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这样沉重的话题切入王彬彬近期的散文，意味着本文的写作同样沉重。当我从王彬彬这些非虚构且有极强故事性的文本情境中走出后，仍然无法摆脱那些看似轻松戏谑的故事内里的沉重。因为，他的散文实质性地触及一直为我们所无视的人性的别种幽暗与国家现代化的关捩——人的现代化。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重大的问题。1840年始，在“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的民族和国家命运危机中，无论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应急方案，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知识现代化路径，核心问题都是摆脱危机，强国富民，维系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但是，没有人的现代化，何来国家的现代化？所以“立人”和“改造国民性”，既是鲁迅开创的中国文学启蒙主义传统，又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主题。但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和当代文学史中，人的现代化问题，特别是人的非现代化的原因更鲜有人触及。王彬彬近期推出的《废墟与狗》《怀念一只三脚猫》《公私》《我的小学时代》《父亲扼杀了我的才华》《下贱》等系列散文，对现代化场域中人性“平庸的恶”的剖析，对国家现代化与国民性的非现代化乖离的揭示，对人的现代化资源的发掘等，均聚焦于人的现代化问题，给读者诸多启示。

一

现代化场域中“平庸的恶”的深剖

现代化场域中的人性问题，是王彬彬散文的焦点之一。王彬彬出生于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的1962年，这之后的生活足迹和思想履辙框定了他的散文书写时空。而这半个多世纪，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最快、最复杂和最重要的时段。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半个多世纪不同的现代社会公共空间中，人的现代化并没有全部完成。当然，王彬彬没有泛泛地讨论现代化场域与人性的关系，而是在布尔迪厄所区分和描述的场域的复杂关系中，聚焦于人们熟视无睹，甚至无意识接受的人性“共同性”——“平庸的恶”，追问寄生于现代社会肌体上的“平庸的恶”，为何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进而洞穿集体性的“平庸的恶”及另一副面孔“平庸的善”与社会现代化场域的乖离，乃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阻滞。

《废墟与狗》（1）中，“村庄”—“废墟”—“科技园区”无疑是现代化推进的标志性符号和事件性进程。但吊诡的是，在村庄集体搬迁时，人们集体性地遗弃了各自的宠物狗。本是各有主人、名称、身份的狗们，经历了从被千宠万爱到被无情遗弃的共同命运转折。在废墟前，基于对人的集体无意识般的信任和依赖，它们形成了一个悲壮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集体身份认同，有对重新获得人们宠爱的集体想象。所以，尽管“狗毛一天比一天长，狗身则一天比一天瘦，身上也越来越脏。渐渐地透过长长的狗毛能看见狗骨了。但是，它们没有显露出任何离开这片废墟的迹象”。它们坚定地相信人类，相信主人的归来，相信即便不是原主人，也会有人带走它们，继续被千宠万爱。狗们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成，与人类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和精神需要的扩张直接相关。如果说由狼至狗并从山林中走出，是狗类命运的历史转折，而在当今物质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程度不断加速的社会语境中，狗的身份也快速实现了宠物化、家庭化、社会化的现代化转型。

