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鞋样的《永乐大典》入藏国图前后
编者按：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二展厅展出的“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1月22日刚刚进行了展品更换。1月18日，为带领观众走近《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聚焦于被撤换的9册嘉靖副本《永乐大典》，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在哔哩哔哩平台启动“与《永乐大典》面对面”直播活动。
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围绕着《永乐大典》这部“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旷世宏编总有说不尽的故事。尤其是一册用来夹鞋样、“去头去尾”的《永乐大典》被发现和入藏保护的故事，更为人津津乐道。40年前，这册民间藏、用来夹鞋样的《永乐大典》是如何被发现的？又是如何入藏国家图书馆？围绕着这册《永乐大典》有哪些新的故事？曾两次参与策划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展览的赵银芳，在采访了多位当事人，查阅了相关档案，同时参考了部分报刊、论文资料后，为我们完整呈现了那段传奇历史。
1982年12月30日，一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日子。这一天，早早就赶去上班的国家图书馆（时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善本组的工作人员正忙于整理物品，做着元旦节前放假的准备，不承想收到了一封来自山东掖县（今莱州）的信件。
信是由该县图书馆一名叫孙洪基的同行执笔所写，具体内容如下：
“负责同志，我县收到一本《永乐大典》，是卷之三千五百十八（正文缺三页）和卷之三千五百十九（存十四页）。两卷的内容都是讲门……因书的前后都残缺，序、跋、目次全不见，请早日回复，以辨真伪。”
国家图书馆是当之无愧的藏书圣地，典藏之宏富自不必多说，而且从建馆之初，就致力于《永乐大典》的收藏，当时已有221册的藏量。善本组就具体负责这些书的存藏和研究揭示工作，职业的敏感性和爱护珍籍的责任感促使工作人员一直以来都在敏锐地捕捉着最新信息，竭尽全力在海内外搜求。收到来信后，善本组马上将这一情况向善本特藏部及国家图书馆做了汇报。馆里紧急决定，事不宜迟，立即派人奔赴山东。
从北京到掖县 信件写收方成功“接头”
那么，派谁去呢？这项重任最终落在了善本组王玉良和姚永炬的身上。王玉良40岁出头，正是中坚力量，熟悉《永乐大典》。他沉稳、踏实，且写得一手好字，组里平时有手写古书上版、卡片誊抄的活儿，一般都得他出手。姚永炬不到30岁，身体强健，办事利落，刚好可以跟着他做个帮手。
来回磋商的功夫，转眼就到了1983年。1月5日傍晚，王玉良和姚永炬带着干粮出发了。考虑到北京没有直达掖县的火车，他们按照馆里安排，先坐火车抵达济南，去了山东省图书馆，向兄弟馆说明情况，同时也请求带路。山东省图书馆派了一名同人陪他们一起先坐火车到了潍坊，然后从潍坊车站坐汽车，才辗转抵达渤海之滨的千年古县——掖县。
到掖县时已经是下午了，他们随便找了间简陋的招待所，放下行李就直奔图书馆，找到了写信人孙洪基。听说北京来人了，同为爱书人的孙洪基异常兴奋，热情接待了他们，并马上汇报给了知晓此事的掖县县委宣传部。大冬天的，又刚下过雪，天冷路滑，孙洪基深知北京同行这趟差出得不容易，也为了方便联络，托朋友将三人的住处换到了当时县里最好的招待所——县委招待所。虽然无法与北京相比，也没有暖气，但远来之人已倍感温暖，看着房间里的电话和用当地特色璞玉般的石头做成美丽墙壁与花岗岩地面，对接下来与书的晤面充满了期待。
从掖县到高郭庄 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文物敏感
这书既不是孙洪基的，也不是掖县图书馆的藏品，他的主人叫孙洪林，是一名乡村教师。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孙洪林”“孙洪基”仅一字之差，起码算是本家，但如果不是《永乐大典》的事情，他们彼此并不知晓对方。
那天是1982年11月1日，49岁的孙洪基正在县里参加文化系统学习班，课间休息的时候，他无意间瞥见了墙壁上月份牌表面《永乐大典》的简介。这是国宝级的古书，有古籍收集经验的他听说过。于是，他就此打开了话匣子，与同在培训班的同人聊起了这部传奇的皇家藏书。讲到动情之处，孙洪基不无惋惜提到了它的流失情况。
正讲到兴头上，一位在掖县文化馆文物收购处工作的朋友突然插话说：“我那儿有一本《永乐大典》！”这令孙洪基大吃一惊，虽然觉得此事可能性太小，但在好奇心驱使下，他后来还是跟着这位朋友去看了，可惜当时没找到。谁知，一周过去了，就在孙洪基渐渐相信了这只是个误会的时候，这位朋友却拿着他说的那本书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
