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非洲最杰出的作家和女性主义者之一、加纳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士、加纳女性独立和自由的推动者阿玛·阿塔·艾朵（Ama Ata Aidoo，1945—2023）于2023年5月31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去世，加纳为其举行国葬，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Nana Akufo-Addo）称赞其为“杰出的作家，女性事业、非洲人事业及全世界进步人士事业的倡导者。”

成为阿玛·阿塔·艾朵

艾朵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发表作品的加纳女作家。她出生在加纳中部地区一个名叫阿比兹·基亚科尔（Abeadzi Kyiakor）的小村庄，父亲是当地酋长，在村里创办了第一所学校。艾朵的父亲十分认同首任加纳独立之父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非洲杰出教育家奎吉尔·阿格雷博士（Dr. Kwegyir Aggrey）的理念，相信“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应该给予女性以教育……如果你教育一个男性，你教育了一个个体。如果你教育一个女性，你教育了整个国家”。因此，父亲坚持让艾朵接受教育。开明的父母、优渥的家庭条件和良好的家庭氛围让艾朵拥有了对其他非洲女孩来说不可触及的机会。童年时代，艾朵就开始疯狂地阅读家中柜子里的所有书籍，而晚上母亲则会给她讲故事。童年的这些经历为她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奠定了基础。

艾朵在海岸角就读卫斯理女子高中（Wesley Girls＇ High School），在这里，她的写作天赋被英语老师芭芭拉·鲍曼所发现并鼓励。15岁时，艾朵便立志成为一名作家；16岁时，她第一次发表故事即获得大奖。在海岸角卫斯理女子学校完成高中学业后，艾朵进入加纳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大学期间，艾朵在大学的戏剧学院和作家工作室工作，并开始了剧本和小说创作。1964年，艾朵从加纳大学毕业，参加了斯坦福大学的写作课程。两年后，艾朵加入加纳大学非洲研究所。之后，她又在多所大学担任讲师、研究员和教授，并在不同的学校从事教学活动。1968到1969年，她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戏剧学院及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英语系任教；1972到1979年，她的社会身份包括：加纳广博集团主任、加纳艺术委员会主任、加纳卫生委员会主任。1982年，她出任加纳教育部部长。然而，由于无法实现让所有加纳人都能免费接受教育的愿景，她辞去了这一职务。一年后，因为要不受打扰的写作，她搬到了津巴布韦，在“津巴布韦女性作家”联合会、教育部等部门工作。1988年，艾朵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于1989年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大学担任驻校作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艾朵在纽约克林顿汉密尔顿学院教授各种英语课程。1991年，她与非裔美国诗人杰恩·科尔特斯（Jayne Cortez）成立了非洲女作家组织（OWWA），并担任共同主席。2004年至2011年，艾朵在布朗大学非洲研究系担任客座教授。从2011年开始，艾朵担任加纳作家协会图书节主席。

艾朵的创作生涯跨越60多年，创作了大量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剧本。16岁时，艾朵发表第一个故事《我们的孩子出生了》（Our Child was Born），于1958年获得圣诞节故事大赛；第二个故事《这里没有甜蜜》（No Sweetness Here），让她获得四年后也就是1962在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举办的非洲作家工作坊的邀请。在这里，她遇到了好几个著名男性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沃勒·索因卡（Wole Soyinka）、克里斯托弗·奥基格博（Christopher Okigbo）等等。回到加纳后，艾朵写下戏剧《幽灵的困境》（The Dilemma of a Ghost），该剧于1964年在加纳大学上演，1965年出版剧作。这部戏剧让艾朵跻身非洲著名作家的行列，而在这个行列里，大部分都是男性。此后，艾朵又陆续发表戏剧《阿诺瓦》（Anowa，1970）；长篇小说《我们的姐妹基尔乔伊》（Our sister Killjoy, or Reflections from a Black-eyed Squint，1977）、《变化：一部爱情小说》（Changes: A Love Story，1991）；短篇小说集《这里没有甜蜜及其他》（No Sweetness Here and Other Stories，1970）、《那个能干的女孩》《The Girl Who Can，1997》、《外交英镑及其他故事：短篇小说集》（Diplomatic Pounds & Other Stories, a compilation of short stories，2012）；诗集《时不时一起说话的人》（Someone Talking to Sometime，1985）、《鸟》（Birds，1987）、《一月的愤怒信件》（Angry Letters in January，1992）；儿童文学作品《老鹰和小鸡及其他故事》（The Eagle and the Chickens and Other Stories，1986）等等。此外，她还创作了大量关于非洲文学及女性在非洲社会地位的评论文章。例如，为罗宾·摩根（Robin Morgan）编辑的《姐妹情谊是全球性的：国际女性运动选集》（Sisterhood Is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thology，1984）撰写作品《做一个女人》（To be a woman）；另外，她撰写的故事《两个姐妹》（Two Sisters）收录在玛格丽特·巴斯比（Margaret Busby）编辑的《非洲的女儿》（Daughters of Africa，1992）中。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历了太多”