王彬彬当然不是要追溯对人类无限信任的狗类思想史，而是将狗与人建构成同一场域中相互指涉的镜像，揭示现代化场域中人的“不堪信任”的“平庸的恶”为何保持不变甚至不断增殖。“对人的依恋、依赖，是人喜欢狗的根本原因；对人的依恋、依赖，却又是狗被抛弃、被杀戮的根本原因”，“而它们不知道，人是多么不堪信任的东西。抛弃狗算得了什么？抛弃父母、抛弃孩子，在人类那里，也不算稀奇事。狗如果有思想，早就应该对狗与人的关系进行深刻地反思”。在这里，王彬彬以他与生俱来的敏锐和犀利射出双箭，一箭洞穿了狗性，一箭洞穿了人性，而后双双命中了狗与人既不相同，又何其相似的靶心——人类对“平庸的恶”的不曾自省，狗们未看透人类本相的“平庸的信任”。于是，在现代化场域中，王彬彬提出了“狗的启蒙”这一极具反讽意味的现代性问题。但王彬彬失望地发现，“要让它们完成从丧家犬到流浪狗的身份转换，似乎比登天还难。这不只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更新”，而对人“不堪信任”的集体无意识，使“狗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更新难以进行”。他断言，如果狗类中诞生了启蒙者，“那结果，应该是它或它们被群狗活活咬死”，这种残酷的深刻性，与其说具有反现代性的意味，倒不如说是对人类启蒙思想家共同命运的经验性认知。这样，现代化反而成了人的“不堪信任”的“平庸的恶”播放器，而不是人性现代化的生长平台。因为“平庸的恶”正是以其平庸的方式寄生于现代化的肌体，并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升而增殖。这样，《废墟与狗》就成为一幅人性“不堪信任”的“平庸的恶”与现代化“科技园”共同成长的荒诞图景。

“平庸的恶”因其“平庸”的面孔，才作为“小恶”被人容忍、宽恕乃至熟视无睹，如人们对狗的遗弃、生产队长的专横跋扈、营业员的私欲、盲人有恃无恐的咒骂、村民们对老牛的谋杀等。在平庸的生活中，“平庸的恶”甚至很难在道德层面受到谴责，更别说受到现代法律层面的审判。需要指出的是，对“平庸的恶”的容忍、宽恕乃至熟视无睹，在王彬彬散文中，是以“平庸的善”的面孔出现的。这种善虽根源于人善的本性，却与“平庸的恶”一样，破坏了现代化场域中的公共秩序和人应有的社会自律。这样，在现代社会公共空间中，“平庸的善”理所当然地成为“平庸的恶”的辩护人或护法者。这样，“平庸的善”中的“恶”对现代化的消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超过“平庸的恶”中的“恶”。

例如，《吃肉》中的村民尽管都忍受着饥饿，但谁也没把自家的猫狗杀来吃，更没有“易猫而食”。“看山佬”打破了这种秩序，但在剥偷来的猫皮时被抓了“现行”。罪恶感使他的眼睛不仅“惊恐”，而且连声道“我赔，我赔”。这说明，“看山佬”并非没有善恶是非价值观念，而对偷鸡摸狗是“平庸的恶”的集体认知，让他以为“赔”就可以抵消他的偷窃行为和对生命的杀戮的罪行。

有意味的是，面对这种“平庸的恶”，王彬彬有意强调外公“年轻时学过拳脚，又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当过兵，在江湖上闯荡过”。但外公对正在剥自家猫皮的“看山佬”并没有施展拳脚功夫，甚至道德谴责也没有，竟仅仅是“双唇颤抖了一阵，一扭身往外走”，回家了。外公的愤而不怒，隐而不发，不是身体与武功的退场，而是“平庸的善”对“平庸的恶”的宽恕——准确地说，是纵容。

然而，透视、剖析现代化场域中“平庸的恶”何以具有如此饱满而顽强的生命力，揭示“平庸的恶”被“平庸”遮蔽的“大恶”，揭开一向被我们称道的“平庸的善”与“平庸的恶”的暧昧及其后果，才是王彬彬的目的。所以，王彬彬面对“看山佬”气定神闲和娴熟的剥皮技术、血淋淋的现场，笃定地指出：“我坚信这个看山佬本就是一个内心极其凶残的人。能够以这样的手段杀猫，就能够以这样的手段杀人；能够这样平心静气地剥猫皮，就能够这样平心静气地剥人皮。到如今，我坚信，能够这样地吃猫的人，就也能这样地吃人。”也正是洞穿了“平庸的恶”与“平庸的善”对现代化的消解与反动，王彬彬才站在人的现代化的高度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用所谓‘平庸的恶’来为所有普通人的作恶辩护。”这种深刻犹如“看山佬”的那把刀，在剥开猫皮的同时，也剖开了“平庸的恶”与为之辩护的“平庸的善”的反现代恶果：“如果没有任何后果，如果既不受法律的惩罚，也不受道德的谴责，一个人会轻易地杀死另一个人。如果没有任何后果，如果既不受法律的惩罚，也不受道德的谴责，一个人会轻易地以杀人为乐。”（《杂忆》）这一后果，可能是“平庸的善”者所无法想到的。如果说现代化社会是一座摩天大厦，那么，“平庸的恶”就是寄生于大厦基座和骨骼中的白蚁。因此，这就不是“救救孩子”的问题，而是“救救大厦”的问题。

