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人：动物园、动物与城市文学
一
每次去逛动物园，看到被圈养起来的各种“野生动物”，都会想起“裸猿三部曲”作者莫利斯在《人类动物园》里的观点，总是觉得看动物园里的动物其实是看我们人类自身。莫利斯认为现代都市是“囚禁人类的动物园”。动物园里的动物是被人类圈养起来的，是落入了人类的陷阱，但人类创造的城市，是人自身为自己建造的家园。莫利斯不是反对现代城市文明，而是希望通过揭示现代人与动物园里动物之间的相似属性，提醒我们城市生活越发达，就是离自然状态的生活方式愈来愈远，最终很可能会落入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框架内，沦为动物园里动物一般的生存境遇。莫利斯这个类比想象，对于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生活在当代中国城市里的青年人而言，一点也不陌生，或许已经有了很多的切身感受。
观看城市动物园里的动物，由此看到我们自身，这其实一点都不新颖，只不过是被我们遗忘了而已。在城市里建造动物园，展览动物，吸引城市人去观看动物，这一历史如果从十八世纪初的巴黎、伦敦开始算起，已经有两个世纪了。殖民时代，欧洲国家因为现代化起步早，军事和资本势力强大，开始掠夺世界各地的资源，这资源就包括了世界各地的奇珍异物。从世界各地搜刮而去的动物，都被拿到欧洲大陆的动物园去展览。管理这些动物园的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收益，也会调教、驯服动物，让动物表演，成为人类的奴仆和赚钱工具。青年作家林棹的长篇小说《潮汐图》，就写及近代欧洲“帝国动物园”展览动物的情状。“开门见山炫耀寰球战利品：北非棕榈、西非可可、大洋洲袋鼠、东亚凉亭、南亚孔雀、北美驯鹿、南美——暂未拿下南美，南欧葡萄、西欧大麦……顶部焊着崭新园子的崭新名字：帝国动物园。”{1}《潮汐图》小说的主角是一只来自岭南珠江的东方巨蛙，它即是被欧洲博物学家当做奇异生物带走，在澳门成为欧洲贵妇人的宠物，后来又被欧洲殖民资本家掠走，被运送到欧洲大陆“帝国动物园”作为观赏物。《潮汐图》还写了帝国动物园里，来自非洲的大象所遭受到的“虐待”：“大象正是生了冻疮。冻疮沿着四条象腿吃上去，把皮肉嚼得稀巴烂。大象疼，痒，愤怒，每走三步就得掀翻鼻子惨叫一声，他们认为大象在为大星歌唱呢，就像军号手那样。大象暴怒，捣乱，大唱赞歌。到处都是节日气氛，大人小孩开怀大笑。”{2}大象被折磨时因疼痛而表现出来的动作和呼啸声，成为帝国城市里大人和小孩们观赏和逗乐的对象。《潮汐图》用巨蛙作为叙事者，以一种去人类中心的视角重新审视近代欧洲的所谓科学、文明，反讽意味极强。
近代欧洲的“帝国动物园”时期，都市人观赏异国动物，表面是满足好奇心，是一种猎奇感在催动；但另一方面，帝国都市人其实也是在观看他们自身的力量：人类（欧洲人）驯服了整个世界，包括驯服了这些野生的、奇异的动物。帝国都市人看到的，是自己作为世界主人的“自豪”，同时也是看到他们内心深处那种作为现代人、“文明人”要驯服世界的野心。{3}当然，今天我们已经能够辩证地看待那段历史，知晓欧洲人的殖民掠夺给世界带来了多大的灾难，他们自诩为“文明”的话语背后，更是无尽的破坏和残暴的统治。
比欧洲动物园更为直白地教化大众的，是近代日本的动物园。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一系列改革，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转型，在动物园展览动物方面，也学习欧洲，并且做得更为前卫。美国学者伊恩·J·米勒的《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一著，专门研究了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初日本上野动物园的动物展览政策变化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观念，他指出：“上野动物园确实是作为一个缩微宇宙来建成的，但它并不是自然的真实映射。相反，它提供的是一种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对比再现，如同经营者认为应该让参观者体验到的，一种与韦伯理论相呼应的，为铁笼子的栅栏所界定的关系。动物园就是一种教化机构，它的主要目标在于灌输规范，而不是描述这些事物真正为何；它是一个质询行为，其终极目标不是忠实地再现自然世界，而是将这些再现——动物和人类既并置对比又相互定义的形象——用作社会和政治的工具。”{4}二十世纪上半叶，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帝国，在动物展览方面也照搬了近代欧洲殖民国家的文化逻辑，甚至更为极端，他们掠夺各种野生动物来展览，希望通过展览野生的、稀有的动物来吸引民众，动物园希望展览出野生性和自然性，但远离了自然、掌控着世界的现代都市人在观看动物园的动物时，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自然，而是看到自然和野性已在人类的掌控下，最终看到的只是普遍的规训与秩序，这里面的悖论，恰恰说明动物园式动物展览与其他类型展览的不同。
