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1）

——梁启超

布罗代尔主张用地理结构来观察人类的文明历程，在此可以借用他的“长时段”史观来考察“新南方写作”：“近时段”看是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产物，“中时段”看是晚清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回声，“远时段”看则是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化的结果。新南方写作既指向地域，也指向“脱域”，（2）同时呼应了大湾区发展规划，激活了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和都市文学所探讨的中国问题，乃至整个民族“走出鸦片战争阴影”的文学果实。

一

新时代呼唤新文明

南北分界本是个地理问题，威利·勃兰特曾以北纬30度线为界将国家（主要是北半球的）划分为发达的北方国家和欠发达的南方国家。结合大历史趋势，我们会发现发达和欠发达对应的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文明程度与价值观。一言以蔽之，是现代造成的分野。

“新南方写作”的命名包含着不同的辩证：一是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辩证，二是南方和北方的辩证。这两种讨论都由来已久且变动不居，牵涉的问题广阔而复杂，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所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3）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差异十分明显，相关著述汗牛充栋。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周氏兄弟等均结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地理特点谈到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所命名的“北人气概”与“南人情怀”被学界广泛引用。鲁迅曾参与京派与海派之争，并在杂文《北人与南人》中指出：“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4）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鲁迅谈的南方还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名之为“沿海模式”都是模糊的，包括江南、东南沿海一带。根深蒂固的农耕文明和历史实情决定了中国的南北问题蕴含着权力等级差异。

纵观人类文明史，人类生活水平受气象、水文等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历史上较早出现的是游牧文明，人类逐水草而居，主要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由中原的黄河流域不断移到长江流域，同时也培养了一种中心心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驯化家禽，种植作物，然后定居下来，这是非常重大的历史进步。地理学家赵松乔提出我国北部有一条“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这条“农牧交错带”正是修建万里长城的依据。自然地理结构便于我们理解“乡土中国”的“超稳定结构”。日本学者和辻哲郎的《风土》、美国学者段义孚的《空间与地方》等著作揭示了地形、地貌、季风、降水等自然条件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层影响。“恋地情结”非常深入地从经验层面阐释了人类对居住地的情感连接。人文地理的发展提醒我们地理并非单纯的物质力量，人类活动同样会塑造地理环境，人、地的互动促进文学地理学的发展。农业文明主导下，一切价值观乃至文学的标准都受此评判，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铁杵磨成针等传说典故，桃花源、晴耕雨读的梦想、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忧患意识等都为此服务。土地至上的时代，秦川八百里的中原一带是财富的聚集地，也是政权中心。尽管《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就已委派大型船队从广州出海，但当时商业处于自发状态，农业的核心地位无法撼动，重农抑商的心态由来已久，整个儒家文化倡导与土地的稳定性匹配的社会秩序。“岭南”这个命名暴露了地域劣势，陆路交通以马车、牛车为主，山岭是阻碍的意象。“愚公移山”成为决心的代名词。山脉阻隔，广东的三大方言都以难懂著称，甚至被贬为“鸟语”。中原遥遥，岭南闭塞荒芜无优长，是韩愈、苏轼等逐客的流放之所。当然流放客观上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

