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建构与现代长篇小说的对话结构
历史地看，现代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自诞生以来，就与主体建构紧密相连。这不仅是因为现代小说深受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影响，还因为现代小说创作参与了现代个体的建构。这种情况中西皆然。五四前后，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彼此呼应、相互促发，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文学在塑造现代个体方面的重要作用。
但是，长期以来，因为深受“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和新启蒙思想的影响，我们总是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划出人为的鸿沟，据此而得出“被压抑的个体”的结论；借此，20世纪的中国文学被构筑为这样的图景：1919—1949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政治在个体的塑造过程中一直起着支配的作用；而到了1949年以后，政治更是在不断强化它的主导力量，个体自我的表现空间被极大地挤压。其结果，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自现代以来，现代个体在中国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发育不良。
这种结论的得来，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背后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却在无形中限制了文学中现代个体建构的探讨。因为，据哈贝马斯、米德等人的观点看来，个体与社会之间并不是彼此分立的，而是互为一体的①。结合他们的考察研究与现代以来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可以很清晰地发现以下两点：第一，现代长篇小说参与了中国现代个体的建构，其建构有着中国独有的历史脉络；第二，现代个体的建构始终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关键问题。本文的写作，正是基于以上两点预设展开，并试图回答它们。
一、当代个体的脉络及其几种模式
关于当代文学中的个体建构，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认为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这当然是因为其时有现代派文学作品和主体性论争的出现，以及文学向内转的提出。据此，“我是谁”被认为构成了80年代小说创作的若隐若现的线索。现代主义脉络下的叛逆的个体、疏离的个体和矛盾的个体，甚至精神分裂的个体，都成为其重要表征。这一脉络显然都属于“被压抑的个体”之谱系。但其实，这些个体，如果从“行为者”的层面看，很大程度上都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策略行为者”。“在策略行为的条件下，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自我摆脱了主体间性关系。策略行为者不再是从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中汲取源泉；他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他面对客观世界，并且只根据主观偏好的标准来进行抉择。他不依赖于他人的承认。自律因此转化成了选择的自由，社会化主体的个体化则转化成掌握住自己的自由主体的孤立化。”②这些主体，大都是“反思的自我关系”③的表征，而不是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之间构成的“完成行为式的立场”中建构自我意识的，他们仍旧大都是“孤立化”的主体。
沿着这一脉络下来，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在此之后，孤立化的个体成为主体建构的主要表征。在这一方面，先锋派、新写实、新历史小说，甚至转型后的先锋小说创作（诸如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敌人》等），都是其重要代表。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则演变成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个体。格非（《望春风》《月落荒寺》）、宁肯（《沉默之门》《蒙面之城》）、徐则臣（《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借命而生》《心灵外史》）、张悦然（《樱桃之远》）等作家的作品，都有体现。而另一方面，又有以路内、田耳为代表的自由自在的孤独的个体。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孤独的个体，其实又是等待被重新雇佣的自由的个体（如路内《雾行者》和田耳《洞中人》），一旦全球化的资本和市场需要，他们随时都会被纳入其中。