二

现代性身份、权力、话语与非现代化的国民性的忤悖

A.H.史密斯、梁启超、孙本文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对中国人的特点进行过研究，认为爱面子、勤俭、保守、孝顺、慈善、重人伦、法自然、重中庸、求实际、尚情谊、崇德化是中国人的优点。但是，当梁启超从国家现代化和国民现代性的高度，重新审视中国人的这些品质性格时，却大失所望。在1901年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和1903年的《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他忧心忡忡地总结了中国国民性的四大缺点和六大弱点：即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以及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这些洞见，是从现代国家的“国民”而非“天下中国”的“国人”的高度阐发的。

“五四”之后的“民国”语境中，国民性之弱点之所以受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启蒙思想家的批判，也是因为他们发现即便有了“民国”，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民”，这也是鲁迅一直将“立人”和改造国民性视为己任的缘由之一。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现代化道路尽管坎坷艰难，但国家现代化程度无疑超越了鲁迅那个时代。从1954年国家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后对“四个现代化”更加明确的设计，再到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现代化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

然而，当代国民性的现代化进程究竟如何？这是一直鲜有人直面和思考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书写中，赵树理对中国农村公共空间中的农民问题的直觉意识，仅仅局限在公与私层面，没有上升到国民性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人们将高晓声的“陈奂生”与“阿Q”进行类比，是有其特定深度的，但也没能在当代中国国民性现代化的高度上思考。

王彬彬则迎难而上，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在现代化体制内，现代国民的身份、话语、权力，如何被传统国民性挪用、异化，甚至成为消解国家现代化的腐蚀剂，是王彬彬散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队长》中的队长让人不由得想起赵树理《“锻炼锻炼”》中的农业合作社副主任杨小四，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即便杨小四使用权力整治了“小腿疼”“吃不饱”，但杨小四被赋予的权力的合法性，正是如何保障参加合作社的人的共同利益。在这一点上，杨小四与“小腿疼”“吃不饱”是利益共同体。当“小腿疼”“吃不饱”破坏了共同利益，受到杨小四的整治，也是权力的正当性体现。但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队队长与农业合作社副主任完全不同。在人民公社这一国家建构的社会公共空间中，虽然所有农民被国家赋予了“人民公社社员”政治身份，但生产队长的“准公家人”身份和代公社行使权力的公权力，使他们与普通农民在身份、权力上从属于不同阶层。当时刘文学、龙梅、玉荣的故事，儿童歌曲《我是公社小社员》被广泛宣传，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在现实资源中，发现并着力建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性的努力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说明刘文学、龙梅、玉荣以及“公社小社员”还比较稀缺。其主要原因是，无论是队长还是普通村民，都没有确立相应的国民意识。

于是我们看到，在这篇散文中，一方面，村民懦弱、愚昧、麻木和奴性与鲁迅笔下的国民并无二致。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被队长骑的“哥哥”竟然“讪讪地笑”，嘴上虽然在嘟哝着：“做啥呢？做啥呢？身体却没有任何动作。”他泼辣无比的妻子面对被侮辱的丈夫，不但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反而与其他村民一起充当了丈夫被侮辱的“看客”。另一方面，队长没有最起码的公权力意识，反而在身体（拳头）的加持下，随意将“哥哥”骑在身下。现代化赋予当代中国农民的现代性的身份、权力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地被传统国民性消解。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如供销社的“营业员”们。在《公私》中，王彬彬普及性地辨析了当时语境中公与私两个概念：“所谓‘公’，便是尽最大可能消灭私有财产，便是财产最大限度地公有化。当然，这个‘公’，还意味着‘公心’，意味着把私心像烟头一样踩在脚底，蹂啊蹂，蹂得碎碎的，没有一点火星。‘狠斗私心一闪念’。”事实上，“公”的意识从个体层面，是国民基本意识。在人性层面，对“公”的强调，则意味用现代国民意识，消除人性的私欲和贪念。