船舶技术与相关科学的发展让大规模海航兴盛，“地理大发现”更新了大家对全球的认知。欧洲率先占领海外市场，经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实现现代转型，全球的联系日渐频繁。南方的地缘优势逐步彰显。1757年，广州成为清政府指定的唯一合法通商口岸，从事贸易时外国人可以住在十三行一带，其余时间则需住在澳门，以珠江入海口—澳门—广州一带自然形成的湾区成为西方船舶来到中国的第一站，成为早期全球化沟通东西的要塞，盛况堪与伦敦媲美。早在1905年，梁启超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就指出“就国史上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5）“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球最重要之地点仅十数，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6）“广东人于地理上受此天然优胜之感化，其剽悍活泼进取冒险之性质，于中国民族中，稍现一特色焉。其与内地交通，尚不如与海外交通之便。故其人对内竞争力甚薄，而对外竞争力差强。”（7）当时，珠江口岸外贸繁盛，显示了族群、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东西文化的差异与吸引力。商贸方面遵循“广州体制”，广州被翻译为Canton，美国的很多个州、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城镇命名中仍保留着Canton的字样。日本最早使用的中文手册是用粤语编写的。程美宝的《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和大世界》以颇具质感的方式详细讲述小人物黄东的跨国生活，呈现广东在早期全球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丰富的生活细节展示出大历史与小人物的连接。商品交换伴随着知识交换、观念和价值互融。货物的全球旅行史背后伴随着价值的博弈和意义的交流。大湾区的历史见证了中西文明的相遇，西方商人早先是从珠江口登陆中国；海外华工、留学生也是从这里漂洋过海而去。长久的通商外贸经验培育了南方独特的城市文化气质，商业的本质是交换、协商、互通，以求共赢、变通、洽谈与妥协，这也形成了大湾区的文化气质。南方的城市建设、建筑、博物馆、民俗、方言等都保留着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开平的碉楼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汕头小公园一带的建筑有着显著的南洋风格，侨批文物馆见证了本土与海外游子的互动。碉楼、侨批等也成为“新南方写作”重要的叙事对象。

王赓武指出，当今我们习惯谈论东西之分，而忽略更为根本的南北之分。南北实指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北方主要以土地为生，与之匹配的是内向而封闭的乡土文明；而南方面对着蔚蓝的大海，以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洋和西方海岸进行商贸往来，尊崇商业文明。作为一个拥有五湖四海的大国，漫长的海岸线曾经在前现代时期确保“乡土中国”东南面的安全，可是，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确定性。海寇的到来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被动的近代化进程开启了。不稳定的海洋与稳定的陆地交锋，工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大规模碰撞，其悲惨境况在《虾球传》等作品中得到表达。近代四面楚歌的处境催生各种救国救民的方案，“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其中的一种主调。受进化论和线性历史观的影响，晚清一代学者基于晚清的困局将现代性想象为线性的单行道，将中西两种不同文明的空间关系转化成时间关系，古老的东方大国被叙述为“少年中国”，意味着后发现代性向原发现代性学习。历史不是书斋里封闭的算法，而是基本国情与文化传统多种合力的结果。孙歌在《作为方法的日本》中指出：“西方现代的文化焦虑来源于对自身文化缺陷的反省，而东方的文化紧张却根源于对能否在历史中确定自身文化位置的担忧。近代以来，一切概念都来自西方，东方在世界史中的位置也是由西方确定的。”（8）的确，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是对历史危机的应激，后发的现代性国家从与原发现代性国家的交往中汲取变革的动力，殖民地在从宗主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同时，亦从中吸收了一些现代经验，如启蒙思想、管理模式、科技创新等。中国的“现代”从南方开始，无论是被动的鸦片战争，还是主动的改革开放，都与广州（围绕珠江入海口的大湾区）这个悠长的中西通商口岸密切相关，新南方写作的部分意义植根于黄色的农业文明与蓝色的海洋文明的遇合、交融与再造。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同时参与人类的生活，为历史发展提供思想资源。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经典化与后世的精神呼应程度密切相关。《鲁滨孙漂流记》能成为享誉全球的文学经典，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殖民活动以及英语的强势辐射分不开。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鲁滨孙这个形象是宗主国在向全球殖民地输出意识形态。卡尔维诺则认为《鲁滨孙漂流记》是“一部颂扬商业和工业品德的圣经，一部赞美自食其力的史诗”，“颂扬人类坚忍不拔地与物质斗争”，他认为笛福在叙事中确认了一种崭新的价值，即让自我经受考验而不必纠缠于所做事情的大小与成败。（9）的确，鲁滨孙所包孕的开创精神和生存智慧为殖民者提供了冒险的精神资源，鼓励他们去面对未知，追逐远方，开拓新世界。殖民活动又进一步让鲁滨孙精神在陌生的异域声名远播。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需要不同的精神滋养，农业文明肯定的是勤劳、勇敢和隐忍，崇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崇尚愚公移山、铁杵磨成针；商业文明呼唤冒险、创新与博梦，鼓励对“诗与远方”的大胆追逐，鼓励时代的弄潮儿异想天开、乘风破浪。今天，智能文明不仅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亦需要与理性指导的实践相匹配，创意、创新、创造成为新时代的总号令。