乍一看这书，灰扑扑的，被揉搓得不像样子，很像废品。孙洪基试着走近它，满腹怀疑地一叶叶轻翻：纸张挺括而柔软，小楷书体，字字工整，每一页的格式规矩丝毫不差，无处不闪烁着皇家书品特有的豪华、庄严。他在仔细研读完那本书后，回到家里，又搬出了《中国书史简编》进行查看对照，发现它的格式和字体完全和上面所说的一模一样。他这才相信这本书有可能就是《永乐大典》。
他开始追根溯源，朋友告诉他这书是从程郭公社高郭庄大队一个名叫孙洪林的朋友那儿取来的。与孙洪林建立联系后，他了解了该书的来历。原来，这书原为孙家所有，由孙洪林的姑奶奶出嫁时带到邱家，一直做夹剪纸花样和鞋样子用。70年后，孙洪林到邱家偶然听到表叔讲述书中故事，才知有这样一本书。因书“用处不大”，表叔看他感兴趣，就将书“完璧归孙”了。后来，掖县文化馆文物收购处工作的那位朋友对此书很好奇，就拿走了。这么一来，书就被孙洪基看到了。
掖县图书馆赶紧就此事向县委宣传部进行了汇报，并告知他们，鉴定《永乐大典》最权威的地方是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县委宣传部指示孙洪基，向国家图书馆去信，邀请专家先来帮助鉴定一下。
从掖县回京 确认“真身”的嘉靖副本
经过协调，掖县方面派其图书馆一名叫张国铨的副馆长将书取过来，让北京来的专家鉴定。王玉良看到这书时，发现他原来挺括的书皮已经不见了，只剩下内页。而且，奇怪的是，内页也比他平时见到的《永乐大典》短了很多。仔细一看，原来是天头地脚，也就是这部书的上下书边空白处都被剪掉了。他顿时明白了孙洪基所说的夹鞋样和花样的意思，这岂止是夹呀，缺失的书边大概还被剪成了鞋样和花样了。
作者与该册《大典》入藏国图的亲历者李致忠先生合影
王玉良仔细审查了此书，知识储备和经验告诉他，这确实是《永乐大典》真本无疑，是“真”字韵“门”字册，共两卷，为卷3518和卷3519。接着，他对全书进行了清点，统计出前后及书中残缺达16页多，共存39页零一小片。
鉴定的事情结束后，王玉良等马上联系了国家图书馆，告知此事经过。王玉良等恳切地表述了此书世间残存极少，初步鉴定是嘉靖副本原件无疑，但需要拿回馆里，做二次鉴定，同时向孙洪林一家表达了想收藏此书的诚意。随后，经过掖县文化馆、图书馆，请示了掖县当时分管文教工作的万景贵副县长，征得了他们的同意。
1月13日，掖县收到了国家图书馆再次表达收藏诚意的正式公函，函称要向文化部汇报，对孙洪林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以鼓励更多有识之士发现文物、捐献国家。1月16日，王玉良、姚永炬带着《永乐大典》及掖县图书馆赠送的8种解放区出版物回到了国家图书馆。
故事花絮 “门”字册中喜事多
《永乐大典》在国图被安置妥当，掖县那边却又起波澜。原来，孙洪林表叔家得知《永乐大典》的事情后，懊悔不已。两家因此起了纠纷，僵持不下，事情也闹到了国家图书馆。馆里又紧急派姚永炬陪着善本组组长李致忠一起，再去一趟掖县，帮着处理纠纷。
李致忠先生等抵达后，第一时间去了孙洪林的农家院落，后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纠纷交给地方政府，得以妥善解决。文化部向孙洪林颁发了奖状，奖金2000元，另奖励掖县图书馆300元的工具书，均从国家图书馆购书经费中支出。国家图书馆精心采购了这批工具书，发往山东。关于这册《永乐大典》的来源，有说孙家祖上曾经在明代时做过贡生，到过北京。也有说是义和团运动时，翰林院失火，《永乐大典》散入京城街市，兴许有人捡到一册，带到了山东。
山东的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消息，1983年1月30日，《人民日报》第4版进行转发，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有关领导的重视下，王玉良、李致忠执笔各起草了一份出差报告，讲述两次出差详情，姚永炬郑重签上了名字，存入国家图书馆档案。
做完这些事情，李致忠亲手将书送到了馆里的修复室，让师傅按善本特藏部要求进行了修复，依照其他大典分册，给它重新制作了书衣，并补上了天头地脚。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前身）对此书进行了高清仿真影印出版，这册书的影印出版是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永乐大典》的开端。
时间到了2012年，国家图书馆开始筹备建立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对典籍博物馆大门进行改造设计时，特意邀请了国内铜门设计大师、非遗传承人朱炳仁先生领衔。要给国图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大门呢？起初，朱先生苦恼于没有设计灵感。于是国家图书馆基建等部门协调召开了一个专家讨论会，邀请了一些熟悉馆藏文献的本单位古籍专家参加。有专家提出，可以借鉴下《永乐大典》“门”字册中的各种大门图样。这个建议一下子点燃了朱先生，他从该书“凌花双龟背”等页的纹样中找到了灵感，提取了一些要素，将之应用到了大门的设计图纸中，这就是今天的国家典籍博物馆那扇铜门。国家图书馆南区进行装修改造时，许多房间的门窗纹样都运用了这一纹样。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通俗读物《寻踪〈永乐大典〉》项目成果 项目号：23VTS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