二
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战争与文明反思之后，二十一世纪的都市人，逛动物园时，已经不会想起动物园里的动物与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动物园成了旅游景点，是带动城市旅游、促进市民消费的休闲空间。动物园里的动物，也已经习惯于被观看，睡觉和吃食，表演或发呆，嘶鸣或低吼，都成了动物园里动物们的“自然表现”。这个“自然”，已经是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纳入进了现代秩序内部的“社会化自然”，不再是陌生的、需要恐惧和防范的“野生性自然”。后者作为真正的自然，已经被隔离在未知领域。这未知领域，也只剩下一些神秘之境，甚至只剩下外太空的浩瀚宇宙。
动物园里的动物，失去了自然的野性，但它保留了社会意义上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是社会建构起来的，是现代城市规划中的一种空间需要。动物园区域作为城市绿地，是调节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园里的动物也是城市生态系统内代表着自然的一部分。城市空间有限，寸土寸金，城市内部的绿地不太可能完全放任它野生化、荒野化，都会被资本化、商业化，加入动物就是最好的转换要素。动物园同时是城市的生态绿地、儿童乐园、科研中心、科普驿站、动物学堂等等，多种功能融为一体，才能与一座现代化大都市和谐匹配。可以想象，这大片绿地如果不是一个能引来游客消费的动物园，不是一个拥有多种功能的风景胜地，很可能早就被房地产开发商吞下。“90后”作家陈小手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离开动物园》{5}，讲述的就是一个位于城市边缘的春风动物园，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被资本侵吞的故事。春风动物园因为一场大火，逐渐衰落，变成了接收各大动物园淘汰下来的老弱动物“收容站”，同时也成了一个少有人问津的，被城里人嫌弃、遗弃的动物园。最后，这个动物园所在的公园土地被资本家看上，面临拆迁改造，新建一个人人都需要的医院。“春风动物园”不是一个能赚钱的动物园，那么这个动物园所在的公园也就不再是城市所需要的意味着自然风景的生态绿地。
动物园里的动物，作为社会化之后的自然的一部分，它们之于现代都市人而言，就不再是作为野生动物而被观看，而是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而被保护被观赏。这里，出现了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变化。近现代时期动物园展览动物，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或者完成一种面向观看者的“文明教化”；而当前时代的城市动物园，已经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展览动物，更多时候是展览的同时也在保护动物。这些动物如果不被各大动物园收留，放归到世界上任何一处的山林或湖海，很可能都意味着生命的危险和物种的灭绝。当然，寄居在动物园也未必就意味着获得了永久的保护。动物园需要维护，动物需要喂养，这些都依靠动物园产业所带来的商业收益。动物园一旦失去了经济上或体制上的支持，也就意味着这里面的动物也失去了保护。多年前，苏童写有一个短篇小说《世界上最荒凉的动物园》，就是讲述一个失去了财政支持、也没有了商业收入的“世界上最荒凉的动物园”里面动物的悲惨遭遇。动物园被遗弃，动物园里的动物被遗弃，管理动物园的饲养员也被遗忘。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更可怕的事情，“我”发现自己当年的生物老师经常去动物园向管理员“勒索”动物做实验，他屠杀动物、动物解剖，动物园里很多动物都成为了他实验室里的标本。这个生物老师一直愤懑于人们为什么不爱动物，但他对动物的爱，却表现为解剖动物和收集动物标本。苏童这个小说，最直接的目标是讽刺小说中生物老师热衷解剖动物、以收集动物尸体为趣味的“爱动物”，这是反思人性问题；更世俗一点的视角来读这个小说的话，也可以从动物园的处境来理解，看到一个被遗弃的动物园里的动物最终可能的下场，大概率就是像小说中的动物一样，被现代社会中各种奇怪的人屠杀、解剖。
