标签就可以去全部认识的领域。机器轰鸣、轮盘飞转、灯火通明、热力满满、凉气舒爽的背后是多少人在静默地坚守，是一个行业在社会发展的变局中努力前行。

总体来说，徐建国仿佛一个追光者，在《光耀荆楚》当中用散发热度的文字提供了体现行业特点同时又超越行业的特殊性，反映了普遍的时代发展主题与精神风尚的时代记录、生活纪实。这是作家站在生活现场向我们的时代所奉献的一首赞美诗。作品集也跟今天很多报告文学作品一样，主动感应时代和行业的发展变化，把时代的发展命题变成创作主题。普列汉诺夫曾说：“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这一点再没有比在艺术和文学的历史中表现得更明显的了。”文学是“复杂的社会知觉结构中的一部分”，虽然不能说我们理解了文学，就等于理解了社会，但是“社会”和“时代”确实就在文学之中。文学与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对于注重呼应“时运交移”的报告文学来说，“时代”始终是一个大写的关键词，就徐建国的报告文学创作来看也是如此。整个集子当中的作品主要是两大类，一为“大事记”，即记录电力企业行业建设、国策执行和事业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二为“人物传”，也就是书写行业领域当中的先进人物，从他们的人生选择、典型事件、工作成绩、生活态度里揭示不平凡的思想境界、刻画高尚的精神人格。前者涉及时代发展、社会建设的重要命题，后者则由模范的言行举止、感人事迹、品性操守反映时代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两类作品在写作策略上各有侧重。写“重要事件”，作者“起笔落墨”往往依“由大到小”之法。从“大处”着手，首先阐明“重要事件”的政治前提和国家意志的指导，从国家领导人的指示、重要文件精神和国家政策层面高屋建瓴地说明“事件”开展的由来、动因和政治保障，强调“事件”推进的政治意义、社会价值，接着顺转到整个行业对于政策的领会、总体规划，然后聚焦规划层层落实到不同单位、部门和组织机构以后的展开过程，详写一线施工单位、基层部门包括普通职工、扶贫对口村镇的村民参与“事件”、落实“任务”的“微小、具体而不乏典范意义”的各个片段。作品在“事件”落实、落地的复杂“流程”中铺陈生动翔实的细节、典型“情节”、错综复杂的关系，抓取特定的“瞬间”，点燃其中潜埋的精神引线，照亮“事件”蕴含的价值内涵。当大的政策落在执行环节的细部时，方向的正确已然由国策和国家意志天然地予以保障，局部的矛盾、冲突、困难、波折固然不可避免，而且这也是“报告”当中不可回避的“事项”，但总体上因为众志成城的努力，结局完满，事件以目标达成而画上完满句号，火光在前，前途光明，而胜利是被创造的现实。写“人物传”，作家擅长以“从小到大”的方式调度全篇。《光耀荆楚》写“事件”注意从“大局观”与“高站位”来“俯瞰”行业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社会影响，目光投向人物时，则常常俯下身子，“仰望”一线建设者、劳动者和普通党员。作者乐于为电力行业平凡而不普通的小人物“立传”，比如基层客户服务中心的党支部书记，比如供电所所长，比如退休之后发挥余热的女职工、老党员。其实，在和平时期，投身祖国建设大业的普通劳动者、基层干部、一线职工，这些所谓的“凡人”正是共和国的脊梁。徐建国的报告文学集浓墨重彩，把小人物写“大”，凸显小人物身上的大境界。当读者从人物事迹当中感受到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对个人欲望的满足去实现，而往往需要人将自己投入超越个人的、更高的、更具有总体性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求的时候，就能理解这些梦想着比个人私利更好的意义和价值的个体有多么不平凡，就能够理解写出这种凡人之“大”的作品实际上内含朴素而可贵的“希望的原则”。

作家作为追光者主动摄录时代光线的跃动，自觉地用文字去“发光发热”，由此奉献了一种明亮温暖且宽厚的写作。我们一次次在“高热”的文字里目睹有社会责任感、有进取精神的企业以及可敬的行业劳动者在社会实践当中、在发展命运里不断成就的高光时刻，也不断在文本结构和叙述的声音里确认时代正是朗照文本的光源所在。

坚持报告文学创作不容易，写好报告文学更不容易。我们的报告文学一方面自现代以来形成了优秀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报告文学尤其当代进入成熟期甚至表现出“缺乏自我更新内生力”的“过熟”状态的报告文学写作又在“叙述语法”“写作范式”上形成强大的文学惯性。如何反拨这种文学惯性，面对当前各种非虚构写作的大胆尝试对传统报告文学写作造成的“挤压”，从套路与惯性中突围而出，探求报告文学之艺术性与社会功能相谐和的平衡之道，是有志气的创作者应该认真面对的挑战。今天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者或许可以培养更为开放的“文体意识”，重审创作上的“陈规”，勇于试验，比如更多地借鉴诗歌、戏剧、小说的艺术手法，丰富“报告”的手段，强化文本叙事上的“造型能力”，增强文本的审美意涵，提高报告文学可读性和艺术性。报告文学除了以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的方式去揭开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的真相之外，其重要的价值之一还在于启发和塑造公众的认知能力，提供一种拨云见日的敞亮的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只能为公共意识所牵引，甚至全盘照收公共意识对个人的强制来进行“输出”。报告文学的创作者必须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谁在报告？向谁报告？报告什么？毫无疑问，报告文学写作会表现某种公共立场或内在地以某种公共意识为依据，但是，我认为，任何进入报告文学中的公共意识都必须经过创作主体的主观精神的熔铸、“创化”，然后再以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达才可能是“合情合理”的，才能“声入人心”、理入人心、情动人心，才能真正刺激读者麻木的神经，掀起读者和大众心灵与思维结构之中的“革命”。报告文学可以表达公共认知、公共意识、主流观念，但不能丧失创作者的主体精神。一旦创作者缺乏明确的主体意识，面目模糊、精神虚化，报告文学传达的“公共意识”也就僵硬而可疑。当报告文学以“公共性”驱逐了“个人性”而堕入“匿名写作”之泥淖，“报告”和“文学”就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另外，我始终认为报告文学的“报告”无须以放弃“有深度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为代价，在自反式的认识中发现世界、群体以及个人的缺陷，指出缺陷的存在，思考改善的可能，并不折损现有成就的伟大，反而能以另一种方式激发奋斗意志、善良愿望以及健全我们的认识的热望和投入实践的热情。什么是理想的报告文学没有一定之论，但是文学的虔诚信徒会一直“在路上”跋涉，万水千山走遍，只为寻一颗理想的明星。对于徐建国这样已经取得创作实绩的写作者来说，《光耀荆楚》不会是一个休止符，而是标下新的起点。今天我们已经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时代之光、电力之光，感受到正大光明的写作蕴含的精神之光，相信未来他会以新的作品化为明亮的光束，照向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