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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宇婷:“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
来源:《长城》 | 谭宇婷  2024年03月03日21:29

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把近百年来新创的“短篇小说”,比作“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他认为这“掘百世不竭的宝藏”的“美不胜收”,在于其“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彻”。短篇小说不再是“当以藏山之文、经世之笔行之”{1}的文体,而是如同树的“要紧的所在”的“横截面”。它能以“细部的修辞”投射出浩瀚的“全形”。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的艺术流转,便汇演着“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2}的历史图景。

事实上,以“侧面剪影(Sihouette)”般的体量来建构短篇的思想阁楼,与彼时报刊书籍的繁荣息息相关,这也如梁启超所言“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3}。晚清至“五四”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先在报刊上刊载或连载,之后才结集出版。这样的传播方式对故事整体性的要求,使得小说“虽一回不能苟简,稍有弱点,即全书皆为减色”{4}。这也促使作者更多地考虑创作轻便自由、适应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的短篇。《新小说》在创办时,就试图革新“语气未完,戛然中止”的长篇连载方式,强调“惟必每号全回完结”{5}。沈雁冰也曾在《小说月报》刊出广告言“惟以短篇为限。长篇不收”。杂志报纸作为传播媒介的有形牵制,即对小说各章回自成起讫的要求,为短篇的兴起提供物质上的土壤。

与短篇小说在社会层面的生成因子,相伴而来的是叙事观念的嬗迁,即小说由“说听艺术”向“写读艺术”转变。如何在文本中处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不是面对着听众讲故事,成为小说家们直面的难题。这使得“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说书人腔调,不再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规矩。小说也在阅读与沉思的过程中,获得更广阔的艺术空间。“对于书面文学,我们可使用我们最平常的想象力——我们的追踪与发现,积累与解释,通过我们自己独立的努力取得故事意义的能力”{6}。书面化的倾向,使得读者不仅仅是接受故事中线条较粗的内容,而是更多地直面语言运用的精确与巧妙,并长时间地驻留、感悟语言这样“活生生的具体”背后所沉潜的意义。

若是说在理论维度,胡适的《论短篇小说》被看作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自觉的重要标识之一,那么鲁迅筚路蓝缕的文学实践,便点石成金般树起座座短篇小说的里程碑。事实上,在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中鲁迅便译介安特来夫、迦尔洵等人的短篇。其中“《四日者》,俄与突厥之战”,“氏深恶战争而不能救,则以身赴之”,这篇“文情皆异”{7}的小说讲述的是幸存者“见杀于我者,今横吾前”,想到他也跟自己一样“有老母”,夕阳西匿时坐在茅屋前,翘首盼儿归。而“《谩》述狂人心情,自疑自杀”,爱人间的谎言与障蔽折射出“人生为大谩”般的整个社会“瞒与骗”的本质;“《默》盖叙幽默之力大于声言”,“若生者之默,则又异于死寂”{8}。在“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9}之时,鲁迅将目光投向“平凡困顿,多过失而不违人情”的事与物,并将这些与自己生命体验交感共振的心灵感受,浸染入短篇小说的创作中。

《狂人日记》借助反复出现的“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来呈现狂人对社会事相的“撮录”。十三个小节的白话故事之间仅在事理逻辑上稍有关联,在时间上则如文言小序中所言“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小说中,客观的时间坍塌了,演变为一种模糊的、不可靠的心里感觉,一种内在于社会个体的主观之物。而“救救孩子……”的省略号的未尽之意,所夹杂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隐喻着每个个体如同置身时间荒原,怀抱着被救赎的期待。鲁迅因“食人民族”的所悟,而成此篇。小说横斜逸出的“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便以对狂人来说有悖常理的言论恰是正常的逻辑,构成对此意旨的注脚。《孔乙己》所描写的是“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10}。“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的孔乙己,一到店便“排出九文大钱”,要两碗酒和一碟茴香豆,最后在掌柜“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的念叨中,大约“的确死了”。将思想的磨刀石隐于小说的文脉,远难于将故事拆解为问题。而将“世事的螺旋”融入短篇的“轨范”{11},即物达事,见世道人心,便是鲁迅的短篇小说所达之境。换言之,他在短篇的“窄门”中浓缩“庞杂的容量”,以精炼、恰当的元素表现深远的内容。在对现实的刻写中,鲁迅用心地观察暧昧而复杂的生活表情,在想象的情貌中以多样的叙事魔法,演绎世俗人心的不同侧面,形塑历史与生命的寓言。