当代中国，还有一种倾向比较突出，那就是王安忆的《匿名》和李洱的《应物兄》所代表的新的倾向。王安忆尝试在一种“去文明化”的语境下，重新考察个体化的过程。但最后发现，个体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去个体化”倾向：个体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文明化的过程，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失去自主性。这一悖论，使得王安忆在设计结尾时，不得不让其主人公在一场事故中，失足落入河底。王安忆的尝试让我们明白一点，真正的“不可公度性”④的个体，只存在于悬置的中间过程或真空状态之中。李洱的《应物兄》代表的，则是反讽的个体建构；在他那里，自我被拆分为多个不同的自我的勃谿及其内在冲突。虽然说，这种反讽的自我建构勇气可嘉，但李洱并没有把这种自我建构或者说自我拆解的努力贯彻到底，因为李洱选择让他的主人公应物兄在一场车祸丧生，以实现矛盾在最终无法解决的悖论当中象征性的解决。
应该看到，王安忆和李洱的尝试所显示出来的就是费希特意义上的“意识哲学的循环”⑤。王安忆和李洱的尝试表明一点，真正的个体化的建构，只能是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才成为可能。而这也表明，个体的建构有必要放在一个全新的角度展开，同样，也需要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回溯自1949年以来的当代个体建构的文学历史。
二、长篇小说与主体建构的关系
其一，就文学叙事与现代个体之间的关系论，现代个体的形成与寻找主题密不可分，这种寻找建构了两种个体，一种是寻找之后重新回到世界的现代个体，一种是停留在内心的现代个体，后一种个体，可以称之为孤独个体⑥。前一种个体的代表是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鲁滨孙，后一种个体的代表是《追忆似水年华》的主人公。哈贝马斯告诉我们，孤独个体其实只是孤立化的主体的极端化。事实上，就现代个体的建构而言，不能仅仅局限于寻找主题上。或者还可以说，寻找主题只是现代个体的建构的某个侧面；现代个体的建构，是与诸如成长主题、意识哲学和主体哲学等联系在一起的。哈贝马斯通过对黑格尔的分析，指出“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⑦，借此，他概括出“主体性”的四个方面的内涵：
（a）个人（个体）主义：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特不群的个体都自命不凡；
（b）批判的权利：现代世界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认可的东西，应表明它自身是合理的；
（c）行为自由：在现代，我们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d）最后是唯心主义哲学自身：黑格尔认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⑧
从上面的概括不难看出，“个体”是主体性范畴的核心所在。如果把主体性理解为“个体”的建构的话，那么这一个体的构成中，反思、自我意识和行为自由，构成其三个主要面向。从这个角度看，现代长篇小说，可以说，其最主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提供了个体建构的尝试和探索。据研究，现代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史诗，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人公已经从神转变为了人，或者说在现代小说的世界中，世界的中心已经从神转变成了人⑨。这也就意味着，现代小说从兴起那天起就与对“人”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二，主体性说到底其实是一个叙事学的命题。就像泰勒所说“没有对我怎样达到或成为什么的某种理解，我就不知道我在何处或我是谁。我对我的自我的意识就是关于我成长和生成的意识。……我的自我理解必然有时间的深度和体现出叙述性”⑩。“我们不可逃避地以叙述的形式来理解我们的生活。”⑪可见，自我是在“时间的深度”和叙述中被理解和建构出来的，舍此，我们便不可能真正理解自我。哈贝马斯也指出：“自我设定行为必须转移到被深深卷入历史中的个体身上，已经定位下来的历史的自我必须从自然生活的真实形态中把自我重新找回来。”⑫这些都说明一点，现代性的“自我设定行为”是一种叙事行为，必须把自己置于历史当中才能把自己建构起来。长篇小说因其有较长的篇幅，且相对较大较广的时空，其对生活面的反映也相对纵深，就此而言，长篇小说在反映生活方面得天独厚。这样一种叙述，就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建立起连续性。这种建立就是所谓的“恢复”过程：“如果必要，我们想让未来恢复过去，使之成为具有内含或目的的生活叙述的组成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⑬这“有意义的整体”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的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在“绝对的明确性”“总体化力量”和“背景知识的整体论”等三个方面⑭。“恢复”依靠的是一种反思或反省的力量，它可能需要触发点，也可能不需要。触发点的存在，使得“生活世界”作为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使得过去和未来之间出现短暂的断裂，正是借助反思或反省，最后这种连续性得以修复。
其三，长篇小说提供了认识“人”的主体性的对应结构。从长篇小说与主人公的塑造的关系角度看，有所谓的观察时段和背景时段的区分。其中观察时段是一个关键概念。观察时段就是长篇小说所截取的表现时段。但因为这一表现时段，总是作为构成主人公的整个人生的某一部分，或作为反映的整个世界的某一部分，主人公的人生中这一时段之前的时段，就构成了背景时段。某种程度上，背景时段，对应着的就是克尔凯郭尔和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历史”。背景时段和观察时段的存在，构成了克尔凯郭尔和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的修复和重建的命题。
