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关仁山长篇小说乡村叙事的时间书写策略
传统乡村以自然时间为基本主导，这应该是一个没有必要过多去讨论的问题。日升日落、四季变更、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乡村在自然时间链条之中循环往复。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历史时间作为另外一种崭新的时间，开始降临乡村。于是，我们看到作家笔下乡村现代叙事开启。两种时间——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在乡村相遇。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相遇，给乡村叙事带来了色彩斑斓的叙述图景。乡村叙事或者表现了自然时间的无奈，在现代性历史叙事面前失去抵抗能力，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乡村人被置于启蒙的审视之下，麻木、木讷、愚昧不堪。我们也可以看到阶级叙事、解放叙事长驱直入，乡村社会被纳入社会解放的胜利凯歌声中。当然，自然时间对于历史时间的“静默”式反抗——乡村田园牧歌叙事——也是重要的叙事类型。
乡村叙事归根结蒂是如何处理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的叙事。自然时间不仅仅指乡村的自然时间序列，例如日落日出、四季更替，还表征传统乡村孕育的自然村村民性格、价值观。而历史时间则指的是现代性线性时间观念，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性价值观念。无论是对时间的认识还是对历史的认知，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分属两个决然不同的价值序列。简单粗暴地说，前者指的是传统价值观念，后者指的是现代价值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时间的具体含义不一样，和自然时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这是中国乡村叙事之所以充满魅力的原因。在中国人民处于抵抗外敌的历史情境之中，历史时间体现为现代价值观的认同。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现代性叙事使自然时间处于压抑之中。即使民族独立的重任完成，自然时间也处于被压抑状况。代表历史时间的新农民和代表自然时间的旧农民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十七年”乡村叙事的基本动力机制。
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村叙事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合法性为历史时间进入乡村提供了强大的叙事动能。我们在《人生》《陈奂生上城》《哦，香雪》等小说中，看到历史时间对于乡村自然时间的挤压。《人生》中高加林作为历史时间的化身，强行植入乡村。《哦，香雪》则以懵懂未开的小女孩儿隐喻乡村，乡村自然时间在历史时间的象征物——火车——面前，那么地无力。即使《哦，香雪》诗意地叙述了乡村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仍然能看到历史时间以势不可挡之势进入乡村。《陈奂生上城》则表现了乡村自然时间的卑微，所以才会有陈奂生回乡后把进城的体验当作谈资的情节。
自然时间被压抑的叙事图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乡村叙事的常态。但是，乡村从来都不是沉默的、失声的一方，它一直在诉说着，只是代表所谓前进一方的历史时间在现代化洪流的裹挟下，“听不到”乡村自然时间的诉说。自然时间对于历史时间的抗拒一直是乡村叙事无法避免的存在。于是，我们在《鲁班的子孙》等小说中看到，代表现代化历史的价值被乡村道德观质疑，甚至被打败。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角力，最终以自然时间的胜利而告终。
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角力构成了乡村叙事的内在逻辑。这种叙事逻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乡村叙事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相比较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对抗性”结构，关仁山小说放弃了简单的“对抗性”书写，他对于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处理要复杂得多。我们可以以新世纪出版的《麦河》《金谷银山》《白洋淀上》三部长篇小说来观察关仁山在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关系处理上的策略。
