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伴随着我国乡村社会变革步伐的加快，传统的乡村道德伦理规范在与物质社会的交融与交锋中发生了很明显的流变。如何审视并重构与当代农村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伦理体系，一直是学界热切关注的严肃话题。我注意到，也曾有一些文学作品涉猎过这一领域，但其观察点和纵深度却难以让人完全信服，直到我的阅读与作家秦岭的短篇小说《山丹丹皇后》（载《作品》2023年第9期）相遇。

作者安排一个叫双峰镇的地方作为俯瞰当代乡村伦理社会的观察点，把乡村社会变革作为叙事的大背景，视角直接探入世情冷暖和人性底色，勾勒出了甄国花（山丹丹皇后）、魏政明、小樊、廖司帷、疯子、陌生婴儿、企业老板等一系列生动、新鲜、真实的乡村人物群像，再现了乡村土地上灵与肉、物质与精神扑朔迷离的现状，深刻揭示了乡村发展与乡土伦理、时代文明与传统道德关系的冲突、分离和嬗变。小说立足现实，反思乡村大地的阵痛，呼唤人性中的良知道义，其深刻性可谓入木三分。

双峰镇作为一个有着贞节牌坊、进士碑、宗祠等古老遗存的千年古镇，在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大潮中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优势，但也同样面临着地处偏远、资源匮乏、青壮年劳动力严重流失等发展困境。小说中这样描写古镇人气缺失的现状：“土地卑贱了，外面的城市像磁铁一样吸走大量青壮年，姑娘们一拨又一拨出山成了外埠新娘，有些婆娘甚至不惜抛夫弃子和外地相好私奔到发达地区。”甄国花作为从更偏远的尖山村闯入双峰镇的外来创业者，她经营的美发屋给古镇带来了弥足珍贵的活力和亮色，她毫无悬念地填补了古镇“女人稀缺”这一先天不足，而且因青春、貌美而一枝独秀，这使她赢得了山丹丹皇后的美誉。在古镇人的日常生活中，男人们需要她，女人们嫉恨她。古镇的一些工作人员、教师、开发商和留守农民，在精神迷茫的日子里和山丹丹皇后形成了一种秘而不宣的命运共同体，他们在灵与肉的交易中，彼此满足，各取所需，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构成了本能与人性交融、生存与命运共存、灵魂和道义兼蓄的特殊伦理秩序。山丹丹皇后和双峰镇打造的山丹丹花基地一样，成为古镇在发展中重现生机的一抹奇异亮色，而山丹丹皇后，则更像人们的精神的投放点和心灵的平衡点。

作者用写实和夸张相结合的手法，对山丹丹皇后赋予了某种传奇性和神秘性。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据传，没有山丹丹皇后的日子里，街头巷尾鸡犬不闻，前铺后店顿显寂寥，镇里镇外的山丹丹花黯然失色。”描写中把山丹丹皇后和山丹丹花有机地联系起来，人花与共，彼此映衬，极大提升了山丹丹皇后卓尔不群的魅力。只要山丹丹皇后和她的美发屋存在一天，小镇上的人们就能在这种伦理秩序中分享彼此的艰难、欲望和宁静，一旦山丹丹皇后在短期内离开双峰镇返回老家尖山村照顾瘫痪的长辈，“小镇的空气和时光仿佛也会随她而去。那种供氧不足的压迫感，让人呼吸无法均匀，远超饥馑贫寒年间带来的困顿。”也就是说，最终连嫉恨她的女人们也把甄国花当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说把古老与新潮、传统与现代、躁动与宁静融合在一起，像风俗画一样呈现了当下农民生活观、感情观、伦理观、价值观的复杂性和多元化追求。作者对当下乡村社会现状的观察和判断，与学界对乡村的重要关注方向不谋而合，而作为小说的呈现，又使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得到更为立体、全面、深透的复原，因为它是面向人性和灵魂的书写，这是文学的优势，而《山丹丹皇后》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优势。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山丹丹皇后身上承载着现实乡村中的人们试图摆脱贫穷、谋求发展、改变命运的梦想。她和许多出身寒微的乡下女性一样，也曾有过理想和追求，但受沉疴加身的父母拖累，她有翅飞不出大山，只能招一个无能的上门女婿支撑门庭。她不愿把少女宝贵的第一次给自己的丈夫，宁可和在城里当保姆时的男主人有了私生子。双峰镇成了她唯一的也是最理想的“创业沃土”，诚如小说中言：“山丹丹皇后的肩头，一头挑着城里出租屋里的儿子和丈夫，另一头挑着瘫痪在老家的父母。”山丹丹皇后对接纳她的双峰镇和双峰镇的每一个人都心怀感恩，而双峰镇的人们也心照不宣地呵护着她。来自古镇机关、学校的魏政明、小樊、廖司帷等人身份不同，他们有知识、有身份、有情怀，在和山丹丹皇后的肉体交易、心灵对视中不乏情义和古道热肠。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撕裂、洞穿了这一切，他们在抢险救灾中的确表现出了无畏、担当和大义，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化为废墟的美发屋却仿佛成了横亘在他们眼前的一道带血的试卷，山丹丹皇后的特殊身份成为他们心中最大的忌惮和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他们内心的答案几乎堪称合格甚至优秀：渴望向山丹丹皇后伸出援手。但是，第一个冲向美发屋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山丹丹皇后并未报什么希望的光棍兼傻子贾洋洋。而尚在废墟下苦苦挣扎的她，把牛奶涂抹在自己的乳房上，以母性的力量，呵护着一个爬进废墟的陌生婴儿的生命……