如果观察时段与背景时段之间构成一种紧张断裂关系，“生活世界”的重建和修复就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如果观察时段和背景时段之间是一种连续性关系，那么通过背景时段的回忆性展现，其实就建立起了观察时段和背景时段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构筑了“生活世界”。背景时段和观察时段，某种程度上，对应着的是过去和现在。在这当中，未来总是作为一种视角出现，制约着过去和现在的叙事表现。
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历史”“生活世界”的概念，对于分析长篇小说特别有效。因为，长篇小说有着相对较大的篇幅和容量，可以反映或表现较长时间段中的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所谓“生活历史”就是成为过去的“生活世界”，聚集“生活历史”的长篇小说，主要是那些回忆性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只停留在或侧重于“背景时段”，而弱化“观察时段”。真正回忆性的长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这种小说中，当下或观察时段被极大地压缩，在《追忆似水年华》就是一天，而过去却是无限的绵长。但对很多长篇小说而言，它们更多倾向于“观察时段”的展现，“背景时段”是为了观察时段服务的。就小说主人公而言，他们回顾“生活历史”只是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甚至走向未来。在这里，“生活历史”虽然构成个体建构的重要条件，但却是要扬弃的存在。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当个体通过批判把握住了他自己的生活历史，自我才有可能在一种充满悖论的行为中必须选择我是谁和我想成为谁。但是，只有当生活历史被这样一种自我选择的行为转化为自我负责的存在形式时，生活历史才能成为个体化的原则。”⑮“自我负责”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个体化”。对很多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而言，表现生活历史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认识自身，以获得重生和修复“生活世界”的可能。这就涉及修复和重生的两个方向。一种是重新认识自身，以获得精神上的救赎；另一种是通过重新认识自身，以获得重新开始行动的方向。两种方向某种程度上也是经验主义命题在文学叙事上的体现：“根据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主体直接面对着世界，通过感官感受从世界那里获得其印象，或者通过行为对世界的状况发生影响。”⑯
三、长篇小说的对话结构
如若追溯长篇小说的个体塑造的脉络，我们一般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论述，多以“小我”或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本我”（有时候也以“自我”）概括，因而认为20世纪50—70年代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大我”或“超我”。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哈贝马斯指出，虽然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建构出了具有反思的现代个体，但因为其深陷“反思循环”，这一个体形象，既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也容易引起误解。说其具有局限性，是指我们不能无限地放大其解放意义和个性内涵；说其容易引起误解，则是指，现代社会的个体，既具有个性内涵，也具有社会内涵。而说我们不能无限夸大现代个体的个性意义，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代长篇小说，就其主体的建构而言，还具有对话结构。我们必须从对话结构的角度，去理解现代个体的建构。
历史地看，这种对话结构，在西方现代小说的起源期就已表现明显。比如说狄德罗的《修女》和《拉摩的侄儿》，都是采用了对话结构。《修女》中是以修女的口吻向一个“缺席的在场”者克鲁瓦斯马尔侯爵倾诉，《拉摩的侄儿》中则是以对话体的方式呈现。而像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则采用的是一种说服辩证体，即以说服潜在的读者作为叙述的动力和结构。如此种种，似乎表明，现代个体诞生于对话和说服的框架结构中，而这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现代个体的建构不能是自说自话和自在独行。这是从现代个体的文学表现来看，而如果追溯其思想或哲学上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宗教世俗化这一点上，即是说，现代个体的诞生是基于“解宗教化”而来。现代个体建构的对话结构，可以说有着“解宗教化”的背景。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笛卡儿的二元论的必然结果。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现代长篇小说就其起源的角度论，乃是一种对话结构。说其是对话结构，基于以下三点原因。首先，从哲学或思想史的角度看，对话结构一方面反映的是精神与肉体等一系列二元论的产生，另一方面也是宗教世俗化的体现。在泰勒的理解中，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与柏拉图的“分有概念”相关：“如果每种事物都分有着上帝，每种事物都以其自身的方式模仿上帝，那么支撑每种事物的关键原则就是分有或模仿本身。”