一、被“规训”的历史时间
自然时间主宰的乡村社会建立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洽的整体。相对而言，历史时间只能作为外在力量进入乡村的自然时间系列之中，成为自然时间的破坏力量。这样的乡村叙事范式以《边城》为代表。然而，当改革开放获得历史合法性之后，历史时间进入乡村的正当性被确立，开始堂而皇之的进入乡村。不过，自然时间仍以道德的合法性反抗与质疑历史时间。《鲁班的子孙》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小木匠从城市归来，带来城市“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工艺，使乡村木匠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利润。但是，小木匠以技术落后为由解雇了老木匠大徒弟，大徒弟生活陷入困顿。小说质疑了小木匠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及伦理道德的做派。为了赚钱，小木匠粗制滥造，打造的家具很快出现各种问题。老木匠是自然时间的象征，他以温和、善良、乐于助人的形象成为乡村伦理的标杆。小木匠则是历史时间的象征，他代表了经济利益至上的实用理性。最终，小木匠无法在乡村社会立足，离开乡村，逃向城市。《鲁班的子孙》暗含的叙述逻辑显示了乡村伦理道德的优越性，体现了自然时间对于历史时间的“规训”。
《九月还乡》在书写乡村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关系上有新气象。九月带来了城市先进的法治思想，带来城市的资本和管理经验。九月是作为乡村的拯救者出现的，她代表了历史时间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乡村仍然停留在自然时间序列之中，无力自拔。九月的未婚夫杨双根在九月面前显得那样自卑、愚蠢，他代表着自然时间全面溃败。《天高地厚》的鲍真和梁双牙之间仍然延续了《九月还乡》的叙事。不过，《天高地厚》似乎有所变化，回到乡村的鲍真无法获得乡村的接纳，她所代表的历史理性价值像浮萍一样在乡村飘移不定。《天高地厚》相比较《九月还乡》叙述的历史时间高歌猛进的基调有所不同，开始有撤退的迹象。《麦河》相比较《天高地厚》又有所调整。于是，我们看到《麦河》开始接续《鲁班的子孙》的叙述逻辑，一方面肯定了历史时间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于历史时间的伦理意义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和审视。
毫无疑问，《麦河》是一部要为农业现代化而歌的作品。《麦河》讴歌了农业现代化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同时，对于代表自然时间的小生产者展开批判。
我小说中的老一代农民郭富九，就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小农业生产者。他勤劳、俭朴、能干,满足于“分田到户”的传统生活。但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化，走向集中化、机械化的时候，他充满了抗拒、敌对情绪。面对土地流转大势，他忧心、愤怒，成为农村变革的“钉子户”。这类农民身上，自私、狭隘、固执，把土地当作命根、没有长远眼光。从他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梁三老汉、许茂等勤劳而糊涂的影子。[1]
郭富九还有曹玉堂，都是典型的传统农民形象，他们勤劳、俭朴、自私、狭隘、固执。他们抗拒土地流转，也因而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对立面。关仁山说：“根据我的了解，土地流转带有股份合作制度特征。对农民传统习惯进行着挑战，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天然地是适合了中国农民小农生产者的传统习惯，而土地流转或股份合作制则要求农民有合作能力。这正是农民欠缺的。”[2]关仁山对土地流转的历史合理性报以深切的期望，认为这是改造中国农民的重要的方式。
体现这一思想的是曹双羊。有意思的是，在《九月还乡》《天高地厚》中代表历史理性力量的是城市归来的女性。而从《麦河》开始，体现历史理性力量的人物形象开始变换为男性。这一细微的变化其实体现了关仁山对于进入乡村的历史时间更为深层次的思考。九月、鲍真都是从城市归来的女性，她们的回归具有“异质”性，也就是说，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城市价值观，具有道德上的某种“污点”。例如，《九月还乡》《天高地厚》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九月、鲍真曾在城市卖身的事实。同时，作为女性，她们还无法取得乡村的主导权。所以，我们看到九月和杨双根、鲍真和梁双牙之间的婚恋充满波折和变数。