二

南方风尚：粤语歌曲、美食、每个人的梦

新南方写作是一个超越传统地域、地理空间而书写新文明的动态历史过程，其内涵在不断扩容。林岗在《广东文学通史》的序言中勾勒广东文学的历史轨迹，以“八面来风，异军突起”来形容其特殊气质。这风，是融合了传统和西方的时代之风。根据程美宝的研究：“西关音”是自18世纪伊始商人聚居一带所流行的粤语口音，辐射至香港、澳门、上海和世界各地粤语社群的“城市之声”。由于商贾富庶，所以他们的女儿被尊为“西关小姐”。我想“西关音”的魅力约等于我在青春期时听到叶丽仪演唱“浪奔，浪流”（《上海滩》插曲，粤语版）时所引起的周身血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粤语歌曲、影视剧在全国独领风骚。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故乡小县城的十字路口终日飘荡着激动人心的“浪奔，浪流”，尽管我们一句真正的粤语也不会讲，但唱得神似。夜幕降临，大街小巷就会响起《陈真》《霍元甲》之类武侠连续剧中的打斗声，主题曲也被反复模仿，各种走调的唱法从街头传到巷尾。牛仔裤、喇叭裤、武侠小说和电视连续剧、粤语金曲、通俗爱情电影……都是抹不去的记忆。1991年，广州电视台播出《外来妹》，轰动四方，6位广东打工妹的追梦故事几乎创造了地方电视台的最高收视率，演唱主题曲的杨钰莹也凭着《我不想说》成为最受大众喜爱的歌手。成功可以复制，梦想唾手可得。这些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流行符号成为我们青春时代的“诗与远方”，召唤我们“脱域”。

1992年，18岁的我在命运的志愿书上写下了“中山大学”4个字，开启了我的南方生活。追溯人生动机，尽是一些凡俗的琐事。当时懵懂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个人渺小的人生与大历史意外地叠合，30年前的大学志愿已与今天的“新南方写作”暗通款曲。魏微的《烟霞里》出版后，我几次被问到主角田庄是否以我为原型，我的几个学生一看书名就一口断定写的就是我。其实我不过是提供了一些细节，如为什么选中山大学，当时的录取情况，以及20世纪90年代广州的气氛、校园生活等细节。小说家总是将自己亲历和感知到的全部经验一起投入虚构的熔炉，从中提炼更具历史方向的情节。魏微的志向很大，她渴望以侧面强攻的方式谱写改革开放的时代全景图。田庄虽然早逝，但也在广州尽责尽职地干着一个青年学者应该干的事情，其代表作《梁启超和他的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开放的精神根源。无论梁启超具体的思想观点是否正确，他代表了时代进步的方向，他的思考、他的态度，甚至他的为人，在今天依然对后学者具有深深的启迪作用。在讨论“新南方写作”的过程中，梁启超由一位活在历史中的维新派干将恢复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南方人，他的神思凝聚在国家的现代性追求中，也凝聚在大湾区这片边缘的热土中。今天，我们依然吹着他吹过的海风，依然追寻着他的追寻，南方大地上接连发生的故事多多少少都能蜿蜒地通向他。

改革开放率先在东南沿海设立特区。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此后中国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整个中国进入发展的快速轨道并弯道超车。深圳从几十万人口的小渔村变成两千万人口的现代都市，这是让世界瞩目的奇迹。大湾区成为人口净流入地，这是大家为逐梦而展开的人口迁徙。所谓“人往高处走”，说明人的流动是有目的、有追求的，“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讲出人类独具的超越性与未来性。人口自觉流动演绎出时代的精神轨迹，广东省人口过亿，几乎汇聚了56个民族，大湾区人口，多样化的人口、多样化的地方性，既建构了新型的大湾区城市景观，也建构了崭新的人文景观。越来越多的作家来此生活，樟木头的作家村即为一例；越来越多的新兴职业与个人经验碰撞；越来越多的文学会议、读书会、新书发布会、民间和商业的项目、政府扶持基金等，共同促成文学的更新迭代。