然而，我们看到，《公私》中卖布的营业员“扯着扯着，他会发现每次扯得紧一点，都意味着往自己衣兜里塞点钱，就会一点点地紧起来吧？毕竟，绷得再紧，也不会有任何麻烦”；卖酒的营业员则“捏着酒提子，先是快速地往上提起，显得唯恐酒洒出……直提时洒出的酒、横移时洒出的酒，都落回了酒缸，最后都变成钞票落入了营业员的衣兜”；还有《吃肉》中那个“每日享受着认识与不认识者的巴结、讨好，挺胸腆肚的，像个将军”的卖肉者等，都缺失“公”的意识。这样“狠斗私心一闪念”的“口号”“标语”所要营造的培育现代国民性的政治氛围，刚好成为农民现代国民性缺失的明证。对此，王彬彬无奈而失望地感叹道：“没有外在的监督和制约，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不至于在量布时绷得太紧呢？还有一个人的良知。但一个扯布的营业员，每次量布时，良知都能阻止两手绷紧，那差不多就是圣人了。这样的民间圣人，当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不容易遇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无奈与失望，是因为王彬彬发现，国民性的现代化并没有与国家的现代化同步。在很多时候，国家赋予国民的身份、权力，反倒成为放纵利己、私念等“平庸的恶”的闸门。

再如，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政策，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标识。如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中国残疾人保障法》）。但是，在王彬彬散文中，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盲人，还是当下生活中的跛脚者，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公共空间中，却将自己身体、身份道德化、权力化。于是就有了盲人理直气壮的毒咒，跛脚者理直气壮地蛮横和敌视。在这里，国家赋予弱势群体的特殊权利，非但没有转换成梁启超所说的公民独立性、公共性、自治力，更没有形成现代国民性中人格的自立、自尊意识。正如王彬彬所说的，人们对残疾人的怜爱、关切的人性之“善”与社会公德，“却又让某类残疾人蔑视基本的道德准则，让某类残疾人自认为有凌驾于种种伦理规范之上的权利。残疾成了他们坚硬的铠甲，残疾成了他们威力无比的武器，残疾成了他们骄人的资本。因为身有残疾，他们认为有理由蛮横、霸道；因为身有残疾，他们有意无意地认为应该被所有人宠着，稍不顺心便撒泼耍赖”（《怀念一只三脚猫》）。

面对这种畸形、荒诞的身体与权力景观，王彬彬的思考陷入“死亡螺旋”。一方面，他认为“尽管对残疾人的关怀、照顾，会在某些残疾人身上催生出特别的恶，但也不能因此而停止这种关怀、照顾。因为，一旦走向反面，人性中的恶就会让人类变成魔鬼而不是变成禽兽。所以，接受着残疾人身上的恶，把导致这种恶的善坚持下去，是唯一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怀、照顾，是从动物的某种本能发展起来的善，然而，这样的善又在某些残疾人身上催生出人性中的一种恶。善与恶就是这样相辅相成。我想，对残疾人最好的尊重，是不把残疾人当作残疾人；残疾人最大的自尊，是不把自己当作残疾人。这在人类社会当然做不到”（《怀念一只三脚猫》）。怎样才能提升残疾人的国民性高度呢？王彬彬的目光只能投向那只虽然残疾，但“走得神闲气定，走得从从容容，走得不卑不亢”的三脚猫。王彬彬用“猫群”和“三脚猫”隐喻人类和残疾人，揭示了现代化国家中的国民性的缺憾。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在概括了人的现代性的12个特征的同时，还深刻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其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只有国家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真正被称为现代化国家。以此观之，中国现代化还任重道远，这也是王彬彬散文隐含的重大“中国问题”。