正因为九月、鲍真身上的“污点”，他们最终退出了历史时间。取而代之的是曹双羊这样的男性。曹双羊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趋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到市场化的今天，显得封闭、落后。土地必须规模经营，才能有大的效益”[3]。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郭富九、曹玉堂的崭新的、农民形象。曹双羊积极推动、参与土地流转，倡导农业的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的生产模式。曹双羊返乡创办麦河集团，在农村推广企业经营。在耕种项目设立、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现代科技应用、机械化生产、土壤改良等方面，曹双羊通过不断实践和摸索，逐渐积累起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经验，顺应了市场经济时代农业发展的历史趋势。
但是，曹双羊这样一位体现历史时间的崭新农民一直被审视。这和关仁山对于土地流转的认识紧密相关。关仁山认为，“‘土地流转’这种探索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印证。这些流动的、不确定的因素，给我带来创作的激情。所以就以我们对农民和土地的深爱和忧思，描述了这一历史进程中艰难、奇妙和复杂的时代生活”[4]。这种“深爱和忧思”的复杂情感表现在《麦河》有非常细腻和复杂的表现。关仁山以“深爱和忧思”的复杂情感来书写土地流转，源于他从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双重视野来审视土地流转。我们注意到，《麦河》在表现曹双羊这一人物形象时，还塑造了一个传统道德化身的形象——白立国。这是一个体现乡村价值观的人物形象。他是“天人合一”价值观的体现者。为了塑造白立国的神秘力量，《麦河》把他塑造为一个靠算命和说鼓书谋生的盲者。关仁山笔下的白立国能通神灵，能和鬼魂对话，能和动物无障碍交流。关仁山还把白立国刻画为曹双羊的道德教父，是曹双羊的价值之源。当曹双羊在世俗社会被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就会去找白立国，以获得伦理道德上的救赎。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曹双羊具有生活腐化、奢靡等道德上的污点，具有嗜血性和投机心理。而这些弊病的克服，全靠白立国的点化与化解。有意思的是，曹双羊之所以能代表农村现代化变革的形象，最为根本的是，他具有强烈的土地崇拜情结。他为了改良土壤不惜本钱，为了保护土地不惜和县委书记翻脸，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上装有故乡土地的枕头。曹双羊虽然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上狂飙突进，但是，他没有抛弃传统农民所具有的土地崇拜情结。因此，从根本上看，曹双羊是一个不忘本的农民。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曹双羊虽然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农民形象，充分展现了历史时间进入乡村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体现了历史理性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曹双羊在伦理道德上仍然需要白立国提供滋养，仍然保持了传统农民土地崇拜的情结。因此，曹双羊所具有的历史意识一直在传统价值观的逼视与规训之下，还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因此，在《麦河》里，自然时间与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呈现为：自然时间一直规训着历史时间。虽然历史时间具有历史合理性，但是从价值上看，自然时间更具有合理性。因此，历史时间需要自然时间的规训，才能在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上达到一致。
二、“缝合”：两种时间的合流
《麦河》体现了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过，关仁山并没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种紧张关系在《金谷银山》里开始得到化解。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自然时间作为历史时间的资源而存在，成为历史滚滚洪流的源头。最终，两种时间得到有效的缝合。
