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谍战英雄传奇的文体创新
摘要：21世纪以来，谍战题材的小说创作蔚为大观。这类小说鲜明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中英雄传奇一脉的文体特点并加以创新，可称之为“谍战英雄传奇”。在人物塑造上，它在继承古典英雄传奇“异能”书写和“家国”情怀的同时，着力塑造“孤胆英雄”式的人物形象，注重凸显“谍”的职业特性，呈现出“尚智”的美学风格。在情节构造上，它融合了公案小说、侠情小说以及西方悬疑小说的诸多资源，又有多方力量的引入、爱情元素与政治元素的嫁接等创新。不过，这一小说类型也逐渐出现程式化的倾向，面对挑战，一方面需要进行思想深度的开掘，另一方面也亟待新鲜血液的涌入。
关键词：英雄传奇 谍战 人物塑造 情节构造 程式化
作为中国古代小说中最为重要的类型之一，英雄传奇在当代文学中一直作为民族风格的重要形式被汲取和学习，代有新变，蔚成一脉。20世纪50年代，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一类小说，即被批评家注意到“接近民族风格并富有传奇色彩的特色”，并被冠以“革命英雄传奇”之名。在创造性地提出这一概念的王燎荧看来，这类作品“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使革命英雄行为更理想地富于英雄色彩”。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亮剑》等为代表的“借鉴并转化了明清古典英雄传奇的文体资源”来讲述革命历史的一类小说，被称为“新革命英雄传奇”。而21世纪以来，以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富于传奇性的革命斗争为主要情节、致力于塑造地下战线上的英雄人物的谍战题材小说创作，鲜明地继承了这一脉络，或可称之为“谍战英雄传奇”。以麦家、海飞、龙一等人的创作为代表，这类小说不但获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诸多奖项，还广受读者欢迎，更在影视界掀起了经久不息的谍战风潮。
本文试图厘清以下几个问题：谍战英雄传奇调用了古典英雄传奇的哪些文体资源？在继承的基础上如何进行创新？形成了哪些自己的文体特点？发展至今，这一小说类型遇到了哪些挑战？
一、“家国”与“谍影”：谍战英雄传奇的人物塑造
所谓英雄传奇，英雄人物的刻画自然是小说的重心。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英雄是理想化的人物，“雄”强调勇武，“英”褒扬品格，二者兼备方可称之为英雄。谍战英雄传奇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继承了古典英雄传奇的一些技法和特点。
为了突出英雄之勇武，古典英雄传奇多采用夸张化的手法，赋予英雄人物以“异能”，一般呈现为对某种身体能力的奇观化想象。以被认为是英雄传奇典范的《水浒传》为例，它所塑造的梁山好汉中，真正让人们耳熟能详的，除宋江等几位主要人物外，多半是那些身负异能的人物，有力大无穷者如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有水性过人者如浪里白条张顺，有日行千里者如神行太保戴宗……“异能”或“超能力”的想象，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不少见。英雄传奇中的异能描写，特点在于异而不妖、夸张但不离奇，仍然属于“人力”而非“神迹”的范畴，是民众朴素的对拓展自己身体边界的向往。他们期待英雄主人公通过种种超乎寻常的能力完成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愿望，近能免受贪官恶霸欺凌，远可匡扶正义、保家卫国。
古典英雄传奇的这种人物塑造手法，常常被谍战英雄传奇所借鉴。谍战英雄传奇围绕秘密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展开叙事，麦家的《解密》可说是“容金珍传”，海飞的《惊蛰》可说是“陈山传”，龙一的《潜伏》可说是“余则成传”。这些主人公，无一例外地具有非同寻常的适合谍报工作的能力，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约是麦家在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暗算》中所塑造的瞎子阿炳。