艾朵作为一名作家、教师、文化工作者，她对非洲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坚定地相信故事和诗歌能够激励和促进社会变革，她的小说创作都与加纳的社会息息相关，对于自己作为作家的角色和目标，艾朵的定位是：“回看我的身世，我来自祖辈都是斗士的家族……我一直心系民众的命运……有一类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与政治活动紧密相关，我便是这类作家中的一员。”对于自己加纳人和非洲人的身份，在一次采访中，艾朵这样解释：“民族主义对我们（非洲人）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词汇，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历了太多，且仍然在继续经历着。在过去的五百年里，非洲民众遭遇了各种——生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冲击。在我看来，除非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否则无论我们还剩下什么，都无法挽回。当我说非洲民族主义时，我也在用这个词来涵盖全球非洲世界……也许我更应该用泛非主义这个词。”

被称为“黄金海岸”的加纳是第一个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的非洲国家，于1957年获得独立，此后就一直进行着痛苦的转型。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这些历史衍生物在加纳的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艾朵小说的主题涉及个体和政治的背叛，现代和传统的碰撞，性别问题以及殖民主义的影响，她深入挖掘殖民历史和后殖民社会的现实，以及加纳民族的古老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同时，艾朵也因其作品中对非洲女性经历的描绘和颂扬而获得认可。此外，艾朵的创作继承了非洲口头文学的传统，她相信“非洲能够提供给世界”就是“口头性的活力”。她将口头文学的特点——与听者互动交流、听众的参与、公共的声音、戏剧性的对话、重复——变成书写的文字，文本形式多呈现为一个人在讲故事或者是两个人在聊天，语言多平白朴实。

丰茂的现实、爱与关怀

她的第一部剧作《幽灵的困境》，讲述的是一位非裔美国女性尤拉里·拉什的困境。时髦、淳朴的尤拉里·拉什在被剥夺了美国家庭的继承权、嫁给加纳留学生阿托·亚森后，随他从美国回到加纳，试图在加纳这个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民族和文化中找到一个新家。这对新婚夫妇——在美国接受教育的阿托和他在美国长大的妻子——必须适应加纳的社会和文化。对尤拉里·拉什来说，非洲是她的“根”，回到加纳即回归自己的“根”，这种文学领域的寻根意识在1964年还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在这部剧作中，艾朵的焦点是流散非洲人，她大胆地展现了从海外归来后的加纳人在融入祖国的社会、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困境，揭示了非洲移民群体的复杂性，且剖析了非洲本土和非裔美国人的关系。

第二部剧作《阿诺瓦》源于艾朵小时候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这本是加纳的一个古老传说，艾朵的改写为这个传说注入了新生命。该剧讲述了一个名字叫阿诺瓦的意志坚强的女子，不愿屈从父母的意愿，嫁给他们安排好的未来丈夫，相反，她选择了自由恋爱的一位年轻男士作为自己的丈夫。尽管婚后他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她的丈夫甚至有钱雇用奴隶为他们工作，可是令阿诺瓦备受打击的是，他们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她的丈夫也一直没有再娶。最后，两人爆发了一场冲突，阿诺瓦召集了一群奴隶并当着他们的面揭开了自己不孕的真相，原来是她的丈夫没有生育能力。被侮辱的丈夫开枪自杀，阿诺瓦不久后也自溺死去。

