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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与“情感”——论莫言新剧《鳄鱼》的两个象征维度
来源:《当代作家平路》 |  杜鹏  2024年03月13日08:48

《鳄鱼》(1)是莫言在继《晚熟的人》之后拿出的又一部新作。莫言虽然以小说创作闻名,但是他多年来一直尝试着进行不同文体的写作,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戏剧。在莫言的文学创作中,戏剧创作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话剧作品《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都已被搬上舞台,在国内外先后上演了百余场。早在2011年,莫言曾坦言:“戏剧创作方面,我是一个学徒。但我有成为一个剧作家的野心。”(2)由此可见,戏剧创作对于莫言来讲,显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并不是玩票之举。就在《鳄鱼》即将上市之际,莫言还专门谈到,他参观莎士比亚旧居时曾发下誓言,愿意用自己的后半生完成从一个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身份转换。(3)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年之后写出的这部《鳄鱼》,可以看成他的一部“转型之作”。

《鳄鱼》是一部莫言构思多年的作品,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讲一个潜逃到美国的贪腐官员单无惮,在生日派对上得到了一条作为礼物的鳄鱼,故事围绕着这条鳄鱼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展开。在美国的10年间,单无惮不停地为这条宠物鳄鱼更换更大的鱼缸,而这条鳄鱼也随着领地的扩大而越长越大。在《鳄鱼》的后记中,莫言坦言:“人的欲望就像鳄鱼一样,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营养,便会快速生长。”在这部剧里,莫言所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着各自的欲望,单无惮之外,其他角色也都各自用欲望滋养着心中的那条鳄鱼。故此,“鳄鱼”既是这部剧作的题目,也是这部剧作的核心意象,正如卢卡奇所言,“戏剧形式的本质是使前后矛盾、智性上不相容的诸多要素悖论性地在感性上获得一致,并将之体现在感性象征中”。(4)正因为鳄鱼这个感性象征的存在,才使得剧中的所有角色拥有了区别于血缘关系的另一种关系,也就是“共生”的关系,正如德勒兹所言,“如果说进化包含着任何真正的生成,那么这只能是在共生的广阔领域之中,正是共生使得迥异的等级和领域之中的存在物彼此互动,但它们之间却不存在任何可能的血缘关系”。(5)正是这种“共生”关系,使得这部剧的所有角色都与这一感性象征——鳄鱼——存在互相转化的关系。一条来自野外的鳄鱼自从被老黑带入单无惮家中后,越发地拟人化,而那些和鳄鱼“共生”的人们,则越发地拟鳄化。而这种跨物种的互动关系始终贯穿着这部剧,并使剧中人物产生有机的关联。

动物一直是莫言处理最多的题材之一。在莫言的代表作品如《蛙》《生死疲劳》中,动物始终是核心意象。张清华曾经评价莫言的动物书写:“在当代,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莫言这样多地写到动物,这是莫言‘推己及物’的结果,人类学的生物学视角使他对动物的理解是如此丰富,并成为隐喻人类自己身上的生物性的一个角度。”(6)人与动物关系学家詹姆斯·瑟普尔曾用两个维度来解释人类看待动物的文化差异:第一个维度是“情感—我们”,即对动物的情感感受,包括我们是否认同动物;第二个维度是“效用—我们”,即认为动物对我们有用还是有害。(7)在《鳄鱼》这部剧中,鳄鱼作为剧中的重要角色,也作为剧中其他角色的欲望象征,本身就带有这两个维度的特征。从“效用”的维度来看,鳄鱼在剧中不仅仅是一只宠物,还和剧中的人物一直有一种互动关系。一条会说话的鳄鱼首先也是一条会听话的鳄鱼。从“情感”的维度来看,鳄鱼作为欲望主体,作为世俗中“人”的一部分,是剧中人物所不可能割舍掉的。换句话说,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欲望这条鳄鱼孕育出来的结果。本文将从鳄鱼这个意象的两个维度入手,提供一条理解《鳄鱼》的线索。