海纳百川，开拓、包容、对话成就灵动的南方文化精神。正如林棹在《潮汐图》中写道：“两个生埗人初相逢——不是在路口，就是在港口——他们立定，交换世界。世界在路口港口相逢，似乞儿王缝起百衲衣。”（10）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携带着各自的地方性相遇，“交换世界”时最先发生碰撞的是语言。《潮汐图》中茶楼的伙计会说“五个国番话”。英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承载着各自的传统漂洋过海，汉语（普通话）承载着“大传统”，各地方言则承载“小传统”。语言隐喻着权力，语言背后是生活方式，选择一种语言实乃选择一种身份认同。《流溪》里写道：“在我就读的咸水城小学，粤语就像一把凉凉的精钢筛子，机械地晃。说不好粤语的北方小孩从网眼漏下去，‘啊——！’惨叫着，坠入黑漆漆深渊。精通粤语的南方小孩呢，在筛子里成群结队地跳呀，抖呀。说不好粤语的北方小孩只能跟说不好粤语的北方小孩做朋友。每个班级都有两三个北方小孩，很自然就玩在一起，尽管他们可能彼此憎恶。”“在九〇年代的咸水城，‘本土’常常沦落为‘土’——‘土’，是咸水城青少年的大忌。土很微妙。要警惕土。咸水城以北都是土。以南呢？香港完全不土，海南岛倒又土了，东南亚却不那么土。普通话是土。不标准的粤语是土。省城粤语比香港粤语土。潮州话土，客家话土，但没有普通话那么土。”（11）粤语与普通话的战争，方言彼此之间的竞争，尤其是深入心理层面隐蔽的认同之争非常幽微。林棹敏感地从自身的感性经验中辨认出方言所标识的等级秩序及本土文化认同。

近年来，方言进入小说的现象尤为兴盛。胡适在推荐吴语作品《海上花列传》的序言中肯定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方言土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12）林白的《北流》做了较为极端的探索来恢复粤语方言在生活与叙述天地中的位置。她在小说另册中特别制作了《李跃豆词典》，以供不懂粤语的人查阅。制作粤语词典是对既往历史的模仿，较早的中日词典、英粤词典是依据粤语方言来修订的，最早最自觉到达日本从事文化考察的知识分子多数来自岭南，所以粤语曾是早期全球化过程中相当重要的外交语言。此外，极具生命力的大叶榕也成为典型的南方意象，承载着南方丰沛的故乡情感。榕树繁茂的气根赋予《北流》以叙事结构，四季疯长、层层叠叠的绿叶让林白捕捉到南方生活流的奥妙，炎热让林白止不住要歌唱，而且要将这些脱口而出的诗歌夹进叙事，让叙事恣意飞翔，随风飘荡。

“新南方写作”将大湾区放置在复杂的历史进程、多元的文化脉络中考察，打开了新的历史视野。林棹在《潮汐图》中以一只巨蛙的视角呈现19世纪珠江口岸被动的开放过程，它被西方商人、博物学家H收养后去到澳门的好景花园，后来又随主人沿海上丝绸之路去到欧洲生活。动物视角的采用有效地祛除了我们既定的史观，尤其是西方汉学持续很长时间且影响强劲的西方中心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摧枯拉朽的威力给予十足的肯定。巨蛙低到尘泥的视点让我们对中西文化交往、世界交换有了更为复杂的感知。林棹对当时十三行的外销画、博物画进行了极其细致的描绘。外销画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案例，既要画出东方的风物、东方人的心灵，也要照顾遥远的西方看客的微妙心理。

吴君的《皇后大道》《万福》《同乐街》等作品就像乡土中国所揭示的“水波纹”，由近及远来展示拥挤的叙事空间内复杂的人际关系。以街道为叙事空间的做法师承《三家巷》，城市文学认同的基础从乡土的村庄变成都市的街巷。吴君的深圳街巷始终以香港为叙事镜像，前现代与现代、后现代的景观互相竞争，与之如影随形的是人生百态。某种意义上，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是我们展开现代想象的依凭，也是吴君深圳叙事天空的魔镜。蓝色的海洋文明呼唤冒险，鼓励竞争，这些西方文明的精神亦有机地融入“新南方写作”中。