鲁迅所铺展的短篇小说的璀璨的“林中路”,在其后的五六十年代被“宏大美学”所置换。作家们更多地聚焦于小说与现实的外在关系上,短篇被要求“迅速地反映”“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林斤澜、孙犁,承继汪曾祺“短篇小说像诗”{12}的精神气脉,以花瓣式的抒情密钥,在略显坚硬的现实和存在世界中实现突围。林斤澜“所追求的是一种生活气氛、一种情调、一个童话世界”{13}。孙犁擅长捕捉、提纯日常生活中的美好情感,创作“像诗歌和音乐那样的打动人心”{14}的质朴篇章。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家们更是挣脱种种模式和固化经验的制约,在语言、形式等方面朝思暮想,在有限的字符里探寻创作的美学支点。马原、残雪、格非、余华等人,以或含蓄或放达、或庄严或诙谐的表述,搭建具有象喻性的短篇城堡。苏童曾直言:“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写出了理想中的短篇精品,也许这对于我将永远是一个甜蜜的梦幻,而我也乐于沉浸在这个梦幻中。”{15}从《第八个是铜像》到《桑园留念》《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再到《西瓜船》《拾婴记》等,苏童孜孜不倦地耕耘“纸上的南方”。“短篇小说的凝练、细致和谨严特征,使得他能够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耐心地、逐一地打开生活、人性的褶皱。”{16}在以“枫杨树乡村”和“香椿树街”为视景的“微雕艺术”中,苏童以对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的描摹,以对血腥、死亡、暴力、罪与罚等命题的内敛思考,考验着短篇小说在心理性、思想性与历史性层面的容量,闪烁着澄澈的、满溢生命律动的叙述的“逆光”。

如何将现实的鲜活和丰厚、叙事的谨严与灵动,融入精雕细刻的语词中,是小说家们持续探索的难题。王安忆曾从莫泊桑、契诃夫、欧·亨利、卡佛、卡尔维诺等处解读“短篇小说的物理”,既勘测到“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又发现“短小精悍,饱含现实人生”的“入木三分”{17}。短篇的气度对作家的经验、情感、艺术匠心和生命感悟力有着更高的要求,而当代短篇小说在作家们的持续努力中潜滋暗长,呈现出和煦美好的质地和绵厚悠远的气韵。即便是“流量巨大到能带动泥沙俱下”的莫言,在写短篇时也“更‘自由’、更‘自在’”,在“这样不受限制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接近和感触到他的文学世界发生和启动的原点”{18}。例如《白狗秋千架》便以“读书人还乡”的视角,讲述十年前因荡秋千被刺瞎眼的暖,被迫嫁给邻村哑巴并生了三个小哑巴的故事。莫言在含着刻薄、冷峻的对话语调中,不动声色地刻写残酷的现实体貌和沉重的命运轨迹,在随形赋势的闲笔中弥散彷徨、惆怅的意绪,在复调的人性容器中实现“内爆”。擅长借助事件运行的内力,牵拉沿途社会风景的深度与广度的,还有“中国契诃夫式的小说家”刘庆邦。《走窑汉》中煤矿工人马海洲为报妻子小娥被侮辱之仇,用刀捅了副队长张清,为此入狱。由这个灵与肉的空隙“黑洞”,不枝不蔓、密密匝匝地缀连起来的,是耻辱、忏悔、恐惧、郁结、隐忍等心灵符码。

可以说,20世纪短篇小说与时代语境存在着盘根错节的联系。报刊杂志的传播方式为其兴起提供外在的动力机制,而叙事观念的变迁则构成其内在的发展基因。在百余年的文学系谱中,短篇小说所激活的语词的力量,所唤醒的艺术的感悟,以及所释放的思想的磁场,如时代的风琴般传递着审美的幽韵,植摘下历史中五彩斑斓的余荫。其所具有的包容万象、众声喧哗和生气淋漓,如乍起之风,掀起不甘平庸的美学波澜。鲁迅曾言及短篇小说的意义,不仅因其“便捷,易成,取巧”,更多在于其“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近传精神,用数顷刻,遂知种种作风,种种作者,种种所写的人和物和事状”{19}。身处文学“大伽蓝”中的短篇小说,虽如“芥子”般细小,“一雕阑一画础”都能切实地彰显“须弥”的宏丽、巍峨与炫目。

注释:

{1}《<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1902年第20号。

{2}胡适:《论短篇小说》,此文系胡适1918年3月15日在北京大学演讲稿,傅斯年记,原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2日至27日,又载《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期。

{3}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1901年12月21日。

{4}《<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1902年第20号。

{5}《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

{6}James Guetti, Word-Music, The Aesthetic Aspect of Narrative Ficti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9.

{7}鲁迅:《杂识(二则)》,《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2-173页。

{8}鲁迅:《著者事略(二则)》,《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4-174页。

{9}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

{10}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18页。

{11}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

{12}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益世报·文学周刊》第43期,1947年5月31日。

{13}陈言:《漫评林斤澜的创作及有关评论》,《文艺报》1964年第3期。

{14}黄秋耘:《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段感想》,《文艺报》1961年第10期。

{15}苏童:《我的短篇病》,《小说林》1993年第1期。

{16}张学昕:《苏童与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

{17}王安忆:《短篇小说的物理》,《书城》2011年第6期。

{18}张新颖:《从短篇看莫言——“自由”叙述的精神、传统和生活世界》,《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19}鲁迅:《<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