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于旸：一颗石头的命运
小的时候，每到放学，我都热衷于做一件事，把操场上的一颗石子踢到家门口，铺跑道的石子是黑色的，别处见不到。八百米的路程，对我来说不长，对于一颗石子，也许是它一生的路程。我踢得很小心，用力太轻觉得不过瘾，用力太猛石子就会飞到马路上，需要把握分寸。之所以爱干这件事，是因为把一颗石头移动到不属于它的地方，好像创造了一种新的命运。我幻想某一个发现石子的人，如何惊异于它出现在并不相符的地方。后来开始写作，我逐渐意识到，写小说这件事，就像是移动一颗石头的命运。
《招摇过海》里的八篇小说，都是近两年写的。两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换了城市，辞了工作，一切仿佛从头开始，就连写作用的电脑也换了。对于文学，我不是勤奋的人，常在键盘跟前睡着，但醒来也着急地敲下两句。一天写下五百字，一个月也应该能完成一个短篇。这种精打细算下，随之而来的是焦虑，精神时常游离肉身自己走动，去往麦田或悬崖。从而意识到，小说家也是有风险的职业，要与不同的情绪摩擦，要与周遭世界坦然地对抗。
十多年前，我在高中教室里完成了一篇小说，那是我完成的第一个像样的短篇，准备拿去参加一个作文比赛。为了发一封电子邮件，我不惜逃学去网吧，当时学校把这事管得很严，一旦发现将被勒令退学。那个夜晚，我揣着小说跑向网吧时，一度惊讶于自己的勇气，不像是我会做的事情。但在那一刻，机器里的作品成为了更为重要的东西，仿佛在河中溺水，顾不上身体下沉，只是拼了命地想把手里的东西递到岸上。
我一直试图记住那种状态，在教室里肆意地幻想，写作是每时每刻都能进行的活动，只需要撬动一点思维。我不仅虚构故事，也幻想自己能成为一个像样的作家。它很私密，不为人所知，两眼依然出神地盯着黑板，代价是会考砸所有的科目。高中毕业后，我拿到了一份糟糕的成绩单，和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它们几乎同一时刻到我手里，两条路在我面前铺开，而我早已做完了选择。
2022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基本根植于自己的幻想，像一场漫长的雨季，一点一滴坠落到水面上，形成它的波纹。写小说是向内挖掘的过程，不免有掏空自我的恐慌，先用想象力抵挡一阵。《马孔多在下雨》之后，我陆续写了《不可含怒到日落》《大象无形》《命里有时》和《雪泥鸿爪》，多数和人的成长相关。相比而言，我更擅长写这样的作品，简单浇水施肥后就能发芽结果。它们更为亲近，仿佛是某种细致观察后的延伸，好比面对一个空荡的秋千架，总不免想象出一个人在上面摇摆，而我的工作就是创造这样一个人。
2022年底，我在北京写《招摇过海》，从太平洋上的一座荒岛写起，写完开头，心里比较满意，满意到害怕后面的故事配不上这样一个开头。我大部分的创作都是如此，作为作者，对情节和结尾同样一无所知，这种写作方式看起来很业余，因此从不与人言说，只是默默地跟着人物去冒险，以求从纸上召唤出一个传说。我热爱故事，喜欢编织，喜欢到就算不从事写作，也幻想自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裁缝。
八篇小说，假如有什么追求，我希望它们虽然出自同一家厂商，但能够拥有不同的面貌。短篇小说集就像摆一桌菜，最好各有形状，味道也能不同，为了这个追求，擅长做鱼的人也要去学着炒菜，因为重复总是令人失望。但创作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桌上的盘子快满了，客人也酒足饭饱，起身要走。文学被时代挤到了边缘，这是小说家的宿命，做最后一排的观众，望着台上也瞧着台下，有时也站到幕后，虽未被聚光灯照耀，但野心却不小，也妄图勾勒出时代的影子。
如今回看，写小说也已多年，起步早一些，没有被别的事情耽误太久。以至于半夜惊醒时，总不自觉地想象另一种人生，如果没有写小说，应当是忙于考学、找工作，不常走入书店，也未曾认识那些朋友。想到后面，不由地庆幸当初曾拿起过笔，走上这条路，偶然性也有，于是格外珍惜。后来想到，我也许也是那样一块石头，被写作这件事踢摆着，去往命运的支道上，翻滚寻找，把自身打磨成更锋利而非圆滑的石头，把支道走成主道。或许命运本就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