《这里没有甜蜜及其他》这部短篇小说集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加纳从殖民地到后殖民国家的心理转变过程，及其踏上摆脱殖民历史之旅的历程。小说的社会背景是殖民化下的城镇化进程，在此背景下，古老的非洲传统与截然相反的城市和西方新势力发生冲突，年轻的加纳试图在这种背景下塑造自己的新身份；乡村的村民对城市的向往和恐惧、传统价值的丧失、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等等，在这部小说集中均有体现。在这些小说中，艾朵并没有陷入常见的二元对立：传统/现代，乡村/城市，而是将这些矛盾元素重叠并置，地理空间也经常从乡村的农田转到城市的高楼大厦。小说集中没有白人，殖民主义仅仅作为被内化的心理状态和经济负担而呈现出来。对受过教育、学过英语和西方文化的阶级来说，白人永远是一种心理负担。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实，也是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的真实境况。正如另一个后殖民女作家、津巴布韦的特西提·丹格瑞姆加（Tsitsi Dangarembge）在她的小说《紧张的境况》（Nervous Conditions）中所描述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在非洲的后殖民地国家，受过教育的阶级同时既是特权阶级又是弱势阶级，在小说中往往以软弱的、暴力的、或者是腐败的“大人物”呈现（艾朵常用这一类人来反映社会道德的败坏），他们在利用年轻女性、贪污国家钱财等方面有极大的特权和优势，同时，他们又是弱势的，因为他们经常处在传统道德规范和挑战传统的现代价值的矛盾中。艾朵常用这一类人来反映社会道德的败坏。这种困境，对受过教育的女性而言，更是双重的，因为她们会因为挑战父权的社会制度而被群体更快地排斥和放逐。

《这里没有甜蜜》剖析了在一个由传统价值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型的社会中，各个年龄段的男性女性面临的各种困境，尤其是女性们面临的多种表现形式——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性别歧视，以及由这些歧视导致的选择困境或人生悲剧，女性更是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出现。在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小说中，西方作为种族歧视、经济剥削和文化心理殖民的存在给整部小说集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在这首尾两篇小说中，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回到家乡或者是非洲年轻人去往西方国家学习生活。通过他们的经历和困惑，读者们可以更为尖锐地感受到这种困境。女性作为母亲、妻子的困境得到了充分的剖析，那些所谓的“大人物”的困境也得以呈现。例如，在《事物为谁保持不变》中，在赶走白人、黑人重新掌权后，他们仍然被认为是低人一等。小说中两个男性用的语言也体现出了这种区别。《在喝饮料的间隙》就代表了口头的故事框架，故事的叙述结构补充了男性叙事者的乡村传统。《在喝饮料的间隙》这一标题就确立了一种口头文学中常见的公共的仪式。“喝饮料”既是叙述者的回报也是动力。“他”时不时地停下他的叙述来喝水，这一行为有多重目的。从艺术上来说，这加强了叙事的戏剧力和悬念，因为喝水的需要经常出现在故事的关键之处。因此喝水的仪式也强调了叙述者的口头艺术。叙述者“我”是一个乡村小男孩，在一趟城市之旅后，向乡村的老人们讲述他在城市的见闻。村里的老人们的价值观和西化的城市生活方式有诸多相悖之处。在讲述的过程中，小男孩渐渐放松下来，他的道德立场也渐渐地从传统转向一个模糊的现代意识。《某处来的礼物》《去葬礼的路上聊的事情》《这里没有甜蜜》等小说既哀悼了性别关系的不平等，也礼赞了这些乡村女性在面对逆境的坚韧品质。

