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简单说，《互猎》讲述了一个被老板解雇的工人勒索老板的故事。稍微有点社会经验的读者都能猜测到一些这类故事的内里和走向——如果小说按照基本的现实逻辑展开的话，无非是工人掌握了老板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以此要挟勒索老板，一泄心中之愤，顺带拿点“不义之财”；如果勒索无度，被勒索的老板也可能会杀人灭口，事态走向激化或极端。《互猎》前半段的故事确实没有超出这个套路。老板雍和平经营着一家园林绿化公司，出于季节性和节约公司成本的原因，解雇了表现不错的“抹子眉”。一次偶然，“抹子眉”目睹了雍和平的一夜风流。命运的齿轮开始了逆向转动。他以此为把柄，幽灵般肆无忌惮地出现在雍和平周围。就在“谈判”无果、惶惑不定的时候，上天又给了雍和平一次机会，在看到“抹子眉”违规横穿马路时，他开车狠狠地撞向了“抹子眉”。至此，小说完成了对生活常规经验的叙述，现实中那些芜杂的、幽暗的、不堪的，甚至丑陋的，一览无余，各就各位，等待着召唤后半段故事的出场。

小说的后半段，雍和平最终没有抵抗住内心的煎熬，把没有撞死的“抹子眉”送到了医院，承担了包括治疗“抹子眉”癌症在内的所有医疗费。“抹子眉”的妻子不但不追究车祸责任，还把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抹子眉”病愈后忘记了以前的一切，只记得雍和平的“救命之恩”。而雍和平也被“抹子眉”夫妇的宽厚善良所感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洗礼，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互猎”顾名思义，既是雍和平和“抹子眉”两人之间互为猎物、互相厮杀，也是互相拯救。互相厮杀、互相拯救的文本结构组成了一个“坏人变好”的故事。尤其是对老板雍和平的心理转折、情绪起伏的充分展开，及其行为方向的规划，在合乎情理和逻辑的故事框架中褪去了其“无奸不商”的人设。小说的结尾，当雍和平带着“这漆黑夜晚给了自己”的“一束光明”，昂首挺胸走出“抹子眉”居住的贫民窟，他自己也成了一束光。虽然相隔百年，小说指向的道德等级和情感结构明白无误地在向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致敬。但文学经典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无论是“量”还是“质”上，“好人变坏”的故事比“坏人变好”的故事都更占人性优势，“堕落史”比“奋斗史”更容易获得认同。骆驼祥子和陈金芳的“堕落史”所敞开的社会史的隐秘角落比梁生宝的“奋斗史”更开阔。

有效的在场写作总是与文学传统遥相呼应，保持着草蛇灰线般的精神相通；也必然在“当代性”的意义上延伸、丰富着传统的意义空间，在当下与历史的互相凝视中重新建构世界。《互猎》的复杂性在于，作者并不满足于在“坏人变好”的故事中致敬传统，或者说这个故事框架只是小说整体结构中“显性”的一部分；作者更意图在由诸多琐碎的细节描写构成的小说的“隐性”部分中呈现当代生活的更深刻的本质，追问那束光以及生活在那束光的阴影中的生存真相。

小说起始于“抹子眉”勒索前老板雍和平，这样的开篇奠定了“抹子眉”的人设和“坏人变好”的起点，也会有意无意地让读者忽略了“抹子眉”的“前史”。小说在接下来的叙述细节中逐渐交代了“抹子眉”其实是一个勤勉的施工管理员，“忙得最不可开交的时候，还能顶个司机用”；为了工程按时完成，他带着工人加班加点干，累坏了身体，落下了病根。这是一个和骆驼祥子一样，不惜力气的劳动者啊！但是对不起，利益最大化的运行法则并不考虑劳动者的身体代价，因为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廉价的强壮身体！丧失了身体资本的“抹子眉”在社会结构中成了可有可无的无产者，一个勒索老板的坏人。这是“抹子眉”的前史，也是一个“好人变坏”的故事。小说用“抹子眉”的经历把“好人变坏”和“坏人变好”的两个故事讲成一个故事，这显然不是为“抹子眉”的敲诈行为找到合理的借口，也不是为结尾时“抹子眉”的“感恩”寻求人性本善的依据，而是只有在合二为一的故事中才可能更清晰地呈现社会生活的冰冷逻辑。无论是“好人变坏”还是“坏人变好”，“抹子眉”都是社会运行法则中无从选择的失语者。在健康的身体、反抗的意志，一一被无形的庞然大物所吞噬后，失忆也就成为“抹子眉”最好的、也是必然的命运。最为讽刺的是，“抹子眉”试图留给家人作为最后保障的保险单反而成了致其于死地的证据。整个社会运行规则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地绞杀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和生活。失忆后的“抹子眉”的最后一丝价值是成为“照亮”雍和平的“那束光”，而他和家人将永远留在光的阴影中。小说中这些别具深意的细节描写实现了现实主义写作应有的在“描绘和规范、真实与训谕之间的张力”。

即便是被那束光照亮的雍和平，似乎也面目模糊。在雍和平的“前史”中，他与“抹子眉”是如此相识：发迹前的雍和平因为公司开不出工资，被迫辞职单干开公司，公司走上正轨后也步入“成功人士”的行列，也就才会发生“抹子眉”目睹的那一幕。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普通人跃升为左右逢源的老板，雍和平比“抹子眉”胜在适应了游戏规则，即“擅长方方面面应酬”。似乎雍和平的“变坏”是主动的，“抹子眉”的“变坏”是被动的，实际都是社会运行规则“选择”或“淘汰”的结果。最后的那束光留给雍和平，不是因为他的良心发现或幡然醒悟，而是他进入了社会运行规则之内，拥有想变得善良的权力和资本；脱离开那套规则，雍和平即“抹子眉”。可以想象，即便摆平了“抹子眉”，雍和平和律师的交易勾结必然要一直维持下去，否则将重蹈他和“抹子眉”的事件。社会运行的规则已经严苛地限定了每个个体的生存路径和幸存者的模样。这是小说展开的最深刻的生活真相。

也许这就是批评家韦勒克所说的，“当作家转而去描绘当代现实生活时，这种行动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人类的同情，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批评，后者又常常演化为对社会的摒斥和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