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事实与真实
我非常不想说自己的小说。那有什么可说的。小说被称为光明正大的隐私，既然光明正大，也就谈不上隐私，如果隐私被光明正大，就会成为一个事件。而事实上，小说早就不会成为事件，即便是杰出的小说。无论从哪种角度，作为写作者，都不必谈论自己的小说，该有的样子，小说里都有了。
不如说些别的。
比如说一下事实与真实。
清代有个吴乔，写了本书叫《围炉诗话》，说文与诗的区别，文是将米做成饭，诗是将米酿成酒。只要是饭，不管干饭稀饭，都没改变米的形状，而酒却彻底改变了，因此，文（包括小说）是不变形的，是写实的。这个说法有启发性，却也简陋。好小说如果写实，也是真实的“实”，不是事实的“实”。
真实和事实是两个相互关联却又相去甚远的概念。《聊斋志异》里的诸多篇章，卡夫卡的《变形记》等等，都是最好的例证。小说是否被待见，完全取决于民众对真实的渴望是否强烈。如果不强烈，如果只想知道事实，就宁愿去读非虚构，他们觉得，非虚构可以告诉他们事实。
然而，非虚构作品想形成事件，也很不容易。
人们需要眼见为实。
所以要图像。
而图像可能造假。
所以又要视频。
我单位旁边，是成都太古里，几个月前，太古里有个“牵手门”，先有图片，已经很热，后又出了视频，就更加火爆。围观者蜂涌而上，纷纷留言，抒发感想，交换意见，然后去扒拉，男人是谁，女人是谁，他们分别是哪年出生，各自又干着什么工作……在极短的时间里，形成了全国性事件。
由此看出，“事实”之所以好，是人人都可参与，即使在参与的过程中，把事实变成了非事实，也无所谓，因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事实。这意思是，事实是可以越说越远的，甚至是可以歪曲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创造”事实。
真实却不会这样宽容。
真实很冷，很坚硬。
想在真实面前撒野，比较难。
既然难，就不去碰它好了，让它在一旁冷落去好了。
按照福斯特的理论：国王死了，没多久王后也死了，这两个事实叠加，只能叫故事；国王死了，王后日夜悲痛，没多久也死了，就形成情节。到底是故事还是情节更受欢迎？毫无疑问，是前者，因为两个事实之间，有着广阔的灰色地带，我们可以在那灰色地带唱歌跳舞，屙尿吐痰。
不幸的是，小说正是需要情节。
小说的想象，不是碎片，也不是碎片的叠加，而是环环相扣的整体。哪怕是一个很短很短的短篇小说，我们也能看见整体。
在一个阴冷的日子里，俄国一个贵妇人卧轨自杀了……这是事实，如果当年也有网络，在俄国人民当中也会形成事件，围观者也会蜂涌而上，看她长得怎样，穿得怎样，戴什么手表，提什么包包，车轮是轧的腿，还是轧的头或腰……然后又去扒拉，她是谁家老婆，她丈夫是干啥的，她的自杀，是被逼的，还是真心想死，以及她为什么想死。如此等等。对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并在说的过程中，相互赞许、攻击、谩骂。
只有托尔斯泰，安安静静地写了个《安娜·卡列尼娜》，把事实变成真实。
这个真实浩如烟海，又巍然屹立。
托尔斯泰的办法，是找出其中的层层因果。
哪怕微妙难测的人性，也为它找出因果。
有些作家声称，自己藐视因果。
而藐视的原因，很可能是无力找出更深的因果。
真实正是从因果中诞生。
另一点，我们注意到，事实也好，事件也好，都只短暂停留，很快就会过去，过去之后，基本不落一丝痕迹。自从有铁轨以来，卧轨自杀者何止千万，如果没有托尔斯泰，我们就不知道其中有个名叫安娜的女人。就说“牵手门”，才相隔多久？而今已无人提起。人们早就忙着说别的事实去了。
事实是不能累积的，不能累积就不能形成文化。
真实才能形成文化。它哺育当代，并注入基因，传诸后世。
我们的问题是，天天都在“看”，连走路都抱着手机，看各种视频、各种新闻和公号，却没有文化。我知道这样说要得罪人，但我是认真的，认真说的话，就不怕得罪人，得罪了也无所谓。更何况，我自己或许也是其中一员。
事实不能形成文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它不跟自我发生联系，我们疯狂地搜罗各种事实——别人的事实，看个热闹，图个乐子，打发无聊而冗长的生命。真实却不。任何真实都与你有关，你无法成为旁观者。
而且我还要说，在人的五官当中，眼睛是最“肤浅”的，一睁，就看了，你用不着分辨，就敢于大发议论。然后转个方向，又看见别的，又可议论一番，你的白天黑夜，就这样过去了，高高兴兴地混到月末领工资，混到年末领年终奖。
但也把自己混老了。
这时候才发现，老，才是自己仅存的事实。
因此就我本人而言，别的书会读，但小说一定要读。
当然，我是指好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