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
一
《国宝》是一部三卷本的小说，总字数可达一百万字左右，此次在《收获》（长篇小说2023冬卷）上发表的是第二部《山鸣谷应》。它试图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以小人物的视角，讲述故宫文物南迁这段荡气回肠的大历史。
故宫文物南迁是一个历史事件，它已经发生过了，它的所有路径都无法更改了，已经变成了历史知识的一部分，被我们所了解。但对于当事人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正如我在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的先导片的字幕里所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我要写的，是这种未知感，命运的不确定感，以及纠结在这种不确定感当中的复杂人性。
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的序言中写：“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1]他写这话的时候，是1945年4月，他在重庆北碚动笔写他的宏篇巨制《四世同堂》的时候，那时还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人们对文学作品保持着质朴的兴趣。如今阅读早已碎片化，人们连听一首歌的耐心都没有了，不只一个年轻人对我说过，他们常常会对一首歌中的某个旋律感到熟悉，然而假如他们从头听这首歌，就会以为是一首陌生的歌曲，原因是他们从来不曾从头到尾听过这首歌。一位编剧早在十几年前就曾对我说过，现在不是写三部曲的时代了，现在是写微博的时代，只有短文字，人们才会去看。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写作一部百万字长篇，简直是匪夷所思。
但写作一部史诗性巨著一直是我的梦想，如今我已接近了这个梦想，所以无论它看上去有多么荒诞不经，我都要完成它。写小说我是新手（此前只写过《血朝廷》），不奢求它能像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那样伟大，但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
“只要能完成，它就是好的”，这话出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原话是：“……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2]路遥喜欢这句话，把它写进了《早晨从中午开始》。
完成本身就是艰难的，我要为完成而努力。路遥书写《平凡的世界》的艰辛，那种焚膏继晷似的付出，我们从《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手记》中可以读到。马识途先生说他早年曾想写长篇小说《风雨巴山》，计划分成三卷，第一卷叫《雷神传奇》，第二卷叫《秋香外传》，第三卷叫《巴山黎明》，但是由于他工作太忙（时任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第一卷《雷神传奇》基本完成（后来出版有单行本），第二卷《秋香外传》未能写完，第三卷《巴山黎明》只写了几个人物小传，后来敷衍成几个短篇小说发表了，三卷本的写作计划，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令期待这部大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十分光火，说他“生生地把一个好长篇糟蹋了” [3]，他自己也留下永久的遗憾。
二
《山鸣谷应》的写作自2022年5月10日开始，虽然其中经历过难以逾越的雄关险隘，在某些时刻难以推进，但总体上还是顺利的，没有像第一部那样经历过反反复复的折腾，有一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疫情封控，无法出门，甚至为拍摄一档节目而三根肋骨骨折，都没能阻碍我的写作，反而让我沉心静气地投入这部作品。
2023年2月22日，经历半年多的写作，第二部《山鸣谷应》的第一稿顺利完成。5月15日，《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邀请我去上海，参加《收获》杂志六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活动结束后，我与《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等在作家们下榻的虹桥宾馆二楼的唐宫吃饭，谈到了这部小说的写作。我说等《山鸣谷应》定了稿我还是给谢锦先看，谢锦说她很期待。
到8月中旬，我前往广州、江门、珠海参加南国书香节，出发前终于把《国宝》第二部《山鸣谷应》发给谢锦。当时谢锦忙于上海书展（几乎与南国书香节同时举行），没有时间看。25日，我已从广东回来，发微信问谢锦，稿子看了没有。谢锦发来这样的回信：
祝勇老师，第二部已经完整读了，我觉得还是写得很不错的，至少我没怎么停顿，一口气读完了，有几处很感动。我觉得这一部特别好的是，你没有试图把历史事件放到前台来，而是让它们成为一个大背景和大框架，然后让人物的命运和感受来说话，这是小说的正确路径，在几千箱文物和几千里路程中，小说找到了人物的温度，无数人物的温度才能构成历史的温度。