三

集体性省察：从“传统的人”到“现代的人”的基点

人的现代化途径有很多，但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点，一是在国家层面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推进和实施制度化的国民教育，如国家认同、国民意识、公民权利与义务教育等；二是以现代国民素质为标准，培养国民的人格自我提升意识，建立与现代化相匹配的人格自我纠错机制。后者在王彬彬的散文中，表现为对人性中的现代性基因的发掘，和以自我为中心的集体性省察。

《吃肉》中的中医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因当过“宪兵队长”而被打成“阶级敌人”。他对极度缺乏油水的“?着了”的村民，屡屡开出猪肉的药方。有意味的是，人们只知道他治疗“?着了”“药”到病除，却不知道他把“肉变成了药”所冒的巨大风险。因为，猪肉虽然确为一味中药，《温热经纬》中载：猪肉可治疫症邪火已衰，津不能回者。但严重营养不良的“?着了”的病症与“疫症邪火已衰，津不能回”显然风马牛不相及。那么，是什么驱动力让这个被管制的“阶级敌人”冒这个险？用国家意识、医生的责任意识似乎都难以解释。唯一的可能，是开药方的权力与最基本的解决营养不良的知识，借助于人们对“中医”的认同，实现了猪肉到中药的转换。而实现这一转换的，一定是把个人生死、名利、得失置之度外的某种信仰或信念，这是推动人由“传统的人”向“现代的人”转型的内在动力。

再如，《我的小学时代》，因丈夫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失去小学教师工作的邬富贵妻子，带着女儿，生活在贫困、被歧视甚至随时可能被侵犯的生存环境之中。但“这母女二人，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虽然不是什么好衣服，但二人的衣着都素雅而合身，显得十分得体”。王彬彬不由得赞叹道：“谦抑、自尊、自重，在她身上水乳交融着。”我想，在这对母女隐忍而高傲的形象后面，除了对人的尊严的坚守，肯定还有一种内在信仰或信念的支撑，否则她们也不会如此坚韧而高贵地活着。

所以，推动人由“传统的人”向“现代的人”转换的驱动力，绝不是人性的良知、面子、节俭等“平庸的善”或“美德”，激活“平庸的善”或传统“美德”，使之跃升到人的现代化的高度，一定是巴赫金所说的“朝向未来的、代表历史成长方向的人或集体的某种信仰或执念”。这一点，从邬富贵妻子在“浩劫”结束后第一时间为邬富贵申诉中，可见一斑。

此外，从人的现代化角度而言，人的自我省察、批判和反思，是一种自我纠错机制，这是人自觉走向现代化的另一个基点。

但是，王彬彬自我省察、批判和反思的自我纠错机制，不是原罪式的忏悔和灵魂的自我救赎，也不同于鲁迅式的自审和巴金式的灵魂拷问，而是将自己与他人同时投入具体时代语境之中，以我为中心进行集体性省察，他要揭示的，是我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这样，我们为什么这样。