阿炳有着不可思议的听力和记忆力，“他的耳朵是风长的”，一到701，阿炳就不断地创造着奇迹——他用3天完成了一般侦听员需要8个月的培训；他以五倍速监听敌台，18个小时找到的敌台就超过了全体侦听员十几天的总和。小说里有这样一段描写：“就这样，设备和操作手一套套添加，直至增加到六套时，阿炳才觉得‘差不多’。此时的阿炳，已被六套机器和操作手团团围住，机器转出的电波声和嘈杂声此起彼伏，彼起此伏，前后左右地包抄着他，回绕着他。而他依然纹丝不动地稳坐在沙发上，默默吸着烟，耳听八方，泰然自若。九点一刻钟时，他突然霍地站起来，转过身，对他背后的一位操作手说：‘你找到了！……’”这里对于阿炳的描写，显然借鉴了古典英雄传奇渲染英雄极强的战斗能力时常见的“以一敌百”的手法，将原本孱弱的阿炳塑造得宛如横刀立马于万军中斩将夺帅的赫赫英豪。
中国古代的英雄观强调英雄的品格，勇武而德行不够，只能称为“豪杰”“豪士”。古典英雄传奇所颂扬的英雄品格包括嫉恶如仇、扶弱济贫等，但最为重要的则是家国大义。贺桂梅指出，“‘英雄’与‘国’的同构性，特别是‘国’的现代性，正是英雄传奇这一小说类型既古典又现代的暧昧品性的来源”。即英雄是因为保家卫国的功勋而逐渐成长为英雄的，而国家也在被保卫和守护的过程中，越发具有合法性和凝聚力。于是，书写英雄抵御“外”侮的艰辛与牺牲，便与增强国家“内”的凝聚力等同起来。谍战英雄传奇在借鉴古典英雄传奇中“英雄”塑造方式的同时，也同时征用了古典英雄传奇中“英雄”与“国家”的同构关系，尤其强调英雄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在孤绝之境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奉献青春生命是谍战英雄们的品格底色。不过，与古典英雄传奇大多着意于塑造的道德完人不同，谍战英雄传奇并不强调英雄们在道德上的完满，承认并呈现英雄人物的性格弱点、道德瑕疵甚至成为谍战英雄传奇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暗算》中“有作风问题”的黄依依、《麻雀》中玩世不恭的陈深、《风语》中偏执激烈的陈家鹄都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蔡翔认为：“某些传统文艺形式——这一形式包括古典文学、民间说书、曲艺，甚至口头故事，等等——的传播过程，已经构成了中国下层社会（乡村和城市）庞大的‘读者’群落，这一群落或许可以被称为某种‘想象的文化共同体’”。那么反过来说，这些文艺形式也在反馈着文化共同体想象的变动。盛行于21世纪的谍战英雄传奇尽管承袭了古典英雄传奇人物塑造上的一些手段和特点，但与它的“前辈”们相比，也呈现出了颇具时代性的风貌。
其一，从美学风格上讲，古典英雄传奇和革命英雄传奇更“尚武”，而谍战英雄传奇则更“尚智”。前两者反映的都是真刀真枪的战场，无论两军对峙还是除暴安良，都需学得一身好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而谍战英雄传奇讲述的是看不见硝烟的隐秘战场，不论是卧底敌人内部还是破获情报，需要的都是过人的脑力和智力。“尚武”与“尚智”的区别，除了与题材本身有关，也与小说产生的年代有关。人类早已走出丛林世界，知识和智识超越武力成为统治世界的能力，人们对“英雄”的理解和期待也不再相同。古典传奇中的英雄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张飞、武松、李逵一类粗豪的英雄，另一类则是诸葛亮、周瑜式的儒将”。可见，“武”是必须要素，“智”是补充因素，即便本人不披挂上阵，也一定要有指挥千军万马的能力，革命英雄传奇中亦是如此。谍战英雄传奇则恰恰相反，它反复书写的是洞悉一切的观察力、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丝丝入扣的逻辑推理能力、超出常人的计算能力等智力因素，“武”不但并非必须，部分作品还特意将主人公塑造成手无缚鸡之力甚至有某种身体缺陷的形象。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类小说中的英雄更像是谍战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依靠某一领域的智识实现自身价值并最终出人头地，恰恰吻合了当今社会文化消费的主力军——新中产阶层的生存逻辑。如同古典英雄传奇的读者/听众期待拓展身体边界以在现实生活中少受欺凌一样，谍战英雄传奇的读者/观众，向往的是拓展脑力边界以在工作学习中一展抱负。与人物形象相关，古典英雄传奇呈现出豪放刚健、大开大阖的整体风貌，而谍战英雄传奇则形成了细腻阴柔、幽微诡谲的叙事风格，这也同样符合新中产阶层“精致化、优雅化”的文化偏好。