“效用”维度

在多种文化中,鳄鱼都是欲望的象征。正如动物学家马蒂·克伦普所言:“长期以来,人们为了性而利用鳄鱼。古埃及人把鳄鱼牙绑在右臂上以刺激性欲。如今,中国人把鳄鱼阴茎制成胶囊,并说100%纯天然,没有任何副作用。”(8)而鳄鱼的“效用”和它所特有的象征意义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这部剧中,当老黑将鳄鱼献给单无惮时说:“现在,富贵人家都流行养这个。我猜老爷一定喜欢。”在这里,“富贵人家”揭示了单无惮贪污受贿数额之大与曾经的身份显贵。尤其当老黑说,“想想吧,家里养着一条龙”,更使得鳄鱼的“效用”凸显,也促使单无惮力排众议留下这条鳄鱼。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驯养龙的历史可追溯至夏朝帝舜时期。(9)从二里头出土的大量文物中,龙形遗物多出于大中型墓葬或宫殿区,而很少出于平民区,这充分说明龙在夏朝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0)对于单无惮来讲,在美国的家中“养着一条龙”,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弥补他身上权威部分的缺失。这就是鳄鱼最开始进入这户人家时,它对于户主人所产生的直接“效用”。而对于牛布和老黑这两个想从单无惮身上榨取价值的人来讲,向单无惮“进贡”一条鳄鱼,他们认为可以增加单无惮对他们的信任,尽管最后适得其反。

作为剧中另一条鳄鱼——单无惮,显然也非常清楚自己的“效用”。无论是为他堕过几次胎的瘦马,还是老黑、牛布、慕飞等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多也是一种“效用”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言:“银行存款的密码都记在这里(指脑袋),我在这里唯一有用的技能是将银行的存款拨到某张卡上或某个账户。这就保证了我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其实不是家,是一个团伙。”所以,当鳄鱼开始成为这个家(或团伙)的一员时,单无惮对鳄鱼的认同感日渐增强,而对于他周围人的认同感则日渐减弱。在这个时候,鳄鱼已不仅仅是某种文化符号的象征,更像是单无惮唯一的同伙。当单无惮将牛布的录音笔扔进鳄鱼柜时,“鳄鱼猛烈地从柜中跃起半个身子,把那支录音笔吞到口里”。由此更能看出,鳄鱼和单无惮之间已经达到了心有灵犀的地步。

如果说剧中鳄鱼更多的“效用”是发生在剧中人物的性格及其行为特征上,那么这部剧还有一个剧外的鳄鱼,它的“效用”更多发生在戏剧本身。作为单无惮的“亲戚”,牛布用另写一本《鳄鱼》的方式,在这部剧里和剧中的“鳄鱼们”产生互动。而正是因为牛布的出现,才使得这部剧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元戏剧”(metadrama)。“元戏剧”这个概念的提出者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认为,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戏剧有别于希腊的悲剧,因为这些作品一再提醒观众这是在看一场表演,而不是真实的再现。(11)也就是说,所谓“元戏剧”其实就是“戏中戏”,是对虚构本身的虚构。而正是因为“戏中戏”的产生,使得《鳄鱼》这部剧更富有层次感,更有虚实之间的张力。值得一提的是,《鳄鱼》这部由牛布创作的畅销书刚好是在第四幕的第二场出现,而在第四幕的第一场,单无惮刚刚向瘦马透露了自己骗瘦马堕胎的秘密。正如单无惮所言:“这事干得太他妈的卑鄙,甚至比贪污一个亿都卑鄙。如果真有地狱,我应该去的就是地狱中最深最黑的那一层。”如果莫言在下一场剧中继续加强单无惮和瘦马之间的矛盾,那么整部剧在情绪上很容易陷入“过于真实”的陷阱,而作为牛布的出版人唐太太带着《鳄鱼》这本书在此时出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在节奏上缓和了这部剧之前过于阴郁的氛围。在这里,鳄鱼的“效用”被牛布再次扩大,从戏里被带到了戏外。