《吃肉》中，王彬彬回忆自己在同学家受到“客人”般的礼遇，但“我”却被作为仪式的“猪大肠焖黄豆”散发出来的浓郁的香气“刺激得丧失了理智，迅速地夹了一块塞进嘴里”。在王彬彬看来，首先，从自我剖析的角度，他自认为这是“馋战胜理智、毅力的又一次纪录”，“我都觉得同学家人其实十分善良”。从同学家长的角度看“我”，“你一个小孩子，说你是客，你就是客；不把你当客，也完全说得过去，不一定非要上荤菜。再说，你空着手来，又算不上是拜年客。上了荤菜，你还真吃了，也太不懂规矩了”。从集体性的“我们”角度，“我”明知这是一种仪式，却“丧失理智”吃了猪大肠，“桌上没有人看我，但每个人都看见了我的动作”。在这里，王彬彬从旁观者的视角，把同学一家人的善良、面对“猪大肠焖黄豆”诱惑保持的克制、我“丧失了理智”、同学一家对我的“丧失了理智”后的沉默和宽容，作为一个集体性事件，进行全面剖析，深刻认识到自己“丧失理智”的后果：“后来我想，我要真当了和尚，别人用一段猪大肠，就把我钓回俗界了。”这种对后果的合乎逻辑的推理，虽不是王彬彬所能接受的，但却是可能的。避免这种后果的可行性途径，就是强化对自我的约束和建立长效纠错机制。王彬彬对这件事多年来的“愧疚不已和始终不忘”，无疑正是他建立起来的自我约束和纠错机制的表现。同样，《吃肉》中，当王彬彬把村民“谋杀”了老牛作为一个具体语境中的集体性事件进行审视、省察时，他理解了“大人们偷偷杀了它，并非出于对它在饥渴中受煎熬的怜悯，而是出于对它身上的肉日渐变少的痛惜”，指认了那些大人们，没有一个人会为这头劳作了一辈子的老牛被谋杀而愧疚。同时，他也“一次次审视那时的自己：每天看着那老牛时，心中是否有过难受？是否有过哪怕些许的哀怜？”审视的结果是，“我不能确认我对这头老牛曾经生出过丝毫可怜之心”。于是，以“我”为中心的集体性省察和审视的结果，就是将自我人性品格的规约，提升到集体性的国民性重铸和锻造中。

王彬彬以“我”为中心的集体性省察，在《怀念一只三脚猫》中表现得也很充分。“我”本来对将要跌进沟里的盲人连续发出三次“不能走，有沟！”的告警，却受到邻居大妈的责怪：“这孩子！牵他一下嘛。”邻居大妈是牵了这盲人的，但问题是，如果没有“我”的告警，盲人早已跌进沟里，也不会有邻居大妈牵盲人的行动。

究竟是“我”的“告警”对这个盲人重要，还是邻居大妈的“牵”对盲人更重要？这无疑是思想启蒙与革命行动哪一个更重要的简单问题。但是，在盲人畸形心理和价值观念中，邻居大妈的“牵”似乎比“我”的“告警”更重要，而大妈也没有意识到是由于“我”的“告警”，才有了她“牵”的“革命行动”。于是，最先报警的“我”在遭到大妈的责怪后，又遭到盲人的咒骂，并因此遭到全村人的误解。

在“我”、盲人、大妈、全村人构成的集体中，王彬彬首先将目光投向自己：“我终于明白，他是怪我没有主动去牵他。他认为不用他开口求助，我就应该赶过去牵他。”进而，王彬彬对自己的告警行为和心理动机进行了审查：“我那时是一个满脑子阶级斗争观念的十多岁的孩子，确实没有想到去牵他一下。就连用声音提醒他，也是本能性的行为。”接着，王彬彬的目光越过“善”的本能，对特定语境中社会身份和社会意识，对人的行动应有的规约进行了推演，揭示了动机、行为与结果的多种可能性：“如果思考一下，恐怕连这样的提醒也不会有。虽然你是一个盲人，但是一个陌生人……如果你是来这里搞破坏的阶级敌人，我要做的，就不是提醒你不要走进沟里，而是把你推入沟中，活活埋了你。”这一推演隐含着完全不同的三种结果：一是，如果因为“我”本能的“平庸的善”的警告让盲人溜掉，“我”就要承担阶级斗争意识淡漠，放走阶级敌人的政治责任；二是，我如果对盲人的身份进行追问并如推演那样，就能造就一个刘文学式的“小英雄”；三是，即使盲人不是阶级敌人，“我”的追问也会因革命警惕性高获得全村人（集体性）的赞誉。然而，这三种可能性却无法改变个体生命在人们集体性迷失中的无奈、无助与无语：“那一个黄昏，村中所有人都相信我一定故意把一个盲人往沟里引。就连我的亲人，我的外公外婆，父亲母亲，也认为我一定对这个盲人做了坏事。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生中有些事是无法解释的，即便向至亲的人也无法解释。”这种集体性误解犹如终极审判，个体的辩诘是可以被无视的。