其二，谍战英雄传奇注重呈现“谍”的职业特性。虽然《孙子兵法》中便有“用间篇”，但在中国的文学书写中，“间谍”成为主角却是相当晚近的事。谍战英雄传奇出现之前，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也有一类以隐秘的地下斗争为题材的小说作品，被称为“特情小说”或“反特小说”，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双铃马蹄表》《无铃的马帮》《黑眼圈的女人》等。在这类小说中，反面人物虽然是“特务”，但外貌、衣着等都有着一眼即可辨识的“反派”特质，男性角色乖张丑陋，女性角色妖媚放荡，行动看似狡猾实则十分愚蠢。从这些简单化、类型化的描写可以看出，这类小说中的“特务”更多是符号性意义，强调的是其作为“敌人”的属性，我方与特务之间的关系也非对等的斗争关系，而是自上而下的“扫灭”“肃清”。本质上而言，这些小说一方面服务于“反特防奸”的既定意识形态，一方面也承担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和巩固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使命，属于革命历史小说的一个特殊类别。而谍战英雄传奇则不同。“孤身犯险、多重身份、以智取胜”的职业特性构成了谍战英雄的基本形象。“谍”这种本来就具有相当神秘性与危险性的工作，经过小说家的塑造，呈现出兼具“谍影重重”的“暗”与“刀尖上起舞”的“险”的独特魅力。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谍战传奇的人物描写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格外注重细节描写。在谍战英雄传奇中，身份的保护与揭露是小说最大的叙事动力，人物的习惯、神态、表情、衣物配饰都可能是决定生死成败的关键。细节描写一方面可以展现出人物的业务能力，另一方面也起到“线索”和“伏笔”的作用，成为让读者费尽思量的“谜面”。在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中，陈千里去估衣铺租一身行头扮成大富人家，从估衣铺老板的角度看，这位客人“是真识货”，许多货他都不满意，最后租下的貂爪仁袍子，“做这一件怕是得赔上几百头貂”。他化名纪先生潜入银行时，又从银行职员的角度看：“纪先生绝对是个大贵人，皮袍上的出锋……绝不是一两头畜生的皮毛。”前后呼应之下，袍子成为行动成功的关键，显现出陈千里心思缜密、经验丰富。二是着重刻画“谍”在特异环境下被压抑的悲剧性。优秀的间谍必须在多重身份人格的复杂转换下生存。游走于两个阵营中的“悬浮”状态、口是心非的日常生活、危险环境中时刻紧绷的神经，使得间谍承受着超乎常人的压力，于是“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同时是一类双面人或曰渐次沉疴的心理症、甚或人格分裂症患者”。枕戈待旦、如履薄冰，既是“谍”们的生存状态，也是高压的现代生活中缺乏安全感的读者们的心理投射。三是强调正反双方的对等性。谍战英雄传奇着力设置训练有素、计划周密的反派人物形象，敌方不再是反特小说中漏洞百出、近乎“丑角”的形象，我方英雄也不再洞悉一切、算无遗策。“魔高一尺”方能显得“道高一丈”，双方有来有回的“斗法”，比单方面的“横扫”更能增加小说的趣味性，英雄的智慧、革命的艰辛也被更好地呈现出来。
其三，谍战英雄传奇着力塑造“孤胆英雄”，并围绕其成长形成了包括“亲人/兄弟、红颜知己、导师”的人物配置范式。陈思和曾提出，中国古典英雄小说自《三国演义》起，常用“五虎将”式的人物模式，“英雄个个性格鲜明，传奇经历也不重复，以致读者读罢掩卷，脑子里留下了个个鲜活的印象”。而谍战英雄传奇大多塑造的是深入敌后的“孤胆英雄”形象，这显然与《谍影重重》、《007》系列、《无间道》等好莱坞、香港的谍战电影、警匪电影的影响有关。不同于英雄群像的各放异彩，谍战英雄传奇的人物配置主要围绕主人公的成长承担不同的功能。红颜知己一般作为指引者和拯救者出现，这一点将在后文论及。兄弟/亲人往往被敌人所杀害，使得主人公的斗争具有了报国与复仇的双重意义，在信仰层面之外，多了更易感染读者的情感层面。如李杨所说，“报恩复仇的观念通过小说与戏曲的不断传播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最具特色的，则是在谍战英雄传奇中频频出现的“导师”形象。“导师”是带领主人公开启谍战道路的关键人物，他们业务能力精湛，但却可以隶属于不同阵营，通过死亡、背叛（国民党阵营）或牺牲（共产党阵营），以鲜明的俄狄浦斯式的“弑父”换得主人公思想上的成熟和彻底觉醒。