《金谷银山》所叙写的白羊峪是典型的被历史时间遗忘的地方。白羊峪极为贫困，此地山高路远，道路险阻，交通极为不便，与外界的联系极为稀少，就连白羊峪村的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也搬到镇子上居住。居住在白羊峪的居民，多是极端贫困、老少残障人士。白羊峪俨然世外桃源，沉浸在自然时间之中。要打破世外桃源的境遇，白羊峪村村民得易地搬迁。但是，村人不愿意离开这块土地。拒绝历史时间改造的白羊峪令人绝望、窒息，就连范少山也不得不发出绝望的声音：“白羊峪——等超人来拯救你吧！”[5]留在白羊峪的人物，基本上三种类型：要么是老人，由于已经迈入人生的老景，他们显然不再是历史的创造者，哪怕他们曾经是风云人物；要么是残障人士，如范少山的父母，即使热心改变白羊峪的面貌，也力有不逮；再如单身汉田新仓、余新锁，他们的精力还处在极力解决个人婚恋问题上，尚无精力带领白羊峪走进历史的漩涡。留给白羊峪的选择，要么是像村委会主任一样搬到镇子上，主动走入历史时间序列；要么根据县政府的工作安排，整体搬迁，主动接受历史时间的安排。无论哪一种道路，白羊峪最终都会被抛弃，自然时间终结。但是，《金谷银山》显然不是要书写历史时间的胜利，而是为历史时间和自然时间之间的关系找到一条新路。
庆幸的是，白羊峪有了范少山。他的理想不是个人发家致富，而是带领白羊峪走上富裕的道路。当妻子杏儿恳求他留在北京卖菜时，范少山一心要帮助白羊峪脱贫致富：
正是因为白羊峪穷，俺才应该回去。俺想啊，事业做成了，乡亲们能脱贫，俺也有收入。俺都三十的人了，再不干就老了，想干也干不动了。[6]
范少山说得有点狠：“我就是碾成一颗钉，也要钉在这白羊峪！”[7]在他眼里，祖先范仲淹是他追随的榜样。“祖先范仲淹心里头装着全天下，那叫大胸怀啊！我范少山心里头装个白羊峪，我想有点小胸怀中不？”[8]从这里可以看出，范少山和一心追求个人财富的曹双羊不一样，他有自己的情怀和理想。因此，我们可以说，范少山是一名道德理想主义者。范少山的这一性格特征，我们从种种情节和细节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支教的欧阳春兰有意于他时，他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没有越过雷池。他和余新锁筹集的用于购买种子的钱被骗后，他选择自己筹款去给乡民们补偿。后来他还多次动用个人的存款去帮助村民。从买假种子到找到金谷子，范少山花去了四万多元个人积蓄，以致影响了他在北京的菜摊。范少山从事的工作，纯粹就是为了帮助乡亲脱贫致富，而个人的经济状况从来不是他考虑的事情：
在城里，范少山家的生活费越来越高了。范明一周岁了，还没断奶。国产奶粉不敢吃，要吃进口的。还有俩孩子上学，要供养。要给保姆小兰开工资。范少山在白羊峪干的是公事儿。余来锁也劝他包一块土地，自己干，村民给他打工。他没应。他过去也想过这事儿，可又一想，这样做，就违背了自己的初心了，你来白羊峪是带着乡亲们奔指望的，不是来发财的。眼下，你若是想着发财的事儿，那乡亲们谁信你呀？再说了，想发财，你就在北京卖菜了，回白羊峪干啥？[9]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范少山是一个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村民，他的身上有着太多中国乡村的伦理道德精神。这是他和曹双羊最为不同的地方。曹双羊一心一意要发家致富，他要成长为崭新的人物形象，就得需要传统文化的“规训”。而范少山自身就是一名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所以，传统文化的“规训”力量在范少山这里无法发挥出功能。
如果仅仅由此认为范少山是一名传统的中国农民，那就错了。范少山的榜样除了范仲淹，还有梁生宝。梁生宝最为根本的特征是，彻底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梁生宝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有无师自通的透彻的理解，坚信并且毫不犹豫地践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尤其对互助合作组的组建，更是激情万丈。同样，范少山也对党在农村的发展政策格外拥护，且身体力行。在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他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担任了白羊峪村村支书。
梁生宝带领村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主要靠的是党的政策、互助合作的优越性。范少山则是市场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弄潮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范少山的启蒙导师是雷小军。雷小军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卖菜，摸清楚市场情况后，从事蔬菜批发和直营工作。在雷小军身上，范少山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他认为要像雷小军一样把握市场脉搏有一番作为，即使不在北京工作也是有价值的。雷小军让范少山明白了市场的价值。
