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忠民：生活于可能中
文学写作是务虚不务实，可却有那么一些人乐此不疲。加拿大作家梅维斯·加兰特如此说：“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穷尽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物。……又该怎么解释这些人何以一心一意只想、只愿、只要写作，还认为写作是一项合理的职业，就像把骑脚踏车上阿尔卑斯山当成职业一样合理？”或许，这位作家并非不知其然，但还是对此感到惊奇。
其实，写作者都有一颗受魅惑而欣悦的灵魂。这魅惑来自生活的可能性。如果说在现实世界中因为受制于种种因素，而注定了存在的局限性和选择的有限性，那么在精神性存在中则可以凭借自由的艺术创造而感受、体验和表现各式各样的人生可能性，从而居于无限的可能。试问，这如何不令人心醉神迷呢？
我的中小学时期，文化饥荒下的精神饥渴反而促成了我强烈的读书爱好，在生活的夹缝里“芝麻开门”般地打开了一条文学的精神通道，开启了一个新的生活空间，展开了另一种生活情景。艺术弥补了生活的不足，或者说承担了一种精神救赎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对于现实的不满有了解忧的通道，而且提供了想象生活、想象自我的方式，从而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存在方式。这似乎就是对我所选择的生活的一种预兆。
人在现实世界中所实现的可能性令人遗憾的少，而文学让我看到另外的人生，打开生活的可能性层面，唤起蛰伏在内心深处的愿望、情感和想象，并渴望对激动我心的东西作出表现。我最初的习作，就是这样开始的。除一些涂鸦之作外，正式的和主要的，是中学时期写过一部长篇童话诗《随风飘扬》，表现一颗种子的信仰、漂泊与寻找。我最迫切想知道的，也正是未曾尝试过的命运中的各种可能。大学时期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新的女性》，取材于20世纪20年代北京女师大风潮，表现那一代“新青年”“新女性”的性格、命运和道路。其实，这样的写作也是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是意义的领悟和发现。虽然这种领悟和发现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歧义和悖论式的，但它让我的心智与人生变得立体起来。
写作让我得以生活在自己的信念和情怀里，去走自己命定的旅程。然而，大部头的写作之于我是开始得太早了，并不成熟。我又回过头来，陆续写下了一些中短篇小说，这就是后来收在《方生方死》集子中的那些叙写人的环境、性格与命运的表现之作。这些篇什有着不同的题材取向、人物形象、叙事手法和语言风格，我似乎在多种尝试中试炼自己。它们着眼于生命形态的纷然表现，从正常、超常到异常；着力于生命存在的深度勘探，尤其是人在困境中的选择、人与宿命的抗争；着意于多向度的精神体验，从深渊体验到高峰体验。如果说小说就是对生活的加减乘除，那其运算则来自对生活可能性的探求。多一种活法、多一种体验与多一种写法、多一种味道是同构在一起的。一种文学叙事与抒情，也即打开了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并以探索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诗人之死是20世纪末中国文学界的重要事件，海子、方向、戈麦、顾城、三毛、徐迟、昌耀及具有诗人气质的评论家胡河清等，接二连三地自杀身亡。这也使得作为写作者的我心悸，不由得想追问一个究竟。于是去探索作家的精神危机问题，进而深入到其存在方式问题。结果“一入侯门深似海”，伸展到研究其精神现象、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和文化性格、社会角色、艺术行为及人文关系、价值向度、创造特性等。由此产生了构想：以“文人为人”为基点，把作家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人来研究，从而也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学现象来研究。从这样的研究方向出发，从而把人类文学艺术的创造者们及其存在和活动这一特殊的对象和复杂的知识体系，作为新的对象来认识，研究这一“人学”现象的存在和构成、形态和形式、特性和特征、规定和规律等，并且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统一图景，并提炼出更富于描述和解释作家其人其文的新知识系统、新范畴层次和新命题。而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门新学科——作为文学人类学的作家学。于是，我放下了小说写作，想把这做起来再说。
《作家学通论》这本书，我从1990年代起，写到现在。其间四易其稿，主动放弃了两家出版社之约，现在第三家出版社的签约又逾期了几年。不时会有朋友或熟人问起：“你那本大作弄完了吗？”我就会像被人捉到了短处、捏着了软肋，立刻虚弱起来，不好意思地含糊其词过去。关心我的人不明白，一本书怎么用去这么多年头还没写完，我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开始以为有个几年就可完成，事实上也是几年就完成了初稿，然后又用了几年完成了二稿。但觉得拿去出版还是不太行，于是三稿。三稿毕，觉得还可以写得更好，再又第四稿。从第三稿起写作就放慢了，想着反正不急于求成，那就慢慢来吧。在坚持的韧性与散漫的惰性中持续下去，就这样长了日子久了天，从初稿的四十万字到四稿的约八十万字。曾有同事调侃我说：“在你身上，淡泊名利不是优点而是缺点。” 看来促成写作的东西，常常又是妨碍作者自己个人生活的东西。这是一种写作的宿命。当然，我并不想把自己装扮成世外谪仙，我写作也免不了有名利之念，但我想要的不是虚名浮利。我隐秘的抱负是想写出一本真正的“大作”。我想，在写一本“大作”的时候，我也是在开发自己的可能性，穷尽自己的可能性。
这书一完，我将重返小说写作。我想把我想了很久的长篇小说——“桥”两部曲写出来，一部是《比河短的桥》，一部是《断桥》，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现实困境与精神救赎。我还要把计划已久的短篇小说集《小城流年》写出来，一篇一个时代、一个人物和一种生命形态。如果有可能，还想把我早年的那部长篇童话诗和长篇小说修改起来。我还想……嗟乎，吾生有涯而愿无尽，“努力加餐饭”。然而，公示自己的写作计划是不智的，好在我主要是在倒逼自己。其实，计划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还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在等着我，那我岂不是要永久生活于可能性中？如此看来，我固然还是未完成品，但又是不断寻找着、实现着自己的意义和可能性的存在。或如海明威言：“一旦写作变成你的主要的毛病和极大的快乐，那么只有死亡才能止住它。”这样的写作，似乎也是一种宿命，一种不死不休的宿命。
写作不但让一个人尽情体验各种可能的生活，并得以创造一种有所超越日常生活的生活，而且使人的自我会以一种更高的形态出现，有所超越日常自我的自我。不难看出，我们的作品是我们身上那个更高的完成的自我。用普鲁斯特的话来说：“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社会、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自我’的产物。” 简而言之，即作品是由作家身上某个明显不同于其平常自我的自我创作出来的。这一不同于其平常自我的自我，它是人源于自身创造出来的另一个自我，更特别更深在或更丰富更完善的自我。这是因为，人在创造文学的同时又被文学所创造。写作使人深入自我，“修辞立其诚”的要求，使之趋向回归人的本真、本性、本原生存状态；写作也使人超越自我，艺术追求既源自感性个体的生命却又是对其有限性的超越，它的成功有赖于人使自己高于自己的东西。这样，作者进行创作就是深入自身的存在，成为作家就是成为更高的自我。写作便也犹如以艺修道，把无限的东西引入有限，有限的东西又引入无限，微尘中见大千，无常中见永恒。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