二、“悬疑”与“侠情”：谍战英雄传奇的情节构造
传奇小说“无奇不传”“无巧不成书”，最注重的是情节的跌宕起伏。潜伏敌后、秘密侦查、获取情报、暗号接头、情报破译……谍报工作的险象环生使得谍战故事与传奇小说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
从故事内容而言，谍战英雄传奇更接近于古典英雄传奇的一个变异分支——公案小说。以《施公案》《海公案》为代表的公案小说从宋代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小说类型，它以清官为中心，着重于描写曲折离奇的案情以及悬念迭起的探案过程。谍战英雄传奇实际上也是由一个个“案件”构成的。“案情”就是一次次“藏”和“捉”的过程。“藏”就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如何隐藏在敌人内部，如何应对敌人的试探、化解暴露的危机，又如何传递情报、阻止敌人的破坏行动。“捉”则是如何通过蛛丝马迹找到躲藏在党组织内部的奸细，如何铲除他/她来保护组织，或者利用他/她实施反间。通过铺排惊险曲折的“案情”、展现出其不意的“巧计”来突出主人公的智慧和勇敢，正是谍战英雄传奇与公案小说的相通之处。不过，谍战英雄传奇与公案小说也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不以理性见长，更重道义和人性，公案小说中虽然有理性的分析、推理，但也不乏托梦陈冤、鬼语断案等情节。公案小说所提供的快感，重要来源之一是民间伦理中的沉冤昭雪、善恶有报，帮助受众实现现实生活中所遭遇不公的“替代性满足”。因此，比起破案过程的绝对缜密，公案小说更追求结果的大快人心，鬼神之说本也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当时的读者/听众来说并不突兀。但对于谍战英雄传奇而言，它的读者是崇尚理性、知识的现代人，他们既追求铲奸除恶的快感，也要求情节逻辑的合理性和严密性。于是，谍战英雄传奇在这里嫁接进了西方悬疑小说的创作方法。与公案小说相似，悬疑小说“以某种危险的及错综复杂的犯罪秘密为主题，而且它的整个情节，全部事态都是围绕着揭开这一秘密的方向发展的”。所不同的是，围绕“解密”这一核心，悬疑小说追求小说读者与书中人物（通常是侦探）“线索均等”“绝对平等”，不允许超自然、超能力的现象出现，在此基础上，读者和作者在“解密”的过程中公平展开智性的角逐。谍战英雄传奇的情节动因也是“解密”，如何藏？怎么捉？利用谍报工作的特性——屏气敛息的氛围、剑拔弩张的对抗、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战战兢兢，谍战英雄传奇在看似平静客观的叙述中营造出间不容发的气氛，使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好奇心，参与到与书中人物的智力角逐当中。麦家的《风声》是谍战英雄传奇中颇具悬疑小说品格的作品。小说的主要灵感显然来自于悬疑小说中的经典类型“密室杀人”——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里，有人被杀害或正要被杀害，他是怎么死的（将怎么死）？凶手是谁？他是（将）怎么作案？作案后如何从密室中逃脱？在《风声》中，“杀人”被置换成了传递情报。在裘庄这一被24小时监听的“密室”里，肥原相当于“侦探”，他的任务是尽快找到“老鬼”，而共产党人“老鬼”的任务则是把“取消群英会”的消息从完全密闭的“裘庄”传递出去。肥原能抓到“老鬼”么？“老鬼”能把情报传递出去么？他会采用怎样的手段？能够安然脱身么？这些问题引领着读者参与到智力角逐中，完成一场险象环生的阅读体验。
英雄传奇的另一个分支——侠情小说则为谍战英雄传奇提供了“儿女”与“英雄”相结合的情节结构方式。英雄传奇发展到清末，逐渐与传统小说中的言情一脉合流。“单纯‘缠绵悱恻’的风月传奇，或‘粗豪脱略’的侠义小说，都很难令人满意。‘儿女’与‘英雄’，或曰‘情’与‘侠’的结合，可谓势在必行”。男女情事本就是小说中最容易打动读者的部分，在刀光剑影的征战或血雨腥风的江湖游历中穿插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是“侠情小说”的主要特征。侠情小说“情”的一面，大致上挪用了言情小说“才貌双全—拨乱散离—大团圆”的模式，既迎合了冲破封建礼教，“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的民间愿望，也满足了读者大团圆的审美欲求。这一模式也被运用到了谍战英雄传奇当中：男才女貌的男女主人公在地下工作中日久生情（才貌双全）；之后在凶险的革命斗争中饱经离散（拨乱散离）；最后在革命胜利后重新相聚（大团圆）。英雄不仅有“侠骨”，还有“柔肠”，这是侠情小说及其后承袭侠情小说而影响更为广泛的武侠小说为读者培养的阅读期待，读者自然而然地也把这种期待视野带到了谍战英雄传奇的阅读之中。而对于影视改编而言，儿女与英雄的结合也有天然的优势——俊男靓女的组合一向是影视作品票房和收视率的重要保证。
