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永远的张竞生
人与人之间有缘分，作家与创作对象也有缘分。屈指算来，与张竞生“结缘”，至今已有40年。
人生能有几个40年？当年在家乡读师范，始知张竞生。后来在广州读大学，始读张竞生。及至在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委组织部工作，先后与张竞生的次子张超先生、三子张彪先生交往，工作之余，收集资料、考证行迹、阅读研究、撰写文稿、出版研讨、改编影视、编选全集……无日无之，不离不弃，不计成本，与一个历史人物反复“纠缠”四十年。
古云：“多易，似能而无效。”我生性愚钝，但我深知张竞生是一座学术富矿、一个文学渊薮。在持续不断的钻探与汲取中，我惊叹于张竞生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学问家，在“继志述事”的传统框架下仍然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
在文学画廊里，张竞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这一个”；在学术领域中，张竞生是富于想象敢于创新创造的“先行者”；在社会变革中，张竞生是独立潮头躬身服务大众的“实践家”。
时间是最好的审判官。100多年前的1921年秋季，北大校长蔡元培因足疾住院，由刚受聘为本校教授的张竞生代替他讲授美学。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不同，张竞生直截了当地提出实行“美治主义”，美的就是生活，它包括美的衣食住、美的体育、美的职业、美的科学、美的艺术、美的性育、美的娱乐、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等九大系统，尽管时人讥其美学体系是美的乌托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其理论的实践性和前瞻性，却超越时空，直抵当下。
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了饮食卫生，分餐制或使用公筷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为。然而，在近百年前，张竞生就是这么提倡并实行的。曾与张竞生共事的翻译家兼作家彭兆良在其撰写的长文《张竞生的传奇生活》（载于上海《小日报》1947年10月25日至1948年2月20日）中写道：“但因为食客既多而杂，也许客人中是有不洁之病的，足以贻害无穷。博士因创共食分羹制。其法各人多加一碗，筷两双，匙一把。食时，各人可用不入口之筷，夹取食菜于空碗中，然后再换筷送口。至于羹汤，亦先注碗然后送口——这样就可避免细菌了。”在《食经》和《新食经》中，张竞生站在科学的前沿，提出了“食什么”和“怎么食”的科学饮食的主张，强调食物的革命能引发医药卫生的革命，肯定了素食是比肉食更科学、更卫生、更经济、更人性的一种饮食方式。他赞美素食：“谷粒类其美如珠玉，青菜类有花者、有叶者、有心者、有芽者、有苞者，人们看之无异茹香餐霞，不但其味清沁肺腑，抑且其色令人魂醉神摇。至于新鲜成熟的水果，种种色色极尽美观；苹果之粉红，如少女之颊，梨之青，李之紫，桃之娇羞，杏之轻盈，荔枝、龙眼之饱满，葡萄有像乳者，有似玛瑙珠者。凡这些物，若论其味无异于琼浆玉液。”这些文字，所呈现的，不但是美食，而且是美文；其所发挥的功能，不但作用于人的物质世界，更滋润着人的精神世界。张竞生不仅是饮食革命的先觉者，也是科学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在后疫情时代，张竞生的这些理论资源和行为方式，将给世人以宝贵的启示。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张竞生还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更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针对农村社会的人口问题、养老问题、征工问题、自然环境问题、地域、水利、交通及教育问题，他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当时农民生活非常困苦，他提出发放民库证券的构想，作为长期借款，资助赤贫农民维持生计，发展生产。70年后，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了小额贷款、个体创业模式，使一亿穷人脱贫，这个构想与张竞生当年的构想如出一辙，穆罕默德·尤努斯因此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竞生率先在粤东饶平开公路、育苗圃、办农校，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宴阳初在河北定县积极推动乡村建设运动，声势浩大。这些创造性的试验，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业已解决的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连同正在广袤的中华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的乡村振兴战略，有着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
这是张竞生的价值，也是其题材创作的意义。我花40年的时间，以40万字的篇幅，钩沉与还原，呈现与重构，力图勾勒出一个鲜活而立体的张竞生。并经由张竞生的文学形象，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添砖加瓦、推波助澜、摇旗呐喊。
这是一项充满诱惑的事业，也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事实上，为张竞生画像，尽管险象环生，却仍大有人在。同样特立独行的台湾作家李敖在年轻时曾多次发愿要为张竞生作传或成为张竞生那样的人。查李敖早年日记，1958年9月11日：“夜周弘送来张竞生《十年情场》，立读竟之。”1960年7月19日：“想写一篇张竞生传。”1960年12月12日：“决定写一部《中国性史》，并决定以此为书名，谅此书必轰动寰宇，坐牢遗臭，皆于是矣。此书当以统计学、社会学、性心理学、法律学等方法写之，过去拟写之‘中国婚姻史’只是另一条路，而此书之作，当更胜前书，以趣味为主，深入研究当一似吾之毕业论文，今早忽想到着手写此书，可喜之大收割也。”1960年12月13日：“今晚与珂大谈写《中国性史》计划，为之眉飞色舞，我意我定不会长寿，期以一年，速成此秩，期于惊世骇俗而至于不朽。我想暂不写杂七杂八的文字而‘集火’先成此书，退伍后即思绝游闭户开笔著此书。众人呼呼入睡，我灯下写此段日记，这是我一生中极重要的一段想法与计划，而我从今晚起，决定努力以赴了！”1960年12月28日：“众人甚赞我日记之佳与收集之博，老马力赞我写大书——《中国性史》。”1961年2月19日：“决定写《中国性史》，先零售于报章，想可获登载。”1961年3月29日：“我亦思著《中国性史》，还待何时乎？”1961年6月3日：“与施珂谈天后想到：该做第二张竞生。”
对于张竞生，李敖是读其书，想当其人，再作其传，可谓于张竞生及其学问，心有戚戚焉。但李敖终于没有写出张竞生传，50年后，这个宏大的心愿由我来完成。
本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初版和再版，因缘际会，在本书出版15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总编辑李红强、社科编辑室主任付如初慧眼识珠，慨然接纳并安排拙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的荣幸，也是本书的荣幸。
根据付如初老师的意见，此次新版，对部分章节进行了修订，俾使对一些敏感的历史人物的评价把握更精准、对一些敏感话题的描述更精炼、对文学手段的使用更克制，努力使新版拙著“成为一个更为结实的非虚构的传记作品”（李敬泽语）。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