戏剧理论家霍恩比提出关于“元戏剧”的四点认识:第一,戏剧不反映生活,它反映的乃是戏剧本身;第二,它与其他戏剧连结成一个系统;第三,这个系统和其他文学系统、非文学性表演系统,其他艺术形式系统及文化相互构建形成“戏剧/文化综合体”,文化在其中处于中心地位;第四,我们应该通过“戏剧/文化综合体”而不是某个单一的戏剧去阐释生活。(12)在《鳄鱼》这部剧中,作为人物的“鳄鱼”,作为鳄鱼的“鳄鱼”,以及作为文学作品和出版社的“鳄鱼”,为这部剧构建了一个可以相互渗透的“戏剧/文化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并没有完全像霍恩比所说的“不反映生活”,相反,它反映的是一个多边形的、复调式的生活,而不是扁平化的生活。从对戏剧本身的“效用”维度来讲,这几条功能各异的“鳄鱼”为这部剧搭建起一个“元戏剧”的结构,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莫言所写的鳄鱼的骨骼。但是,如果一条鳄鱼只有骨骼而没有肉,显然也是一条不完整的鳄鱼。故此,除了“效用”维度之外,鳄鱼还需要“情感”维度,才能饱满起来。

“情感”维度

鳄鱼在中国文化当中更多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在韩愈的《鳄鱼文》当中,鳄鱼被视为一种对抗朝廷的丑类,栖居于“恶溪”。韩愈在文中用一种先礼后兵的方式,先用言语劝导,命其迁徙,如不然则“必尽杀乃止”。(13)《鳄鱼文》将鳄鱼所栖居的水源命名为“恶溪”可谓大有深意。“恶”既是“鳄”的谐音,同时也象征了鳄鱼之害。从“情感”维度讲,鳄鱼之于韩愈,不仅是丑类,更是恶类,必须与之势不两立。在《鳄鱼》这部剧中,瘦马对于鳄鱼的态度,就和韩愈类似。当她第一次看到这条鳄鱼时,她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妈呀!您弄来一条蜥蜴!”在这里,“蜥蜴”一词的出现颇有深意。瘦马能脱口而出“蜥蜴”而不是“鳄鱼”,说明她的恐惧已经让她在一瞬间丧失了判断力。当单无惮第一次看到鳄鱼时,他不仅毫不吃惊,反而格外冷静。他看到鳄鱼之后,先是走近,随之说道:“它很安静。”并告诉老黑说:“我喜欢你这寿礼!”显然,单无惮似乎对鳄鱼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中国文化当中,官往往和龙联系在一起,单无惮曾经的官员身份显然使他对龙的内涵有所体认。和把鳄鱼看成蜥蜴的瘦马相比,单无惮不仅没有对鳄鱼产生误判,反而在听了牛布对鳄鱼和龙的比较后,脱口而出了两句诗——“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从这个行为来看,单无惮对于鳄鱼绝不仅仅是情感上的认同,同时还有文化上的认同,以及精神上的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为他和鳄鱼之间的互动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他和鳄鱼之间的互相转化提供了条件。单无惮对于鳄鱼的情感,显然不同于想要驱逐鳄鱼的韩愈。在韩愈的《鳄鱼文》里,鳄鱼是可以被驱逐和杀戮的,而当单无惮面对鳄鱼时,他显然被鳄鱼安静的一面吸引住了,这种吸引是神秘的。单无惮和鳄鱼之间迅速建立起来的关系,绝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反而是一种“奇遇”。汪民安曾如此解释“奇遇”的特点,他说:“奇遇除了具有相遇的所有特点之外,它还有独到之处,或者说,它是一种更激进的相遇,是充满风险的相遇。”(14)鳄鱼和单无惮的相遇绝不仅仅是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之间的相遇,也绝不是宠物和主人之间的相遇,更多的是一种冒险性质的相遇。对于鳄鱼来讲,单无惮不仅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自己的同类,甚至也可能成为自己的猎物。而对于单无惮来讲,鳄鱼则是另一个跨物种的“自我”,并随时会将“自我”吞噬掉。显然,单无惮和鳄鱼之间存在着一种来自于“奇遇”的情感,而有趣的是,这种情感甚至在剧中还被合法地注册了,鳄鱼不仅是宠物,据老黑所言,他还将这条鳄鱼在动物保护委员会进行了注册,成了单无惮的“情感支持动物”。