范少山真正的引路人是中国农业大学退休的孙教授。这样来设置引路人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毕竟在新时代，人才、知识才是核心力量。当范少山的金谷子种植成功后，孙教授要范少山搞订单农业。范少山于是在互联网上开了网页“中国白羊峪”，很快招来了一批客商，下了金谷子订单，为白羊峪赚了第一笔财富。孙教授提出搞不打农药的苹果，做私人定制的苹果，走生态、高端路线。范少山为此坚持不给苹果打农药，即使苹果树起了虫子，也坚持手捉害虫，为苹果园建立起了良性生态系统，最终，不打农药的苹果终于在白羊峪形成气候。孙教授还把国外先进的经商理念普及给范少山，为范少山的实体经营打开了崭新的思路。可以说，范少山是在孙教授的指导下一步步地成长的。
由是观之，体现传统价值观的范少山，在时代潮流面前依然表现出十足的魅力。如此看来，范少山成为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合流的纽带，这个判断也一点不过分。
范少山身上体现出来的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合流，源于他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历史时间所代表的不再是简单的财富扩张，历史理性所表现出来的，已经不再是单向度的工具理性。那种以现代化国家为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时间悄悄地发生变化，自然时间的价值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因而，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合流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趋势。
《金谷银山》叙写了自然条件比白羊峪更好的黑羊峪的发展史。与白羊峪的无人问津不同的是，黑羊峪更早得到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资本圈利的狂欢场。但是，矿产资源被疯狂开采的同时，自然环境也被严重破坏，已经不适应人的生存。《金谷银山》对于黑羊峪现状的书写，无非是要表明，资源消耗性的西方现代化道路走不通。范少山选择的是走中国传统农业发展道路，在保持绿水青山的基础上走现代化道路。
《金谷银山》写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范少山为了找到传统金谷子的种子，按照农村规矩开棺取种，培育出了中国传统的金谷子种子，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列产品。范少山虽然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但是，其眼界不俗，他和余来锁商量，即便是每年种一点儿，也要建设“中国的种子库计划”。因为白羊峪山高地远，良种不会和别的种子杂交，还能防盗，这是天然优势。范少山的想法得到了孙教授的肯定：“远离外国种子，多种些纯正的种子，把安全健康的种子传下去。”[10]白羊峪山地几乎成了非外国种子作物的试验田。范少山所执着的农业也有了别具一格的气象。正因为范少山所钟情的现代农业依托中国传统农业资源，因此，他走出来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曹双羊完全不一样。
走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农业发展的根本道路，这是《金谷银山》的基本思想。这样的思想追求也为关仁山在处理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关系时，找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也有了合流的前提和坚实的基础。
三、“蘖生”：历史时间重新出发
无论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是“规训”抑或是“合流”，它们之间本质上还是存在较大的分野。毕竟从价值观上讲，二者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两种时间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是中国现当代乡村叙事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传统的自然经济、价值观念、人伦关系必然受到冲击，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中国乡土叙事百余年也基本遵从“冲击—反应”模式来展开叙事。从一定程度来讲，关仁山的乡村叙事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叙事范式。《天高地厚》《麦河》《日头》《金谷银山》等，也基本上表现了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分离、对立甚至冲突。不过，笔者注意到，《白洋淀上》在处理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关系上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白洋淀上》打破了封闭的、静止的或者说循环论的传统时间观”[11]，体现这种变化的是小说塑造的两个人物形象王决心、乔麦。