城市动物园里的动物只供观看，但现代都市人已经不满足于去动物园观看动物。或者说，现代都市对于动物的保护，已不局限在动物园内的动物，而是扩大到了整个城市。2021年，香港特区颁布的《2021年道路交通（修订）规例》，规定城市内司机撞到猫或狗等动物都必须停车，要让受伤的动物及时获得救治，同时必须向附近警务人员或有合理理由提出要求的市民提供包括姓名和地址在内的个人资料，或者于24小时内尽快报警处理。这里面的动物，就不仅仅是野生或者稀有动物，它包括了生活中常见的马、牛、驴、骡、羊、猪、猫和狗等。颁布法规来保护城市动物，说明香港等城市已经把整个城市都设想、规划成为一个对动物友好的大型动物园。以人与动物能够和谐相处的理想来看，未来，城市不仅仅是人类的家园，也可以是动物的家园，动物可以同人一般得到善待和保护。这种人与动物在城市里和谐相处的情况，对于当前的大多数城市而言，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香港城市有法规保护动物，却也不能规避人对动物的恐惧与残虐。香港“90后”作家程皎旸的短篇小说《危险动物》，就写香港油麻地小公园里喂养老鼠的女人如何遭遇网暴的故事。老鼠虽不在人类法律的保护范围内，但小说里的都市人，因为对老鼠的恐惧，也就把喂养老鼠的女人也怪物化，排斥她、驱逐她，让她沦为了流落街头的像老鼠一样生活在都市里的怪物。还如“90后”作家庞羽的《野猪先生》，故事灵感显然来自几年前南京大学校园内发现野猪的事件，小说叙事者“我”，把野猪视作好朋友，这里借鉴了都市灵异笔法，“我”和“野猪先生”可能都是动物化身。野猪被人们发现后，“我”在学校里感受到的，是所有人对于野猪的玩笑、排斥、恐惧和抓捕，最后，野猪也的确莫名其妙地被杀了。小说最后，作者点出了“真相”：“《人类死刑大观》结尾说：最优美的刑罚，永远是不战而逝。我想念那些小动物们。猫鼬、斑鬣狗、平原斑马、鲯鳅、灰冕鹤、单峰驼、长鼻猴、二趾树懒、马来貘、疣猪……我们用各自的方式失去彼此。”{6}城市里动物的消逝，未必都是被人类直接猎杀，但排除、远离了自然的现代城市，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都很难容下非人的“动物”。黄宗洁分析张婉雯《打死一头野猪》时也指出：“表面上动物因为闯入错误的地方而遭到‘移除’，但它们真正跨越的是一条隐形的心理界限，这条心理疆界……来自于我们对于文化与自然分野的‘想象地理’，来自我们对何谓‘生活遭到干扰或威胁’的定义。”{7}城市要真正容纳动物，仅凭有形的法规是不够的，还需要现代城市居民破除心理层面的城市与自然、文化与野性等二元对立式的疆界想象。
《野猪先生》表现的是城市人对动物充满敌意，叙事还相对隐晦，“死刑大观”只是作为一个阴影笼罩着整个故事，让人想象野猪等动物生活在城市的可能遭遇。与之相比，香港作家谢晓虹的《黑猫城市》就直接想象了城市人的虐猫冲动。城市法律条规并不能抹除人性深处的暴虐可能，寄居在城市的小动物，经常性成为人类的玩物，被都市人收养、成为宠物式“玩物”或许是幸运的，一旦被遗弃沦为流落街头的流浪猫流浪狗，也就成了潜在的虐待对象，生命安全将难获保障。即便成为了现代人的“宠物”，也未必能逃脱被残虐的命运。段义孚曾用美国的宠物狗命运数据说明，“当狗长大，开始在屋里碍手碍脚，尤其是当它们开始有性欲冲动时，主人除掉它们的欲望便会日渐加强”；这不是个别现象，对动物残虐甚至是一种人类天性，“人类天性中深深埋藏着对动物的残忍。尽管我们同宠物的关系在表面上表现为爱和献身，但若不是不承认这个残酷的现实，便算不上正确的感受。对另一种生物的痛苦和需要漠不关心，这种残忍是生存必需的产物”{8}。最近袁德音的短篇小说《猫藓》，写一个青年留学生养猫的情况，当这个青年生活顺遂、心情好时，一只猫在身边是解闷的宠物，当青年陷入困顿时，猫就成了碍手碍脚的家伙，把它扔弃在洗手间，还经常虐打猫当做消遣发泄。爱猫、宠猫与恨猫、虐猫之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情绪之膜。尤其对于现代都市青年而言，生活的不安定，性情的不稳定，使得无数被一时兴起收养成为宠物的动物难有理想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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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请阅读《长城》2024年第1期
注释：
{1}林棹：《潮汐图》，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43页。
{2}林棹：《潮汐图》，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43-244页。
{3}这里的“自豪”“文明人”，是指近代时期欧洲人普遍的自以为是的情绪。近代时期，欧洲人普遍认为他们的科学与哲学，是文明的代表，而世界其他地方都是野蛮落后、需要接受改造的对象。
{4}[美]伊恩·J·米勒：《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张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18页。
{5}陈小手：《离开动物园》，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
{6}庞羽：《野猪先生》，《野猪先生 南京故事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
{7}黄宗洁：《城市、动物与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64页。
{8}段义孚：《制造宠物：支配与情感》，赵世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47-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