可见，谍战英雄传奇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公案小说、侠情小说的传统，又结合了西方悬疑小说的一些手法和特点。不过，它在情节构造上同样也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一是设置多方力量，增加情节的复杂性和层次感。不论是古典英雄传奇、公案小说，或是革命英雄传奇、悬疑小说，核心行动元都是正派与反派的冲突和对立，小说中的其他角色基本只是功能性的在场而并不推动叙事；故事也大多只有一条主线，少见副线。近年来的谍战英雄传奇，则往往打破正反双方简单对立，建立起“群雄逐鹿”式的情节模式。从社会学的理论来说，每加入一个主体，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都会发生指数级的变化，除了正反两方的生死输赢这一主要矛盾，双方各自与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互动构成了多组次要矛盾，小说围绕主次矛盾展开多层次、多线索的叙事，情节的韧性和张力大大增强了。以谍战英雄传奇最主要的发生背景抗日战争时期为例，小说中的主要阵营通常设定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国民党情报机关、日本或汪伪政权特务机关三方，日军谍报机构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敌人；两党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和对抗；国民党内部又分化出抗日派和投降派；日方对国共双方，也有拉拢与剿灭的不同策略。在一些小说中，甚至还有更为复杂的力量设置，比如在《和平饭店》中，共产党、国民党、美国、苏联……各方势力粉墨登场，多方力量在半封闭空间中的殊死博弈成为小说的主要特色。多方力量的引入还提供了不同的英雄成长路径。在以往的英雄传奇及其衍生类型中，英雄的成长路径是“打怪升级”式的，即通过一场场与敌人的对抗，既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也完成品格品性的升华，最后成为担负起家国责任的大英雄。而在谍战英雄传奇中，出现了一种“归化”式的英雄成长路径。主人公一出场就具有相当精湛的谍报业务能力，也并不缺乏抗日救国的热血，却由于种种原因加入了国民党阵营。于是，主人公的能力提升和精神成长不得不分道扬镳，故事也由此分化出主线和副线：主线是主人公一次次传奇的战斗经历，而副线则是主人公的心灵成长，尤其是政治理想逐渐成熟和转变的过程。两条线又是相背离的——主人公经历的战斗越多，越发现在国民党的阵营中没有办法真正实现理想抱负，在经历痛苦的自我怀疑后，两条线才终于走向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主人公作为普通人的内心挣扎有了充分的展现空间，共产党人的坚毅顽强、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坚定远大也在与国民党的摇摆不定、腐朽没落的对比中得到凸显，表达出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
二是爱情元素与政治元素相关联，实现通俗小说与主旋律的桥接。侠情小说中的爱情叙事，排斥政治因素的参与，爱情的结合往往以远离庙堂遁隐红尘作为结局；而将爱情叙事与政治元素相融合恰恰是谍战传奇小说的一大特点。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反特小说”中，女性角色多数作为反派出现。“女特务”的烟视媚行、风情万种一方面构成这一时期文学中少有的欲望客体，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典型的妖魔化特征，于是女性自然而然地被放置在被拯救或感化的位置。而谍战英雄传奇，不但塑造了大量的正面女性角色，而且其主体性大大增强。情爱关系并没有使得女性角色沦为附庸，反而成为她们指引和拯救处于迷茫困顿中的男主人公，促使其转变政治立场的契机。