王决心和乔麦是这部作品要刻画的农村新人形象。当听说白洋淀新区成立，在建的婚房也被冻结，被迫停工，与父亲王永泰的失落不同的是，王决心为新区的成立感到高兴。当父亲对于收船等政策无法理解之时，王决心对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提出了批评意见。新区成立后广大农民不愿意交船，而王决心交船的态度非常坚决，他第一个交出家里的老船。王决心的表现和上一代农民完全不一样，属于新人形象。同样，乔麦也是《白洋淀上》要塑造的新人形象。乔麦注重创新。她成立博野苗圃基地，为千年秀林提供原生树苗。随着千年秀林建设的完成，乔麦成立了两万亩的现代农业园，主打粮食种子生产。为了不让国外控制中国的大豆产业，乔麦决定主力发展大豆，寻找中国本土的大豆种子。她最终从姑奶奶那里找到了祖传的优质大豆种子，交给专家培育出优质的大豆种。在培育大豆种子的过程中，乔麦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高薪聘请优秀科学家，最终在种业领域实现了创新发展。后来，乔麦瞄准乡村旅游，把创新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她打造王家寨实景旅游“淀上升明月”，充分发挥数字乡村的优势，推行智慧型体验生态旅游，结合实景旅游和网络带货，销售王家寨的特产。
王决心和乔麦一样，都是乡村社会成长起来的新农民形象，他们是历史时间的典型代表。但是，与鲍真、曹双羊、范少山不一样的是，无论是王决心还是乔麦，都缺乏城市生活经验。这就和以往乡村成长起来的新人形象完全不一样。鲍真、曹双羊、范少山无一不具有城市生活经验，他们在乡村社会成长，往往和从城市带回来的资本、技术、资源分不开。这样的人物成长路线倒也符合中国农村现代转型的历史实际。在这样处理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关系的方式中，历史时间是外在于自然时间的。但是，关仁山在《白洋淀上》中处理农村新人形象的时候，不是把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分离起来，而是叙述历史时间在自然时间之中“蘖生”的情形。
于是，我们看到《白洋淀上》王决心和乔麦这两个人物非常有意思的设置。首先，无论是王决心还是乔麦，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乡村农民。其次，他们都毫无城市生活经验。对于王决心来说，离开白洋淀甚至是一种背叛。当妻子朱环要求他跟着一起进城打工时，王决心毫不犹豫地说道：“我就是这观点，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不爱白洋淀，你是吃白洋淀鱼长大的，看不起家乡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12]从这点来看，王决心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准备重复千百年来祖祖辈辈曾经的生活。为了凸显王决心地道的农民身份，小说开篇就从乡村社会的典型生活场景切入。小说的第一章写“婚礼”，第二章写“葬礼”，第三章写白洋淀农民的日常劳动场景——捕鱼。婚礼、葬礼、劳动场景是乡村社会自然时间的典型体现。
《白洋淀上》先把乔麦刻画为乡村传统妇女。因为家里穷，她心不甘情不愿地换亲到了王家寨，成了腰里硬的老婆。她走的婚姻道路明显不属于自由恋爱道路，属于传统婚姻模式。从这一点来看，乔麦仍然生活在自然时间之中，腰里硬家暴甚至出轨，她仍然忍气吞声。由此可见，乔麦是一名典型的传统妇女。所以，当年轻的知识女性启迪她应该和腰里硬离婚时，她还是难以接受。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生活，乔麦仍处于自然时间的束缚之中，并无挣脱历史惯性的主观意识与意志。
但是，《白洋淀》反复书写王决心、乔麦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沉浸而不自拔，显然不是把他们刻画成传统农民形象，而是强化农村新人另外一种生长方式。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为了让自然时间自身“生长”出历史时间。
《白洋淀上》的书写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决心、乔麦由自然时间迈入历史时间的河流，不是外部力量的干预，也不是外部力量的牵扯，而是出于自身的内在力量。这是关仁山在刻画农村新人形象上的一次重大的跨越。
首先我们来看王决心怎么由自然时间跨入历史时间的河流中。和朱环分手后，一心一意要留在王家寨的王决心走到了人生的关键点。深受挫折、深感自卑的王决心，每天到书院看书，从书籍中寻求安慰。正是源自自我的危机感，驱使王决心在书籍中寻求心灵的导师。幸运的是，他找到了：
王决心看完了《鹿鼎记》，又津津有味地看着《工业时代》，感觉对未来有了新眼光。他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掏出手机去查。他扭头对水牛说：“兄弟，好好读书，将来哥带你去白洋淀城里工作……”[13]
无独有偶，深受腰里硬家暴之苦的乔麦，也常常来书院读书，通过读书找回了自己：
