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云《我该走了吗》：忠于悲伤
作为一介凡人，很难不对李翊云这样的作家产生敬而远之的偏见。这份偏见源于她的“精英”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北京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读免疫学专业，博士毕业前一年放弃学位去读创意写作，选择英语而非母语创作。也源于她“过于漂亮”的文学履历：开始写作不到三年，作品就在《纽约客》发表，获评《巴黎评论》首届年度新人奖，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就获得了包括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在内的五项大奖。更源于她看似偏执的创作选择：在此前近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中，她已出版的五部小说、一部回忆录和三部短篇集均由英文写作，且未被译成中文。
不过，当她第一本被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我该走了吗》出版后，我还是忍不住第一时间读完。故事不复杂，形式却有些奇特。前两部分交代背景，已经85岁的女主角莉莉亚，经历了三段婚姻，有过五个子女和17个孙辈。16岁的时候，她遇上前来家里牧场住宿游玩的35岁男人罗兰，并与他展开一段短暂的情缘。莉莉亚一生见过罗兰四次，却花了数年时间反复阅读他唯一出版的著作：60年来汇集而成的700页日记。从书的第三部分开始，故事展开的形式就变成那位罗兰无聊而自负的日记，和莉莉亚通过为这些日记做脚注而展开的回溯记录和自我袒露，关于漫长的时间、流动的生命、隐秘的爱和悲痛。
读到一半的时候，一个问题就开始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李翊云到底为什么要采用这么一种不讨喜的方式，让女主角躲在一个敏感又自私、骄傲又软弱的男人充满谎言的回忆录背后来讲述故事呢？为了寻找答案，我读了她在《我该走了吗》之前创作的小说《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和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我的生命写给你的生命（Dear Friend,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每一本都以伤痛为底色，每一本都让我仿佛能透过厚厚的铠甲，稍微窥见一点李翊云的内心。
“书只会带你通往另外的书”
李翊云在回忆录中，极其坦诚地写自己40岁前后两次因抑郁症自杀未遂入院治疗的经历。导致她抑郁的原因或许有几个。比如长时间缺乏睡眠：因为过于有野心，想在从事一份全职工作的同时也成为出色的母亲和作家，于是在近十年间都在12点到凌晨4点间写作。比如原生家庭的创伤：母亲是家里绝对的“暴君”，是控制狂，冷酷和脆弱都来得猝不及防。而父亲是她见过最听天由命的人，承认自己在婚姻中没有得到过一天的安宁，唯一一种保护李翊云姐妹的方法是把自己的宿命论灌输给她们。李翊云坚持用英语写作更多是源于逃离个体经历的伤痛——她需要离开家，而中文无时无刻不带着家的阴影；与此同时，英语帮助她逃避母亲的叙事和检视，从而带来一种自由。
但所有看似斩钉截铁的放弃，势必带来无尽的自我怀疑，李翊云在一段时间试图把自我无限隐藏起来，最讨厌的英文单词就是“I（我）”，说她自己之所以写作，是因为笔下人物有自己的命运，对她毫不在意，也没有兴趣干涉她的生活。在被抑郁困扰的几年里，李翊云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和作家的日记与信件，作为一种文学康复治疗。她说，“当你阅读他们最私人的文字，和他们一起经历最脆弱的时刻，当他们的文字能够比你自己的更能表达出恰当感受的时候，这些作家就再不是陌生人了”。