《我们的姐妹基尔乔伊》是艾朵出版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小说一开篇，主人公非洲少女茜茜就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程，希望通过西方教育改善自己的心智。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殖民化的现实、欧洲对其资助的非洲年轻人的影响，以及欧洲白人和非洲黑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被灌输有关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错误认知。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场噩梦”，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茜茜在德国的经历。在这里，茜茜遇到了同样来自加纳的男孩萨米，一个自愿歌颂欧洲和欧洲生活的非洲人，茜茜不知道他的真名，她觉得萨米已经忘掉了自己的非洲身份，忘记了自己的祖国。第二部分“李子”讲述了茜茜和一个名叫玛丽佳·萨默的德国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玛丽佳·萨默爱上了茜茜，她每天都会从自家院子里的树上摘下李子喂给茜茜吃。但玛丽佳对非洲和种族问题的了解却少得可怜；茜茜很快就意识到，玛丽佳把她当成了具有异国情调的怪人，而不是一个有感情、有目标的真实的人，因此，当玛丽佳向茜茜表白时，茜茜拒绝了她。第三部分即为小说标题来源的“我们的姐妹基尔乔伊”，茜茜从德国慕尼黑来到英国伦敦，目睹了很多流落街头或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非裔人，大为震撼。最后一部分是茜茜写给决定继续留在欧洲的前情人的一封信。在信中她写道，在东方和非洲国家，那些最聪明、最有能力的人都外流到西方接受教育，然后留在西方国家，再也不回自己的祖国。爱上这样的一个男人，让茜茜对自己作为一名非洲女性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思索之下，她决定不寄出这封信，而是回到自己的祖国，讲述自己在欧洲的真实故事。

这部小说对非洲“人才外流”现象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借用小说主人公之名，艾朵谴责了那些抛弃祖国、遗忘非洲的非洲精英们，他们去西方国家接受了教育之后，不愿意返回非洲，也不想着如何将自己所学为祖国做贡献、为非洲的复兴而努力，反而拥抱起殖民者的虚假身份、语言、文化和礼仪。有评论家将这部小说解读为反向种族主义的实例，布伦达·库珀（Brenda Cooper）就认为，在这部小说中，艾朵巧妙地颠倒了与欧洲和非洲相关的刻板印象，将欧洲视为真正的黑暗中心，而将非洲视为光明的希望大陆。小说对西方与非洲的关系、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联盟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变化》讲述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洲职业女性艾西的爱情和婚姻选择。艾西是一位非常现代的非洲女性，在政府的城市统计部工作，担任数据分析师。虽然她在学业上一直很优秀，但爱情经历却相当贫瘠，她与丈夫奥科结婚是出于感激以及一种解脱，而不是出于爱情，因此，他们的婚姻没有温情和爱可言。婚后，艾西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她把事业看得比婚姻和孩子更重要，而这在丈夫奥科看来是绝不能忍受的。艾西最终辞职，也放弃了曾经的梦想。然而，在被奥科强奸后，艾西觉醒了，她与奥科离婚，并爱上了一个名叫阿里的男人，这个已婚男人许诺给她一种不受婚姻义务束缚的美好生活的诱惑，在这种生活中，艾西可以自由地探索她独立生活的其他部分。就这样，艾西嫁给了阿里，开始了一夫多妻的生活。

一个既想拥有事业，又想拥有爱情和婚姻的女人该怎么办？虽然这并不是大多数加纳或非洲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但它仍是我们这个时代女性面临的问题之一。在现代非洲，成为一名西方化女性又意味着什么？《变化》探讨了两种相互冲突的婚姻观念：一种是传统的性别观念，即女性必须牺牲以前的生活和以前的自己，以实现社会赋予的贤妻和良母的价值；另一种是非传统的个人主义观念，即女性在婚姻中可保持完整的身份和自由。小说的标题《变化》也是在说明：一个女人的感情和生活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同一个女人在不同的年龄和阶段所经历的爱情也是截然不同的。

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

艾朵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她的剧作、故事和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女性。她认为男性也应该是女性主义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她就表达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在当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呼应，例如，尼日利亚女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2012年的TED演讲《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艾朵意识到女性及其教育对塑造加纳乃至整个非洲未来的重要性，她曾说：“我觉得我们大陆的变革取决于女性问题，那也许就是发展的催化剂。”她毕生的使命就是教育年轻非洲女性，为她们提供自立和自强的工具。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艾朵于2000年成立了Mbaasem基金会，这是一个致力于支持非洲女作家创作和出版的非政府组织，使命是为女作家创造一个安全、可持续的环境，让她们能够写作、出版并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

艾朵的写作直面非洲民族的命运和非洲女性的困境，她的作品对非洲大陆上的作家乃至非洲流散作家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艾朵的社会工作则支持、帮助和鼓励了大量的非洲人，尤其是非洲年轻女作家。面对世界和社会的不公和挑战，她坚信：“我们必须坚持，因为只有依靠执行力、依靠履行我们的承诺并完全地活出自我，不仅是在个人层面上，当然也是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我们才能存活下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