自从单无惮得到鳄鱼后,他的性格和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无惮从第一幕里的“我还有什么可为?等死而已”的落魄劲儿,突然被鳄鱼注入了希望与纠结,正如单无惮所言:“我内心深处有两个执着的声音在召唤着我,一个喊:让我研究鳄鱼,让我观察鳄鱼,让我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一种生物……一个喊:打死它,打碎它的脑壳,让它停止生长……”显然,正是鳄鱼的出现,促成了单无惮身上“自我”的分裂,以及“自我”从“主体”到“客体”之间的转换。单无惮作为在逃贪腐官员,他身上原本的良心已丧失殆尽。在弗洛伊德《心理人格的解剖》一文中,弗洛伊德将“超我”解释为良心的另一个名称。(15)显然,当单无惮作为官员的时候,他身上的“超我”部分还是较为强大的。他为了保证所督建的大桥质量,曾对那些承包商说,“该拿的钱大家都拿了,如果谁还敢偷工减料,我就刨了谁的祖坟”。由此看出,哪怕是作为贪腐官员的单无惮,也曾是有良心的。而单无惮身上的“超我”并没有随着出逃而消失殆尽,反而通过全盘否认自己的良心,用“自反”的方式来填补身上的“自卑情结”。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自卑感大部分起源于自我对于超我的关系。自卑感和罪恶感是很难区分的。”(16)而当单无惮通过将“自我”由“主体”投射到“客体”——鳄鱼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舒缓了他自身的罪恶感。如果说在第二幕里,单无惮还有过想拿手枪杀死这条鳄鱼的念头的话,到了第三幕,单无惮的思想已经完全被鳄鱼所俘获,正如他所言,“我来美国最大的收获就是养了一条鳄鱼,研究了它的习性,听懂了它的语言,了解了它的思想”。如果说,单无惮在中国的时候,他最大的政绩就是修了一座大桥,那么这座大桥在他出国之后则变成了这条鳄鱼。就这样,鳄鱼成了单无惮的“自我”和“超我”的混合体。如果说,单无惮对于那座大桥的情感,更接近于一种“超我”式的情感,那么对于鳄鱼来讲,则更接近于一种对客体化“自我”的情感。在中国,官员通常被老百姓称为父母官,而在弗洛伊德对“超我”的解释中,“超我”之于“自我”的侦查、指导和威胁,正如父母对待子女一般。(17)单无惮作为父母官,他身上的一部分“自我”接受着“超我”的规训,以至于他在贪赃枉法时,身上还残存着嫉恶如仇的一面。但出逃之后,他身上的“超我”随着鳄鱼的到来发生了转移,从大桥转移到了鳄鱼,甚至做梦的时候,他还能梦见大桥和鳄鱼之间的转化。随着鳄鱼生存空间的扩大带来的体型增大,单无惮转移到鳄鱼身上的“超我”也越来越大,直到第四幕,鳄鱼的“超我”从鱼缸中跳了出来,用开口说话的方式对单无禅进行了审判。