从抑郁中稍微挣脱出来之后，李翊云开始为在普林斯顿的崭新工作生活做准备，在她忙着从加州举家搬到新泽西州时，她16岁的大儿子文森特自杀了。为了悼念或者纾解丧子之痛，李翊云创作了小说《理性终结之处》。书中设想出一个世界，没有画面，没有声音，只有文字——在这里，故事里的母亲有机会和死去的儿子交谈。书中对话几乎都不煽情，语气平等克制，仿佛只是知识分子式的你来我往，带着长期交谈争辩的熟悉和机锋。母亲和儿子仿佛一直在讨论词源词根、双关隐喻，讨论究竟是名词更稳固还是形容词更开放，讨论诗歌和小说。儿子的对话永远轻快而坚决，带着大量的机敏和少许的安慰，却几乎没有遗憾和留恋。但母亲的对话，尽管已经尽量被包裹和修饰，却还是能读到让人心碎的悲恸和遗憾。阅读的时候不仅被故事本身震撼，更觉得李翊云能一边写自己想对儿子说的话，一边再想象儿子对自己的回答，是件相当艰难和痛苦的事。李翊云从来对自己过于残酷。
“一本书远远不止那几页字”
而当我们读过《理性终结之处》，再来读《我该走了吗》，感情就会完全不同。比如当翻开扉页，发现上面写着“还有始终、永远的文森特”的时候；再比如当发现主角莉莉亚和罗兰的女儿露西在27岁选择溺水自杀的时候——这一情节在第7页就以轻松平常的口吻呈现给读者，而与此相关的部分才是全书的核心。李翊云仿佛大费周章地写一场风度翩翩男士和年轻明艳少女的露水情缘时，其实早在第4页就给出提示：“如果她告诉人们，至今她已经反复阅读他的日记数年，人们大概会说她疯了——为男人疯，为书疯——可人们经常错得离谱。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爱情故事。一本书远远不止那几页字。”
这个故事如同作者本人，是一颗皮过于厚的椰子。那个敏感又自私、骄傲又软弱的男人充满谎言的回忆录，其实不过就是个线索，用来找寻女儿自杀的根源；其实不过就是个载体，用来附着母亲无处宣泄的伤痛。无论是罗兰的回忆录，还是莉莉亚的注解，都在呈现回忆之自我美化，叙述之不可信任。哪怕莉莉亚全程都呈现一种无情和刚强的形象，仿佛穿了一副坚不可摧的铠甲，但仍旧会在某个时刻流露出缝隙，让读者看到里面藏着的一颗破碎之心。她说：
“她死的时候我没有痛哭流涕。我猜不管哪个母亲，碰到我的情况，忍住的泪水不会多于我。假如奥运会有那么一个比赛项目，我说不定能拿金牌。可不哭对一个人产生奇特的影响好比用一道堤坝拦住所有要流的眼泪，一辈子活得像个值班的看守。日日夜夜。确保没有裂缝、没有渗漏、没有洪涝的危险。倘若是那样的话，将是帮了每个人的大忙。可你年复一年看守那道堤坝，有一天，你对自己说：我想再看一眼那里面的水。堤坝说，什么水，女士？于是你爬到坝顶。对呀，什么水？另一边是一片沙漠。”
露西死后，莉莉亚想过去找罗兰，“不是因为他会提供任何慰藉。他是最不可能那样做的人。不，理由是，我想和一个心里几乎只装着自己的人在一起”。但她终究没有，她说，“我决定保持忠贞。不仅是忠于我的婚姻和家庭。其实是忠于我的悲痛……有时悲痛是最贪心的恋人。你一动走掉的念头就等于犯了不忠。接着呢？悲痛宣布，你将永远无权再拥有它。悲痛背弃了你。悲痛是惩罚人的高手。”莉莉亚秉持着这种忠贞，怀揣巨大的沙漠，若无其事地过了一生。最终以为罗兰日记做脚注的方式，完成了她最后的悼念和真正的告别。
“我该走了吗？”
“是的，罗兰，是的。我们都该走了。”
李翊云曾经在采访中说道，“我拒绝和解，但我接受现实。我认为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人们总是在寻找简单的出路。我不喜欢那样。我不会那么轻易地放过我自己，我也不会轻易地放过别人。我抗拒任何陈词滥调。安宁对我来说就是陈词滥调。”
这段采访让我回到最初对李翊云的印象，固执、嘴硬，用一套严密的逻辑阻绝外界、保护自己，不是在说服他人，而是在自我说服。其实每个人面对那些真正悲伤的事，比如生离死别，选择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人泪如雨下，有的人面无表情，有的人到处倾诉，有的人沉默不语，有的人沉溺其中，有的人拔腿就跑，所有形态无从比较。但李翊云和《我该走了吗》留给读者的答案是——忠于悲伤。当伤口无法短时间愈合，唯一能做的是学会与伤口平和共存。
敬勇于暴露伤口，敬接受现实但拒不和解，敬忠于悲伤忠于自我的梦想家。
敬曾在苦痛中挣扎、却在文字中始终坚韧的李翊云。
（作者为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