邓一光南来之后不断地发现深圳、书写深圳，他将深圳二字作为叙事地标凸显于作品标题中，将深圳独特的魅力传递给无数读者，并将深圳文学提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超越深圳地理，将目光投向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以十分独特的方式追溯历史，展现国家现代性追求的曲折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多年前的这场艰苦卓绝的保卫战，蕴含着这片土地的未来。

华人作家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对北美华工及其国内亲人的生活进行双线叙述，通过以家喻国的方式重现方得法一家五代的命运，展示早期被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无独有偶，熊育群的《金墟》结合史料和虚构，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历史浓缩于开平的赤坎古镇：一边是离散在海外的游子，一边是家乡的发展变化。将《金山》与《金墟》对读，我们能够获得更绵密的历史想象与更丰沛的现实认知。陈继明的《平安批》抓住“侨批”这一信物（银信）来展现下南洋的潮汕商人的赤子心，以及海外游子对母体文化的认同。

广州美食闻名天下，“一盅两件”代表一种商业谈判催生的新生活方式，在精致的糕点里藏着民族文化细腻之美。“民以食为天”，生存是文化的根，如何生活是文学表现的核心内容。葛亮在《燕食记》中以饮食文化为切口窥探大湾区文化底色，使这块有着千年商贸交流史的土地深处流传的秘密得以彰显。美食乃文明的表征、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文化与三餐四季的唇齿相依，就在用筷子夹美食、用陶瓷杯饮茶的动作中延续下来，家国情怀亦保存在饮食文化的差异性和延续性中。

“新南方写作”必然要面对南方的地理环境，即海洋、岛屿、潮汐、台风等，这种自然景观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曾被描摹、被呈现。海洋文学、生态文学的提出都是有感于当代的中国问题。“新南方写作”是在特定的历史中处理具体的中国南方地理，突出的是世界视野中中国的现代追求，以及古老的东方文明如何推陈出新。像林森的《海里岸上》《岛》和南翔的《老桂家的鱼》展现了现代化转型对疍民情感的深刻影响，海里、岸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重新被审视。作者并不是单纯地凭吊一种必然消失的疍民生活，而是力图展现现代性的多重面向。鲍十对岛屿的叙事背后有成长于东北平原的视点，不同生活样态的对比使岛上生活的独特性得到显现。孙频的“海边三部曲”既写实又写意，可见可触的陆地与深不可测的海洋交织出没，海洋像山林大地一样融入她的创作背景，人与环境的关联、环境对人的疗愈，成为她表达的支点。“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林棹在《潮汐图》中对风有细腻的描写，她甚至为此去学习驾驶帆船以获得对海风的感知。海上生存的确有别于陆地生存，无论是船长、水手，还是疍民，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与风休戚相关。风有信，我们必须学会接收风中的一切消息以求生存、谋发展。风既是自然意象，也是文化意象。《潮汐图》实写巨蛙对海风的感受，其实是隐喻文化风向的现代转变。

三

激活传统，创造认同

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国家视野往往容易以自然行政区划来考察地域，而忽视边缘地理的文化意义。全球市场的开拓使我们更加容易以经济贸易来重新形成认知框架，这种经贸合作事实上也在重新塑造地域版图。李敬泽在谈文学的南北问题时指出：“一方面，要看到大势，你是个现代人，是个中国人，就地球村来说，中国也是个‘地方’，你要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大势里看到地方性经验和知识；另一方面，地方性经验和知识没有失效，至少在文化上、美学上没有失效，恰恰相反，它很可能会获得新的活力。不过，在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逻辑中，地域文化也可能越来越变成景观性的、风格化的。”（13）李敬泽强调全球化视野中的地方性不是封建的、固守的，而是经过现代文化冲击过的、经过考验的地方性。纵观近年来历史研究的大变化，一是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兴起，二是中国中心观越来越被接受，大家希望从更内在的长时段的结构和趋势来理解中国的变迁。全球化的大趋势是对普遍价值的接受与认同，全球化和地方性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互动的，就像传统不断吸纳、融合创新一样。