张勇的《谍战上海滩》（后改编为电视剧《伪装者》）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男主人公明台本是军统特工，在“粉碎计划”行动中，与中共地下党“锄奸”小组成员程锦云在战斗中逐渐产生感情，程锦云启发明台认清国民党的腐朽，将他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类似的还有畀愚的《叛逆者》，男主角林楠笙同样也是在恋人朱怡贞的影响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总体而言，在这类谍战传奇小说中，主人公性格上的成熟、情感上的成熟、政治上的成熟是三位一体的。
三、“程式化”与“思想性”：谍战英雄传奇的局限和突破
如同古典英雄传奇小说发展到后期情节日益模式化一样，谍战英雄传奇也逐渐出现了程式化的倾向。
陈平原在谈论类型小说时认为，“每种有活力的体裁与类型，都‘既如此又非如此，总是同时既老又新’；而每个优秀的作家都既守旧又创新，‘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已有的类型，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张它’”。如前所述，谍战英雄传奇小说是在古典英雄传奇、公案小说、侠情小说、反特小说基础上的反类型化创作，也是融合了多种类型，并建立在当代读者反馈之上的快感机制总结。发展至今，谍战英雄传奇在情节、场景、人物等方面，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套路。“男主人公加入国民党—在执行任务中认识女主人公并相爱—并肩战斗几经离散—在女主人公影响下转变立场—革命胜利后团圆”的情节模式在多部作品中被换汤不换药地反复使用；人物逐渐形成了能力非凡的男主人公、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主人公、身陷红尘但怀揣爱国之心的女配角等几种固定范式；故事的场景则多数设定在中产审美想象下的摩登上海。程式化虽是类型小说的先天基因之一，但高度的程式化不仅会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也会影响文体本身的活力，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束缚。
日渐成熟的程式化，使得谍战英雄传奇成为一个易于量产的门类，而影视改编的火热，又使得部分作品在“量产化”的同时还明显表现出了“剧本化”的倾向。人物塑造上，他们更注重影视剧易于表现的外貌、衣着，对人物的内心活动则比较忽略；叙事节奏上，也按照影视剧的要求追求“快”和“爽”。这样的“量身定制”，固然给影视改编带来了便利，却恰恰牺牲了小说相较于影视媒介细腻、深入、丰富的优势，表现手法显得简单和粗糙。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谍战英雄传奇过于强调“奇”、过于追求快感的满足和感官的刺激，导致历史被简单化、空心化为双方“斗法”的幕布，而英雄也在奇观化过程中变成供人膜拜的“超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谍战英雄传奇制造了一个看似真实却与历史经验相割裂的空间。
对于任何一种类型文学而言，在人物、情节渐成套路之后，注重作品的价值关怀、挖掘作品的思想性都是避免空虚滥俗、成就经典作品的有效手段。优秀的古典传奇作品本就追求小说的史传性、抒情性和哲理性的融合，谍战英雄传奇中的佳作，同样也呈现出融合“传奇性”与“哲理性”的追求。
一是对人性、命运等终极问题的关注。谍战英雄传奇不但在正面人物的塑造中，尽量规避以往的意识形态先行，转而强调特殊环境下人性压抑与挣扎，呈现了更真实复杂的英雄形象，还塑造了颇具争议性的反面形象。海飞的《惊蛰》中，叛徒费正鹏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他出卖余顺年、出卖张离，皆是为一己私情，比起一般小说中塑造的懦弱、唯利是图的叛徒，他更像是一个走上了错误道路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日本梅机关特务科长荒木惟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是一个被战争扭曲了的人，他一面热衷于阴险的谋划、算计，一面想着赶快结束这该死的战争，回到家乡奈良去；他对陈山的妹妹陈夏，除了利用外还有着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这样的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多见。
