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能否通于“正”
里尔克一直是被诗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很长时间，我一直没有弄懂其间的思想之迹。后来偶读冯至谈里尔克的文章，稍有体味，而深者却依然模糊。直到最近看到解志熙近出的素体诗集《浮世草》，里面附录了他与诗人西渡讨论诗学的文字，谈话中涉及里尔克与冯至的地方很多，一些疑团豁然解开。在解志熙看来，最好的诗人是有一种关怀感的，“诗归根到底乃是我们人类作为‘关怀的存在’所以不能不有所关心或关怀的产物”。解志熙说自己的这种“关怀的诗学”受到冯至的影响，因为这位诗人“既有对孤独个体之存在困局的深入揭示，又显示出相互关情、相互分担的庄重关怀”。解志熙发现，冯至的好，可能受到了里尔克和雅斯贝尔斯的启发，因为这两人身上没有尼采与海德格尔式的偏执。
我喜欢的诗人有些是偏执的，所以对于解志熙的看法略有一点不同，那些迅猛的诗人所以诱人，大约也是有所关怀的，只是燃烧得过于猛烈了。尼采在《苏鲁支语录》里的话，也是大有情怀的，只是走得过远，我们难以跟上。波德莱尔的诗歌，有幽暗之感，词语会把人拽向神异之地。这些都让读者恍然意识到存在的尴尬，也未必不好。不过，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诗歌，确也有过于空幻之处，不能有温润的宽度，解志熙的警惕，也不无道理。
解志熙是研究过冯至的，对于诗人的审美深处的光泽自有会心领悟之处。他觉得冯至《十四行集》是好的作品，没有一般诗人滥情的东西。在解志熙眼里，冯至是正常的诗人，喜欢“思量”而非激烈之想。正常，就要舍弃些什么，《十四行集》在起伏的情感体验里，也因了自我的克制丢掉了什么。我的印象里，他是善于从不同思想者和诗人的智慧借取力量的人，歌德、里尔克、杜甫、鲁迅都是他心仪的人。其中歌德对于他的影响不可小视。歌德有激情万种的时候，但也有沉静、冷思的状态，冯至称他“一生不是直线的，而是轮转的”，有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在孤独、苦楚之外，还有着望道的充实。所以诗人在片面的深刻之余，当注意精神的平衡。这大概也影响了冯至的诗，注意对于自我感情的理性化的表达，除了心灵感应的涂抹，还不乏学识的渗透。这就远离了波德莱尔式的主我，和反雅化的审美，辞章不是阴郁的，而是中正地立在那里。他摄取了鲁迅的忧愤，杜甫的情怀，而包容性方面则来自歌德和里尔克。他在《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引用了《布里格随笔》的片段，表示诗人的使命不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而不能拔身，而是关注世间广大的人们，无边的海洋和异乡的路途，不同人等都该是凝视的对象。这很像托尔斯泰的忧患和雨果的慈悲，冯至感到，能够脱离小我的世界而融入更为广阔的空间，其实是极为重要的。
冯至许多作品都有质感，我自己印象深的是小说《伍子胥》。这是一篇与众不同的作品，既无什么情节，也没有更多的人物，叙述的逻辑也是简单的。不过作者却以诗一般的画面，流出生命体验中的那些悲怆、慷慨之意。置身于战争年代，对于远古的血腥之气，复仇之士的理解，突然立体化了。小说没有写伍子胥复仇的场景，而是其离开楚国，在外流浪的所遇所感。对于家国、人性、信仰与承担的体味，纠缠着许多光影。在这里，儒生的内敛之态消失了，而是多了天地之间初始的元气，生命未曾被帝王意识污染的灵动感，植根于大地的生命意识的纯美之态，向四处蔓延着。伍子胥一路走来，遇到了许多陌生之人，那里也不乏山林间的素朴者、高贵者。楚狂、渔夫、浣衣女，都让主人翁心灵一动，在他们身上读出人间的本色。于战乱频仍的年月，保持一种纯净的心，多么难得。复仇者也从其间，忽地明白自己的精神要填补的东西是什么，要走的路该在什么地方。
《伍子胥》要表达的，已经超出了复仇性的话题，说它带着诗人的哲思也并非不对。现代德国哲学的追问感和悖谬感，不经意间造成阅读的张力。不是布道，而是体悟，靠着对于存在的感知，去呈现心灵深处的波动。冯至说，这作品受到了里尔克《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影响，“在我那时是一个意外的、奇异的得获。彩色的绚烂，音调的和谐，从头至尾被一种忧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野里的铁马风声”。他坦言，真正写此作品时，“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这样，二千年前的一段逃亡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德赛’了”。
从里尔克到冯至，看出审美的一条线索的波动。诗人们对此可能更为敏感。西渡在与解志熙的对话里，是从创作论层面而非知识论层面考虑问题，比如他把诗人分为植物性的深植者和动物性的漫游者两大类，前者与里尔克不同，是深扎在大地的，在微笑之处体验深广的世界的神奇之影，陶渊明与狄金森、冯至属于此类。这种划分，也是颇为启示人们对于艺术存在多样性的理解。西渡与解志熙不同的地方是，对于现代主义诗歌欣赏的地方很多，比如他不赞成里尔克的某些生活方式。反而认为艾略特、卡夫卡、史蒂文斯更让人亲近。这里看得出人们对于诗歌写作的态度和走向的不同印象。看两人的对话，也使我想起冯至作品的意象，在我看来，他本拥有很好的天资，植物性的本色，未能持续下来。这原因可能在多种思想遗产与多种生活形态之间，一直寻找一种表达的平衡所致。比如《伍子胥》就拥有一种幽深而神秘的气息，我们领略了作者的善意和悲楚之后，意外之思迟迟没有等来，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不过，解志熙似乎很欣赏这种状态，以为冯至的写作呈现了一种健康之色，是“关怀的诗学”的始祖。解志熙对西渡这样说：
的确，孔孟等先贤都非常关怀个人之仁勇和人间之仁道。我之所以称里尔克的关怀诗学是蔼然仁者之言，即有鉴于他暗合了仁美交融的中国古典人文主义诗学传统也。
我个人觉得，解志熙是从文德的高度思考诗学问题，而非是西渡那样以个人的角度看待创作。前者求精，避免片面，而诗人不免走在奇险之径。问题在于是否拥有生命的体验所展示的精神之光，回想一下，思想解放也有赖于非循规蹈矩之士，波德莱尔与兰波也不是没有开启的意义。于是偏执能否趋于雅正就成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追问有许多难度，不好立下结论。但这种追问对于我来说，深化了对于里尔克的认识，也意识到冯至何以没有走上鲁迅那样的路。作为一个学人，冯至提供的参照甚多，健康朗照的一面似乎也传染给了解志熙，解氏的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儒雅、高古之气，便是证明。“关怀的诗学”考虑的是兼顾多元思想，偏执的写作有时一意孤行。如何面对这些不同遗产呢？解志熙与西渡反复讨论，彼此修正，最后的结论是二者不能互为代替，可谓是客观之论。联想起钱锺书对比李贺与波德莱尔时说的话，“独立与偶合遂同时并作，相反相成”，也是对于“偏”能否通于“正”的体味。这个话题尚需不断地打开，说它是文学史纠结性的题目，也未尝不对。而像解志熙与西渡“和而不同”的对话，在今天就显得殊为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