她爱上了读书，每天抽空到大乐书院读上一阵，让她感到心满意足。是啊，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也是力量。她感觉到自己不再软弱，过去的乔麦在热腾腾的气氛里，心是凉的，忧心忡忡，前途茫然。她心理明白，只有彻底改变腰里硬，她的家庭地位才有希望翻身，不能灰心丧气地逃避苦难了。[14]
王决心通过读书，“感觉对未来有了新眼光”。乔麦通过读书，“感觉到自己不再软弱”。两人都是通过阅读，告别了旧我，获得了重生，最终从自然时间的河流跨到历史时间的河流里。当得知白洋淀新区即将成立，新区将走城乡统筹的发展道路时，乡村青年王决心敏锐地觉察到了崭新历史来临时的心灵颤动：
刹那间，一种强悍的豪气汹涌地冲到王决心的胸腔，他激动地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王家寨人，是出英雄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淀吃淀。如今政策，猛地打碎过去的生活方式，大家可能都不适应，心中有矛盾、有怨气，我爹也是这样的。我说一句，王家寨没有从产业上抓好，原因复杂，根源在哪？就在没有城乡统筹发展。这次白洋淀新区来了，这次跟美丽乡村建设不一样，就是彻彻底底的城乡统筹。你就是住在王家寨，城里人咋正火，我们就会过上和他们一样的生活，往后城里人会羡慕我们乡村的小康生活，你们不信，我信！”
王决心、乔麦通过阅读告别旧历史，他们通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走到了更远的未来。在小百合治理工程之中，王决心还不懂技术。此后，他刻苦钻研，在焊接技术上力压群雄。他还向被西方垄断的吊装技术发起了冲击，最终，王决心掌握了这项技术。王决心从一名传统农民，最后成长为掌握国际先进技术的现代工人，这一变化源于王决心的自我钻研。王决心和乔麦的成长，是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内生性转变的象征，也意味着历史时间不再是外在力量，不再强制性地改变乡村。同时，也说明了中国乡村具有现代转型的内在力量。
新世纪关仁山长篇小说乡村叙事注意到了乡村变革的历史必然性，为乡村的现代转型鼓呼。这是关仁山长篇小说乡村叙事的基调。但是，关仁山的乡村书写在于他注意到了乡村转型的复杂性，看到了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曾说：“在漫长的农业文明中，农民聚族而居，相依相帮，温馨而闲适。古老和谐的农家亲情，一直是我们这些离乡游子的精神慰藉。而市场经济对这个氛围的冲击和破坏，使乡村正在经历着一场从没有过的震荡。农民的命运沉浮及其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丰富、生动。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正孕育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15]正是基于冷静地观察农村现实，我们才看到关仁山小说从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双重视角来叙写乡村的历史变革。因此，他的乡村叙事既有温情，也有思想厚度。从一个更高层面上来说，“当代小说如何表现正在变化的乡村，以及在变与不变中如何处理和把握其中的关系与比例，如何在小说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现代性之间寻找恰切的融合方式，地方性如何能成就现代性，现代性怎样包容并且激活地方性，这既是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也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创作问题。”[16]关仁山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于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关系的处理所体现的价值，也许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895-2022）编撰暨古典资源重释重构研究”（22&ZD278）阶段性成果。本文受到“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项目基金（中国现代文体学研究）”资助。
注释：
[1][2][3][4]关仁山：《麦河》，作家出版社2010 年版，第 527 页、530 页、12 页、530 页。
[5][6][7][8][9][10]关仁山：《金谷银山》，作家出版社2017 年版，第 19 页、54 页、63 页、63 页、229 页、131 页。
[11]吴义勤：《现实书写的新篇章——读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3年第 3 期。
[12][13][14][15]关仁山：《白洋淀上》，作家出版社2022 年版，第 113 页、118 页、325 页、505 页。
[16]阎晶明：《地方性如何成就现代性——读乔叶〈宝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