秦岭在乡土系列小说中刻画出来的一些乡村女性人物群像，至今让人难以忘怀，如中篇小说《绣花鞋垫》（《北京文学》2003年第11期）中的苟大女子、《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人民文学》2014年第9期）中的美泉、《吼水》（《当代》2017年第2期）中的董球女人等等。这些农村女性形象中，有的是为前途而挣扎的女中学生，有的是不得不留守在家的小媳妇，有的是打工时被有钱人包养的年轻妈妈，而山丹丹皇后的形象有所不同，她谋求独立但也甘愿“随大流”，有坚持但也习惯了妥协，有操守但也认同放逐。她清醒、智慧、真诚而又善良。光棍兼傻子贾洋洋曾在公开场合吹嘘：“嘿嘿。去山丹丹皇后那里，我得提前洗澡、刷牙、换上干净衣裳。嘿嘿。镇上自从有了山丹丹皇后，咱也学文明了。”紧随其后的叙事中有这样的描述：“那口气，山丹丹皇后完全配得上道德模范。”只有傻子，才说出了“正常人”说不出来的真话。小说也借助廖司帷的思维对山丹丹做了这样的分析判断：“甄国花这富有现代性的身世，似有一种时空倒转的古风意味。杜十娘？玉堂春？董小宛？羊脂球？茶花女？都像，又都不像。”这是作家设定人物的又一高妙之处，所谓“像”，是因为山丹丹皇后身上具备那些女性经典形象的美丽、善良和悲情；所谓“不像”，作者没有做具体的延伸叙事，他把思考的余地留给了读者。这个“余地”非常大，足以让每一位读者置身于故事的脉络之中，在迎面而来的震撼中，让思想在阵痛中的乡村大地上翻山越岭。

作者的谋篇布局和人物设定可谓独具匠心。毁灭性的地震灾难无疑是日常生活和精神反思的分水岭，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片土地上惟妙惟肖的众生相。但作者对他们的形象绝没有脸谱化或标签化，他们既睿智又世故，既坦诚又虚伪，既果敢又胆小，既善良又自私，面对美发屋的废墟，他们的灵魂在挣扎，内心在纠结，良心在自责，但终究无法冲破世俗的藩篱。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学教师的廖司帷不敢直接营救山丹丹皇后，于是安排高三班班长去救援队那里报个信儿，但班长却说：“我……我去报信儿，人家以为我和山丹丹皇后……”作者特意强调班长已经十八岁，意思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早就明白美发屋的另一种隐晦含义了。廖司帷只好又安排小学一年级的学习委员去报信儿，可这位学习委员却说：“我听我爸不止一次对我妈说过，他平时是绕着美发屋的……”作者同样强调这位学习委员年仅七岁。也就是说，越是“正常”人，无论成年还是未成年，内心反而被世俗的阴霾笼罩地更彻底，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光棍兼傻子贾洋洋，他是第一个冲向美发屋废墟的古镇人，但他却是精神有缺陷的“非正常人”；另一个是初到人世的陌生婴儿，他出于本能喊了山丹丹皇后一声“妈”，但他仅仅“初具人形”，尚未成“人”。

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假设：假如傻子贾洋洋不傻呢？假如婴儿长大成人呢？再不妨假设，假如作为读者的我们在现场呢？答案姑且不用猜测，而假设已经令人不寒而栗。

象征和魔幻是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神圣的贞节牌坊之下，是灵与肉的迷失与寻找；庄严的进士碑前，是用人不公和怀才不遇的落差；威仪的宗祠投影里，是乡村伦理道德的流变、颠覆和再塑。古镇厚重的传统文化在小说中具有多重寓意，其象征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它在见证历史的同时也在默默地窥视着现实，而现实中的它更像刺目的、幽默的特殊符号，人们以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重塑它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它。小说通篇还贯穿着山丹丹花的元素，地震后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美发屋废墟上的花瓣血色依旧，宛如朝霞。”贾洋洋遭遇险情时，“纷纷扬扬的山丹丹花瓣覆盖了他，红艳艳的，如毕剥作响的篝火。”廖司帷内心充满纠结时，“一片花瓣扑到廖司帷的眼睛上，他浑身颤栗起来。”前来采访灾后重建的作家即将离开双峰镇时，“突然间狂风大作，山丹丹花瓣漫天飞舞，如一只只红艳艳的蝴蝶。”不难看出，作者对象征着美好的山丹丹花注入了特殊的情感，它总在人物的情感博弈状态下轮番出现，它所包含的深刻寓意里，既有对人性的无奈和哀怨，也有悲壮的期许和呼唤。

作为美的化身，山丹丹皇后陨落了，她可能至死也未搞清废墟外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死了，但山丹丹花会一如既往地在乡村大地绽放。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这血色的美丽，可能是我们又一次直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