客观地说，误解和被误解，冤枉与被冤枉，是现代社会公共空间中无法避免的集体性现象。但是，如果沉溺于个体误解和被误解，冤枉与被冤的辩诘之中，集体性也将被拆解。因此，正视误解和被误解，冤枉与被冤枉的普遍性和集体性，建构对误解和被误解，冤枉与被冤枉的新的集体性认知，是人的现代化程度的提升标志。正如王彬彬所说的：“我有过多次被误解、遭冤枉的经历；也肯定多次置他人于被误解、遭冤枉的境地。”（《真相》）这不仅仅是自审，而是试图以自审为起点，建构起集体性的自我省察的机制的努力。或者说，王彬彬试图通过把“我”置于被审视的对象地位，对被误解、遭冤枉的偶然性、可谅性进行祛魅，进而将传统的、个体的“君子”个人的“每日三省”，拓展到有意识的国民性的集体省察，使整个民族在集体性的迷失中挣脱出来，踏上现代化征程。

四

余论：细节的力量与语言的魅力

如果说思想是王彬彬散文的灵魂，那么，细节，则是灵魂的翅膀。正是那些代入感极强的繁复而又绵密的细节的巨大力量，让他的思想之魂穿透半个多世纪时空中的历史、社会、生活、人性表象，抵达人的现代化的崭新空间。在这些散文中，王彬彬没有降低自己作为承继了启蒙主义思想血脉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高度，但视角却回归于民间“尘海”“荒林”，所述皆为亲自所为、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非虚构写作策略营造出强烈现场感，如磁石般将读者带到具体情境之中。于是，废墟中被遗弃的狗群、三脚猫、受伤的蛇、窗台的蝙蝠、衰老的牛、废墟边开荒的众人、看山佬、营业员、货车司机、盲人、父亲、村长、医生、护士们纷纷从“尘海”“荒林”中走出，栩栩如生地站在我们面前。母猴面对已经死了的小猴“忽而双手抓住小猴的双肩，举在眼前，前后摇晃着；忽而只用左手抓住小猴，右手则拍打着小猴的脸庞、肩膀，拍打着小猴的全身……”（《怀念一只三脚猫》）；那头老牛“它的双眼斜睨着我们，眼神是平静的，平静中有无奈，有悲哀，还有对人类的宽恕”，“看山佬手上的动作停住了，眼睛里显出恐惧，嘴里嘟嚷着：‘我赔，我赔，赔……’（《吃肉》）；“他不是像其他人那样面朝前走，而是向里侧着身子，上身侧着的同时还既向前又向里地微俯着，左腋夹着个小黑包，右手微微弯曲着贴住大腿，两脚不能说是在走，是在快速而又细碎地向前倒腾着，头微微低着，两眼注视着前排三位领导的六只脚，仿佛他们随时会踩到地雷，需要他及时提醒；也像它们随时可能出故障，需要他抢修。这是一个快六十岁的男人，也是著名学者……”（2）这些细节，如同王彬彬手里的一块玉石，他用思想的刻刀，平稳沉静、专心致志、饶有兴致地精雕细刻着，那些异彩纷呈的原生形态的“平庸的恶”与“平庸的善”的人生百态，渐渐清晰而立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被注入其中的思想能量也悄然释放。