所以，这个小说一是从容写出了故宫文物南迁最艰苦的那个过程，故事本身好看的；二是写出了一代文化人对文物的孜孜守候，几个人物拿捏得都不错的；三是历史的景深还是比较开阔，大后方和沦陷区双线展开，展示了整个乱世中人的颠沛流离；四是我觉得您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把握我是深认同的，抗战没有鸡血可打，我以为中国抗战要展示的恰恰是巨大的失败。中国殚精竭虑，一寸山河一寸血所要达到的目的，根本不是什么胜利，而是死死把日本拖住在远东战场，所谓空间换时间，就意味着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就是死耗了，无论是淞沪会战还是花园口决堤，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和国土代价，而这样的耗，正是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贡献。败并不可耻，可耻的是用谎言去粉饰和打扮这鲜血淋漓的真实历史⋯⋯
确如谢锦所说，经过第一部的写作，我已经找到了这部小说的语感和状态，书中的人物也有了生命感，似乎成了真实的人，每天与我朝夕相处。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他们的朋友，深知他们的悲欢喜乐，和他们一起哭笑。托尔斯泰说，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我的写作无意、或者有意地合乎了这样的原则，这使我作品的力量一直在往上走，从而避免了虎头蛇尾。我想起路遥先生在回忆《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时说过，“自我感觉（第二部）比第一部要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时候，才感到踏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4]我的创作不能与路遥先生相提并论，但我的感受与路遥先生完全一致，我感觉第二部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像一条河那样“流”出来的。这条河是那样地吸引我，让我忘情地畅游其间。
《国宝》第二部《山鸣谷应》之所以写得更顺，正是因为我的侧重点由故事转向了人，就像谢锦所说的，“小说找到了人物的温度，无数人物的温度才能构成历史的温度”。小说的主题尽管是文物南迁，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写人，小说最能牵动读者的并非情节本身，而是人物的生活与情感。把人写活了，小说才满盘皆活，“故事”也就自然地浮现出来了。无数作品的成功都证明了这一点，柳青先生曾断言，“中国的第一部小说应该是《金瓶梅》开始。不是说它写得有多好，但它是写人的。”“《三国演义》不能算小说，那只能说是演义。”[5]
其实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的历史散文，诸如《故宫的隐秘角落》，都是在写大历史中的复杂人性。当年我写长篇历史小说《血朝廷》，自以为把历史人物——诸如慈禧、荣禄、李连英也写得活灵活现。在我看来，历史人物首先是人，只不过是处于历史时空中的人，我要让自己的笔触穿透时空的屏障，去触及到人物的灵魂。但不知为何，《国宝》初落笔，写第一部《草木震动》，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那个时代的风云浩荡，试图写得跌宕起伏一些，追求情节化，而忽略了对于人的表现，终归还是写得急了一些。等到写第二部《山鸣谷应》时，我的内心才真正笃定下来，可以纵容不迫地书写日常，循着人物的情感写，作品才变得“真实”起来，血肉饱满起来。
三
谢锦的微信令我激动，我回复她：“好的，谢谢您，这鼓励已足够重要了！”29日，谢锦给我发微信：“前稿我已发永新老师，他应该在读，这几天会有回音。”
第二天下午，我从成都飞沈阳，在双流机场候机时接到谢锦电话，说程永新读完《国宝》第二部《山鸣谷应》，已通过，准备刊发于今年《收获》（长篇小说冬号）上，这样就不用删了。我听后大喜，没想到程永新这么快就看完了小说。说起来，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收获》上发表作品，没想到就是一部近30万字的大部头。
在《国宝》里，我书写了九一八事变、长城抗战、卢沟桥事变、淞沪抗战、南京大屠杀、花园口决堤、豫湘桂战役、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处决日本战犯等诸多重大事件——当然都是作为背景，隐隐地存在着，决定着我书中人物的去向，但更多书写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只不过在那些特殊的年月里，所谓的日常生活也变得颠簸不定、险象环生、充满戏剧性。但无论怎样，那些被历史事件所裹挟的时光，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日常。那些岁月像流水，滋养着他们的精神，雕刻着他们的风骨，承载着他们的情感，使他们纵然在狂风暴雨中，也能表现得平静而坚定。
静水流深，我希望我能像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平静、坚定。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我期待着《国宝》完成的那一天。
[1] 老舍：《四世同堂（足本）》，第一部《惶惑》，第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2] 转引自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1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3] 马识途：《永远的遗憾》，见《马识途全集（精编版）·中短篇小说》，第4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4]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第86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5] 刘可风：《柳青传》，第4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