在乡土时代，由于交通和通信的不便，地域性的流派创作极大地展现了地方特色、景观、风习、生活方式、文化认同。中国的地域最初很大程度上与血缘、家族联系在一起，如中原常以姓氏来命名村庄、祠堂，甚至山川河流，如王家庄、乔家大院、梁家河、梁庄等。因此，地域性暗含着某种程度的封闭和排他，是建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凭据。以地域为名，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主要的流派命名方式，如建安七子、公安派、桐城派、荷花淀派、山药蛋派；到当代更为明显，如陕军东征、湘军、广西三驾马车、宁夏三棵树、甘肃八骏、新东北作家群等。20世纪80年代，教育的普及让边地的多民族文化得以呈现，如扎西达娃等的西藏文学，万玛才旦的西藏电影，以霍达、石舒清、马金莲、叶广芩为代表的民族文学创作……如果我们还原历史现场，就会发现每一种流派、命名背后都暗含着价值观的竞争，隐含着地方文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互动。

“新南方写作”意外地激活了打工文学，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南方文学面对时代、面对农民工这样一种历史未曾有过的新身份提出的文学新命名。粤语版家庭轻喜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以西关大屋来呈现文化差异、冲突及融合。对比五四时期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被动命运，如祥林嫂、子君、四凤等，改革开放的确为女性登上历史舞台做了一定程度的准备。从传统的文化设计来看，农耕文明将人类像植物一样稳固在土地上，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结构，“夫为妻纲”内化为女性的人生纲纪，将女性固定在灶台边，公共空间中没有女性的位置。但绝大部分地区的风俗是男娶女嫁，这便在女性的基因里埋下了适应新环境的种子，一旦社会流动，思想开放，女性就容易从中把握人生机遇。盛可以的《北妹》、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旧海棠的《消失的名字》、郑小琼的《黄麻岭组诗》、彤子的《生活在高处》等作品，记录了南方给女性提供的与厅堂、厨房截然不同的工作与生存空间。打工文学虽然因隐含的贬义转瞬即逝，但倔强的基因却在此后的底层文学、新城市文学中复活，一大批外来者在南方的劳作、奋斗等生活通过动人的文学细节得以保存。

新旧文明的激荡必然伴随利益、秩序和价值的重组。“到城里去”就是对“脱域”的呼应。王十月的《国家订单》、陈再见的“小镇故事”、盛慧的《闯广东》、厚圃的《拖神》、莫华杰的《春潮》等作品都是重要的时代见证，它们让结构性的、被遮蔽的农民工的生活被看见。每一种新文明都是秩序和利益的重组，根基都必然包含着底层劳动者的血汗。“新南方写作”是背上行囊南下寻梦者的离乡之歌，他们将生命写在车间、工厂、流水线上，写在包装盒、集装箱、海岸线上，写在流汗、流血、流泪的刹那。

张欣的创作始终对准变化的时代，她深入广州内部，赞美每一个不曾辜负的春天和那些辛勤劳作的人们，为背井离乡的创业者留下心灵剪影。她塑造了许多创业女性的形象，为女性的独立自主鼓掌，从《岁月无敌》到《千万和春住》，一系列作品中的都市女性形象为千千万万渴望加入城市化建设的女性提供精神资源。随着新生活的打开，崭新的人物也随之诞生。林棹在《潮汐图》中塑造了许多乡土文明无法养育的人物，比如专门画外销画的中国画师冯喜、伺候外国商人的事仔（boy），这些由外贸产生的职业身份是以往的中国文学未曾处理过的，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由于生活机缘开始学习外语以及外国人的礼节、生活习俗。囿于乡土文明视野，作家们一时很难塑造好新兴商人（外商更为复杂）形象。蔡东以深圳和留城建构起独特的叙事天地，她对都市人内心隐疾的犀利探索和精到表达引人注目。王十月、王威廉、陈崇正等作家对科幻文学的尝试也展示了“新南方写作”对科技文明兴盛的反馈，具有较强的未来意识。青年作家梁宝星、路魖的多种创作方式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新南方写作”。要特别一提的是，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成为非虚构现象级作品，说明“新南方”的问题具有时代症结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学历通货膨胀，阶层跃升通道受阻，二本学生的命运代表了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命运。