而达到如此程度，得益于王彬彬对语言得心应手的操控。王彬彬的散文语言有多副面孔，时而简约雅致，时而冷峻犀利，时而细腻温暖，时而戏谑风趣，时而蕴藉颇深且哲理意味浓郁。这种婀娜多姿的语言形态，辅以或长或短、错落有致、韵律节奏鲜明，且弹性和张力十足的句式，使王彬彬的散文呈现出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的叙述风度。如《公私》中的“布，总是有些弹性的”，“卖酒，是用酒提子作量器”，“菜，是从家里带来腌豇豆”，有一种可感知的语句的弹性、张力和韵律。而“抖一抖、颤一颤”“凿栗”在文中的两次重复，让人感到贫困中公与私在人的内心的缠绕和激烈打斗。《父亲扼杀了我的才华》（3）中“凿栗”的25次重复，则有特定环境中父爱特殊的质感和重量。

王彬彬散文的句式有生活本身的色泽、质感、节奏和韵味。“米下锅，烧开后，把米汤逼出来，把撕扯成条块状的咸鱼贴在锅沿上，盖了锅盖，再焖一会，饭熟了，鱼也熟了。”（《霹雳一声高考》）“腌豇豆，不能等到它长老了。太嫩了腌，又可惜了。要在豇豆半老半嫩时摘下。豇豆是整根地腌在坛里。要吃时，捞出来，洗一洗，切成寸许长，在油锅里炒一炒，就可以了。油多，就好吃些，也难得长霉些。”（《公私》）这两节共119个字，却有23个句子。其中，1个2字句，7个3字句，6个4字句，4个5~7字句，3个8字以上的句子。以短句为主，中、长句为辅的句式结构，形成疏朗、轻缓为主，紧致与细密为辅的节奏和韵律，既有醇厚、温暖的生活质感，又指涉着民间生活应有的精致与情趣。而“章教授的目光随着副司长的左右扫视而左右游移着，他老想与副司长对视，老想与副司长的目光产生碰撞，可每次他的目光一接触到副司长的目光，副司长的目光便移开了，就像小时候我们在泥水里捉泥鳅，每次刚要抓住泥鳅，泥鳅又滑走了”（《下贱》）一节，共99个字，只有8个句子，且9个字以上的长句子就有6个。这6个长句的节奏，仿佛就是章教授急切焦躁的心电波形图线。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一篇散文中，都有犀利无比、蕴藉极深的哲理警句，它们构成了王彬彬散文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如“有时候，我们怕某种东西，怕某个人，正是因为我们对其心存歹念”（《生命》），“每个人都被其他人怀疑过；也每个人都怀疑过其他人”（《真相》），“多一分耕耘多一分收获，这道理一般人都不怀疑，但一般人只是泛泛地相信这道理。特别勤劳的人之所以特别勤劳，是因为对这道理特别相信”（4）等。这些哲理警句，是对人生经验的淬炼和历史表象的洞穿，其中的诸多隐含意义，不是空洞的“智慧”或“思想”所能涵盖的。

如果说，鲁迅思考的是“国人”为什么没有以“国民”身份进入“民国”，而王彬彬揭示的是在半个多世纪国家曲折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民为什么在很多方面仍然没有成为真正的国民，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和影响。这个话题虽然沉重而复杂，但可能也是学者散文无法回避的问题。王兆胜在谈到当下学者散文时指出，“真正优秀的学者散文应有巨大张力，这包括在现实与梦想、理性与感性、现代与传统、知识与思想、小我与大我、微观与宏大、自信与谦逊、批判与自省、历史与未来之间。这是与学者使命和价值重塑直接相关的重大课题。虽然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和境界并非易事，更多的学者散文还不够理想；但有些学者散文确实与众不同，给人带来不少启示”。（5）我以为，用此评价标准来审视王彬彬的散文，“给人带来不少启示”的“有些学者”，是包括王彬彬的。

注释：

（1）《收获》自2022年第1期始，为王彬彬开设“尘海挹滴”散文专栏，本文为该专栏的首篇。本文所引作品凡出自此专栏，只在引文后标注篇名，不另注。

（2）王彬彬：《下贱》，《钟山》2023年第8期。

（3）王彬彬：《父亲扼杀了我的才华》，《上海文学》2023年第5期。

（4）王彬彬：《痰盂》，《钟山》2023年第1期。

（5）王兆胜：《学者散文的使命与价值重建》，《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