而被称为“谍战小说之父”的麦家，则在谍战故事中融入了诸多对命运、对人性的思考。麦家的小说大多与密码有关，但却处处表现着对密码的憎恶。麦家认为，密码缘起于战争、密谋、暗算这些人类社会最黑暗残忍的所在，而密码本身更是人性之恶的体现——人性之恶导致了真实的消解和不存在，让所有可以直接感知的事物都成为可悲的假象。在密码的世界里，能指与所指永远是错位的，永远没有真实可言，那么现实世界又是怎样的呢？麦家将密码世界“信息—文本”之间的加密映射到了现实世界，由此将读者引向了对人和世界的深入思考。他笔下的“密码”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最复杂的密码并不是人造的，而是天造地设的命运，是关于人自身的密码。在他的小说中，命运始终是一个不可捉摸而又有着最强大控制力的主角。在《解密》的扉页上，麦家用博尔赫斯的话作为题记：“所谓偶然，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命运机器的无知罢了”。
二是以人物的“小历史”对接“大历史”。谍战英雄传奇努力呈现出惊心动魄的大历史之下鲜为人知的角落，以及其中被遮蔽的隐秘和凡俗。革命英雄传奇强调英雄之“大”，强调超然寻常生活之外、对国家民族前进方向的掌控感；而谍战英雄传奇则在此基础上强调英雄之“小”，强调他们与普通人一样的情感和面对命运的无力感，如龙一的作品还表现出凸显英雄日常化一面的意图。《借枪》的主人公熊阔海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小人物，《潜伏》将余则成与翠平的日常生活纳入叙事，其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甚至“混搭了家庭伦理剧的特点”。不过，谍战英雄传奇仍是建构性的。它所追求的，是“把凡俗的人生和雄浑的人生对接，把渺小的人物置身于理想的悲歌之中，从而去温暖、校正人心”，“在小说中建立起一种人格，并让我们重温一种阔别已久的英雄哲学”。
捐躯赴国难中的家国情怀、生死博弈中的人性较量、“刀尖上行走”中命运的必然与偶然……谍战这一题材本身就承载着诸多意义探讨的可能性。在为人物立“传”、书写情节之“奇”的同时，将阅读的快感引向对严肃命题的思考，对于谍战英雄传奇而言，既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这一小说类型继续发展的必经之路。除了自身思想纵深的拓展之外，一些其他领域作家的谍战小说创作，也为谍战英雄传奇带来了新鲜的血液。2022年，孙甘露出版《千里江山图》，他以颇为先锋的断面式写作，通过多达十几个散点式的非全知视角，结构“千里江山图”行动的真相，为谍战英雄传奇提供了一种精致的叙事、一份雄浑的气魄、一个“标志着无数离散、碎片的历史时刻”。网络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不少以谍战为题材的作品，《代号——9527》《谍海猎鹰》等作品，将“穿越”等网络文学的常见桥段嫁接进谍战英雄传奇的书写中，带来了更为年轻读者所喜爱的风格。
在谍战题材小说出现之初，批评界曾经对它的归属莫衷一是，有人称之为红色推理小说，有人称之为智力悬疑小说，有人视之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一种。这些命名其实有一个默认前提，那就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把当代文学视为某种外国文学资源的“中国化”的理论预设。而事实上，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有着隐秘却深刻的血缘关系，以谍战题材小说而言，将其放置在英雄传奇的发展脉络中就不难为其定位，也更好把握其文体特点。如前所述，谍战英雄传奇是古典英雄传奇发展到21世纪的一种创新形式，它既继承了古典英雄传奇在人物塑造、情节构造上的诸多特点，也吸收了西方悬疑小说、当代文学中的先锋写作的一些资源，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麦家的《解密》为代表，这类作品不仅在国内俘获大量读者，还成功走向海外，颇受外国读者的欢迎。如何汲取民族形式，讲好中国故事，谍战英雄传奇或许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
〔本文注释内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