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谈中国与西方文学的互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欧洲文学，但美国文学的影响一样源远流长。”这是王德威先生为呂周聚新著《中国新文学中的美国因素》（三联书店2023年）所写序言的第一句话，斯言信然。当然，如果进一步论及百年来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则俄罗斯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影响也不容忽略。其实在很多人印象中，美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较之欧洲文学和俄罗斯、日本文学似乎要小一些。尽管提及熟悉的美国作家，一般读者也大都可以说出惠特曼、狄金森、梭罗、欧·亨利、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等人的名字，但要说美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特别是百年来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可能就不是很熟悉了。

事实上，对建设中国新文学（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呼唤和深入探讨，最初就来自胡适、梅光迪、陈衡哲和任叔永等留美学生群体的内部讨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更是倡导新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他之所以对白话诗和新文学产生兴趣并和陈独秀等最终成为中国新文学最早的倡导者，与其受美国文化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影响有关系，这已是不易之论。仅此一点，说美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有重大影响就毫无疑义。

诚然，美国文化和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当然绝非仅此一点，但要寻根究底、把来龙去脉考辩清楚到位绝非易事。诸如胡适的白话诗实验如何受到美国白话诗运动的影响、杜威的实验主义如何不仅影响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实验，更是深刻影响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等一系列学术实践？还有美国文化中的现代民主意识如何激发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中平民文学的发展？以及美国小说、戏剧和散文等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戏剧和散文的成长历程，等等。上述当中任何一方面内容，都不仅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更有相当的研究难度，要有所创新极为困难。不过，通读该书后我欣喜地发现，依据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述，以及对一些关键性史实和细节的深入探究和考辩，呂周聚这部新著给出的解释和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其中不乏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可以视为跨文化和文学研究、尤其是中美文学比较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值得学术界重视。

对于五四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呂周聚此书提出一个新颖的比较视角，即中国新文学在20世纪初开始萌芽，新文学先驱者不满于传统文学，试图挣脱传统的束缚而谋求获得独立地位，梁启超、夏曾佑等人提倡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即为标志。而此时的美国文学也正在挣脱英国文学的束缚并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与权利。这两者并非呈平行线各自发展，而是经由以胡适、梅光迪等中国留美学生的文学活动产生一定的互动。当然，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美国文学大致是施动者而中国文学基本上是受动者，这是历史事实，没有必要否认。呂周聚认为，胡适、梅光迪关于文学革命的构想主要是在美国孕育出来，而孕育这一想法的土壤正是美国文学的反叛运动，反叛传统是彼时中美文学的共同特征。应该说这一判断很有见地，以往对胡适提倡新文学的理论来源主要归结为杜威的实验主义，但对美国文学于胡适的深刻影响多少关注不够，而此书有关研究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但呂周聚并不满足于此，难能可贵的是还要继续深入，他认为留学生文学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滥觞，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赴美留学生得以率先思考文学革命问题并首先由胡适提出来，则进而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何是胡适提出来而非他人，为何是留美学生提出而非留日或留欧学生？除却胡适个人因素外，与美国文化尤其是自由主义文化传统是否有密切关系？显然，这是一个很有价值却以往基本无人关注的问题，因为以往有关胡适的研究谈到其所承受美国文化资源时主要就是归结为实验主义，且因胡适本人也多次在其日记和论著中坦承这一点，也就令人容易忽略胡适所承受美国文化之其他方面的影响。对此呂周聚指出，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新文学革命之所以萌生于美国并由胡适率先倡导，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文化语境有密切关系。这其中饶有兴味的是，后来成为胡适论辩对手的梅光迪，最初是和胡适一起呼唤文学革命的，因为他们都是接受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只是除此之外胡适又接受了实验主义，而梅光迪更倾心于白壁徳的文化保守主义。故随着论辩的深入，胡适和梅光迪开始分道扬镳，对此胡适认为自己是被“逼上梁山”，但梅光迪何尝不也是如此。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并说服胡适，梅光迪的立场必然逐渐倾向保守并终于完全站到胡适的对立面，只是他们同样受到美国自由主义影响，其论辩无论怎样激烈，双方始终处于一个平等自由的状态。不仅胡适和梅光迪之间的论辩是如此，吴宓等“学衡派”和胡适之间也是如此。打开《吴宓日记》，随处可见吴宓对胡适等人提倡新文学的不满乃至诅咒之语，这只是因为日记是私人记录可以随意，但在公开场合，他和胡适之间始终保持应有的礼貌和尊重，即便是撰写论战文章，也是有礼有节，没有什么谩骂攻击文字，这和林纾写小说诅咒新文学倡导者截然不同。由此也可见美国自由主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已经是潜移默化，即便归国后也能按照自由主义原则行事。与胡适、吴宓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独秀，他声称为了保证文学革命成功必须持极端激进态度，任何反对文学革命者无论何种理由，都要给予彻底批判。对此胡适其实是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的，以往对胡适之所以如此的解释大都未注意到此正是留日和留美学生所承受所在国文化差异所致。在此基础上，呂周聚认为中国新文学在后来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强调所谓的“新与旧”“白话与文言”“革命与保守”的二元对立，致使新文学革命进程中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后遗症也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文学的健康发展，诸如后来对“第三种人”等文学流派的批判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应该和胡适等承受的美国自由主义文化受到削弱有关。加之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和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抗战爆发，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之路就多少出现偏差。应该说呂周聚的上述论断是科学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对此可以留学日本的郭沫若作为例证。他虽然是留学日本，但促使其创作《女神》的动力和源泉却是美国的惠特曼。郭沫若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诗歌，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自由”。呂周聚指出，“自由”是将郭沫若和惠特曼一起的纽带，是郭沫若和惠特曼发生共鸣的焦点。另一位中国现代话剧代表性人物田汉同样对惠特曼情有独钟，甚至提出要以惠特曼所歌唱的“美国精神”作为借镜。美国自由主义文学传统可以在留日的郭沫若、田汉等人那里产生巨大影响，足以说明它在中国新文学发生和发展进程中起到的至关重要作用。此外还有一个新文学代表人物看待美国文学以及美国文化中自有精神的态度引起该书作者的注意，让我们看到呂周聚为了探讨中国新文学所承受美国文学影响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敏锐的眼光和宽阔的学术视野，此人就是陈独秀。呂周聚注意到虽然陈独秀未曾留学美国，却对美国文学十分看重，曾翻译过赛缪尔·史密斯赞颂自由的诗歌《亚美利加》并发表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必须承认，笔者虽然也较为熟悉陈独秀以及他的《新青年》，却忽略了陈独秀的这次翻译经历。