广受关注的悬疑剧《漫长的季节》，在豆瓣评分长期保持9.4分以上，创近5年来的新高。剧中有一个镜头不多却很重要的港商形象卢总，他白皙、清瘦，说着一口“港普”，虽然穿着时髦却暗含着一种不道德的气息，因出手阔绰在夜总会深得青睐。他因性侵女大学生沈默，被沈默杀死，成为该剧第一个受害人，引发了此后一系列悲剧。电视剧作为大众的艺术，自有其塑造人物的套路，便于观众对人物类型快速把握。港商卢总虽是悲剧的诱因，但他的恶过于平面化，并无深度可言。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辽宁（及至东北）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积淀了深厚的工厂文化及工业伦理。当经济体制改革，整个生活方式受到严重冲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对商业与消费伦理产生敌意，道德的轻蔑不能催生新道德，亦无助于建立更多面相的现代文化认同。文艺作品如何对待商业，塑造港商、外商形象值得讨论。这个话题既具历史性，亦有时代性，商人形象背后是商业文明、商业伦理，反映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财富、看待经济发达地区，看待整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从重农抑商，甚至“仇富”心理，到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经历了晦暗而艰巨的探索过程。农业文明依赖土地，所以我们的文艺作品以母亲形象来歌颂土地，同时歌颂劳动者的忍耐、坚持、牺牲精神。在资源总量恒定的情况下，“为富不仁”的价值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宣扬宁静淡泊、安贫乐道也是一种安定人心的社会策略。但是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思想启蒙、全球化改变了这种情形，尤其是精神生活、文化生产与资源的占有量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作为贵族的托尔斯泰可以创作出经典作品，债台高筑的巴尔扎克同样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家。总之，工业、商业，尤其是今天虚拟世界的智能文明，几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进行着全面的渗透与改造。

南方一直是中国与世界交汇的桥头堡、示范区。十三行见证了早期广州对外商贸的盛况，也留下了文化交流的重要凭据。从广东看世界和从世界看广东这两种视野在互动中渗融。作为国家战略，大湾区政策的实施是更深更广的开放与融合，商业文明、海洋文明、智能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融合后将形成崭新的现代文明。

“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文艺”都是对地域差异性和地域传统的重新发现，是将人地关系和人文关系置于全球视野之中进行再考察与解读，从不同方位的边缘来探索中国文学在新时代蕴含的诸多可能性，但“或早或迟，现存的中心和同质化力量必然会努力吸收掉所有的差异”。（14）当剧烈的现代转型变成习以为常的新常态，其殊异性均被融化于流动的传统中。

21世纪是一个“拜新”的世纪，追新让我们马不停蹄，但建构新的文化认同需要时间。人类既追新亦怀旧，所以故乡叙事会成为人口剧烈流动时代动人的乐章，对乡土牧歌的吟唱、对劳动者的赞美凝聚在乡土中国的基因中，不时地发出迷人的回响。今天，我们关于“新”的讨论，既是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世纪延续与回响，也是中国从鸦片战争阴影中走出、主动改革开放所形成的文学新质，是对创造的渴望，是对未来的呼唤。

注释：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3卷，第60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提出，“脱域”指随着人在空间中的流动，社会行动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提取出来，并跨越时空进行重组。“脱域”和断裂说都是从长时段勘探现代运动的后果中总结出来的。

（3）刘勰：《物色第四十六》，《文心雕龙注》，第694—695页，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鲁迅：《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4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6）（7）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梁启超全集》第6卷，第1683、1691、169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孙歌：《作为方法的日本》，《读书》1995年第3期。

（9）〔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鲁滨孙漂流记〉：商业品德的日志》，《为什么读经典》，第113—114页，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10）林棹：《潮汐图》，第6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

（11）林棹：《流溪》，第34—3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12）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集》第4册，第36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13）李敬泽：《说南北——答李蔚超》，《跑步集》，第10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

（14）〔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第549页，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