第四幕是这部剧的高潮部分,也是单无惮身上的“超我”完全将其“自我”吞噬掉的部分。这时候,这因“奇遇”而得来的情感,随着鳄鱼的慢慢变大,以及身边各种矛盾的加剧而越发神圣,正如单无惮所言,他的心已经完全被鳄鱼所占据,以至于他似乎已丧失了所有的尘世之爱。当单无惮得知瘦马和慕飞私奔的时候,他只是简简单单地说了句“好啊,树倒猢狲散了”。甚至他的孩子小涛因毒瘾发作而饮弹自尽,在短暂的哀痛之后,单无惮甚至说“死得好”。显然,面对因贪腐而导致的这一切悲剧时,单无惮已经近乎丧失了常人所有的情感,到了一种完全癫狂的状态,直到鳄鱼开口说出“你好”时,单无惮突然就像见到神灵一样,开始滔滔不绝地向鳄鱼提问和忏悔,这时候的他只剩下对鳄鱼的“神圣之爱”。这时,开口说话的鳄鱼已经完全摆脱了之前的角色——单无惮的宠物,而成了单无惮的上帝。单无惮坚信这条鳄鱼是从《圣经》里爬出来的,以至于他甚至愿意带着这条鳄鱼回国接受审判。随着情人的离去、大桥的坍塌、儿子的死亡,单无惮精神和肉体上所有的“超我”和“自我”已经全部坍塌,而那个转移到鳄鱼身上的“自我”和“超我”则随着鳄鱼体形的增大而增大,最终吞噬掉之前的“自我”——单无惮。在剧终时,单无惮高声朗读完他的“鳄鱼诗”并“猛地扑倒在鳄鱼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讲,单无惮是在忏悔后选择了接受鳄鱼的惩罚。弗洛伊德曾如此定义对惩罚的潜意识需求:“它表现为良心的一部分,或延伸为潜意识的良心;它的起源与良心相同,换句话说,它相当于超我所采取的内向的攻击。”(18)在剧的结尾处,作为“自我”的单无惮主动选择接受作为“超我”的鳄鱼的惩罚,使得这部剧在艺术上有一种“陶冶”(Katharsis)的力量。而这种“陶冶”出现在这部剧的结尾处,便有了一种升华的力量。

结 语

通过对莫言剧作《鳄鱼》两种象征维度的剖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莫言的《鳄鱼》在形式上属于一部典型的“元戏剧”,但是在精神上又继承了传统戏剧所秉持的悲剧精神。莫言作为一名有着很强文体自觉意识和探索精神的作家,在这部剧中,通过鳄鱼这一意象对“欲望”进行反思的同时,还将这种反思升华到对“何为现实”以及“何为虚构”的反思。莫言曾在访谈和文章中提过“人皆有罪,我亦如此”这样充满了共情心的观念,而在这部《鳄鱼》中,这种共情心又一次以文学的方式呈现给了世界。无论对于单无惮这样自食其果的贪腐官员,还是牛布这样的文痞,莫言都是带着共情心去塑造的。这或许就是莫言的意义,也是文学的意义,那就是并不仅仅满足于发明新的形式或者提供新的经验,而是通过发明形式和提供经验来不断阐发新的共情。

注释:

(1)莫言:《鳄鱼》,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莫言:《我们的荆轲》,第216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

(3)莫言:《莫言:希望将来人们说我是一个剧作家》,《南方周末》2023年5月17日。

(4)〔匈牙利〕格奥尔格·卢卡奇:《戏剧》,陈奇佳主编:《卢卡奇论戏剧》,第13页,罗璇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法〕吉尔·德勒兹、〔法〕费利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第218页,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

(6)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7)转引自〔美〕马蒂·克伦普:《两栖爬行动物的神话与传说》,第8页,黎茵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8)〔美〕马蒂·克伦普:《两栖爬行动物的神话与传说》,第199页,黎茵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9)见管曙光注译:《春秋左传》,第1053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

(10)见袁广阔:《论二里头文化龙崇拜及其对夏商文化分界的意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11)(12)转引自罗益民、李文婕:《元戏剧理论面面观——从阿贝尔到哈林史密斯》,《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4期。

(13)见韩嘉祥选注:《韩愈散文选集》,第223—22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14)汪民安:《论爱欲》,第24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15)(16)(17)见〔奥地利〕弗洛伊德:《心理人格的解剖》,《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第44—63页,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8)〔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第87页,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