总之，我以为呂周聚关于美国文化中的自由主义文化影响胡适等人的研究，在探讨中国新文学的起因问题上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是以往较为学术界忽略的视角，仅此一点，该书的学术价值就值得重视。

近年来由于兴趣和专业原因，笔者也在试图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发生问题，不过我的关注点主要限于中国文化和文学范围，所重点关注者有两点，一个是新文学的起源与其所提倡者具体生活环境或者与其所在地之地域文化关系，再一个就是探讨新文学的发生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及体系建构——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前者大致属于文学地理学范畴，后者则属于跨学科研究。不过从中国传统学术角度看似乎没有多少新意，因为传统学术本来就认为文史哲不分，而历史上文学与学术兼通且同时成为大家者更是数不胜数。但在重新反思中国新文学发生问题时，我意识到古人讲综合讲兼通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也只能如此，相反为了更好地辨析新文学发生的缘由，为了给新文学提倡者之所以如此以及为何如此一个更好的解释，我们的研究自然需要综合，但更需要分析，需要对那些在当时可能不过只是细微末节的事件甚至细节进行更为耐心的打捞和梳理，并善于从中寻找可以有所发明的契机。而呂周聚的这部新作，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从该书可以看到，作者为了厘清史实，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从第一手资料中寻找历史痕迹，既而寻根究底，层层递进，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当然归结为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学术眼光，也与作者勇于和善于进行微观探讨，善于以小见大、举一反三有重要关系。不妨举一个例子，在该书285页，呂周聚提及胡适对美国意象派诗人的评价时说根据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当年留学时就已经注意到以美国意象派掌门人自居的艾米·罗威尔以及他颁布的所谓意象派诗歌的六条基本原理，胡适曾详细记入日记并评价说“此派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由此呂周聚认为胡适当年在美国留学时不仅阅读过意象派的诗歌理论及作品，而且赞同他们的理论主张。而胡适提倡的文学改良“八事”与这些理论有不少契合之处，其所提倡的白话诗与美国意象派诗歌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其最根本点就是对口语“白话”的认同。显然呂周聚的这些研究对于厘清新文学白话诗的发生缘由以及为何是由胡适第一个提出等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的价值绝非仅限于为探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找出新的路径，诚如王德威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该书还注意到美国文学对中国现代主义的影响，“美国”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政教资源对中国文人和学者的冲击也是持续不断的。该书认为美国文化和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是多音复调的，作者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从多维视角切入探讨中国现代作家对美国文学的接受与借鉴，既有宏观的文学思潮考察，又有微观的作家作品分析，展示出美国文化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拓展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领域，深化了中美文学关系研究，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

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能否得以问世，除却某些外部因素的支持和配合外，最重要的是作者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呂周聚从萌生研究这一问题的念头到该书问世，时间长达十余年，这期间他一直为探讨该问题孜孜不倦地努力，他不屑于介入所谓的学术热点，而是甘愿坐冷板凳，从无人问津的图书资料中寻找一切可以破解新文学发生之谜的线索。也因此该书的问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新成果，也为今天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后来者提供了榜样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