⑰这样一种“分有概念”，所要求的只是启示、暗示、宣示与接受、顿悟和信服关系，而不是说服和对话关系。这样的观念下，虽产生有与自身的对话关系，但其反映的其实是“祈祷”。“道德生活阶段只是通向宗教生活阶段的法门，在宗教生活阶段，与自身的对话只是一副面具，面具背后隐藏着的是祈祷，是与上帝的对话。……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卢梭把面对上帝的原罪忏悔世俗化，使之成为一种自我忏悔，被私人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广大读者面前广泛散播。祈祷被贬值为公开的对话。”⑱“一旦祈祷的纵轴倾斜成为人际交往的横轴，个体便不再可能只用他对生活历史的重构来满足对个性的强烈要求；这种重构能否成功，还要看他者的立场。”⑲而个体要想有效建立起“他者的立场”，则有赖于笛卡儿意义上的精神与肉体等一系列二元论概念所带来的“分离”实践。“某种我们称为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东西是能够清楚地与其肉体区分开来的，在各种思想试验中二者可以分离，也能再结合在一块，因此我们的自我意识是以某种方式可与其肉体分离的。”⑳这种“分离”带来的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洛克称之为“同一意识”的东西：“同一意识寓于不同的身体中，或两个意识分享同一个身体，或身体交换意识。”㉑可以说，正是这种从“分有”到“同一”的转变，某种程度上建构了长篇小说的本体论基础。长篇小说不再是在“分有”或“模仿上帝”的意义上表现世界，而是在构造“同一意识”的前提下表现主体的“生活世界”。“同一意识”使得主体只有在他者的映照中才能成为可能，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是其重要表征之一。因此可以说，现代长篇小说的对话结构，既反映了先验世界同经验世界的映照关系，也反映了主体和他者的映照关系。
其次，就个体的文学建构而言，现代长篇小说所建构的不仅是现代的个体，还在塑造现代的读者。“费希特认为，个体化的本体化过程既是一种实践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反思行为，其核心是自我的起源；他把这个过程理解为经历之后才能看清楚的自我建构过程，只要个体是独立的自我，就必然能够完成这个过程。”㉒关于反思行为这点，很好理解。现代长篇小说，多以回忆体的形式出现；回忆体就是两个时代的叙述者的对话和反思关系的呈现。实践性则可以理解为外向性，即体现为读者与作者的对话关系及其说服效果。一部作品，不论是否属于回忆体，都存在读者和作者的对话关系，区别常常只表现在显在或隐现的程度。之所以说是现代的个体，是因为传统小说，不是说服性的，而是预示性和宣示性的。只有现代小说才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说服性关系。对话关系的存在，与叙事视角无关。即是说，那些被称为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的小说，也仍属于对话结构。比如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和司汤达的《红与黑》等小说，其通过深入人物的内心，和对主人公的控制这样的似真手段，以完成对读者的说服和双方的彼此承认关系的获得。这是要读者在叙述者的讲述中，不知不觉地信其为真。“十七年时期”的长篇小说，虽多被指责为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但其实抒情性色彩很强。比如说《创业史》，小说中经常有叙述者情不自禁的抒情，抒情显然是一种主观化的表达，其所面对的是读者，是现代个体。古代的小说，则不存在这种对话结构。古代的小说是一种启示录式的写作。而至于现代以来的间离小说模式，或者说元小说模式，则是试图通过还原小说的虚构性，以呈现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多重可能。所谓间离写作和说服结构，都属于外向性实践模式。可见，长篇小说有一种潜在的说服对话结构存在。它通过塑造现代的对等的读者，来完成这种对话。这不同于史诗或古典戏剧戏曲，它们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呼应结构或感应结构。它们推崇的是天意或上帝的召唤之下的回应。因此，某种程度上，解释、感悟、忏悔和回归等就成为其重要特征。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通过对上天的感悟，通过对一草一木的解读，使自己能从远离上天的旨意的迷途中回归。在这当中，个体的主体性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微弱的。
最后，这种对话结构集中表现在现代主体的建构上。我们常常把文学表达视为一种“主观世界”的表达，因而常常以“真诚”与否作为评判的重要标准。我们也常常把文学表现的世界当作“客观世界”的反映，因而常常以“真实”作为衡量的尺度。这其实都是误解。因为很显然，文学表达所建构的世界，不管是“主观世界”，还是“客观世界”，总是需要有读者存在的，这个读者不一定是现实的读者，可能是潜在的读者，也有可能被构想的理想的读者。只要有读者存在，不管他是缺席的，还是在场的存在，这样的文学写作所构筑的世界，就不再仅仅是“主观的世界”或“客观世界”，而是交往行为所构筑的“生活世界”，它必须同时遵循和满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所提出的“三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即
——所作陈述是真实的（甚至于只是顺便提及的命题内涵的前提实际上也必须得到满足）；
——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甚至于它应当满足的规范语境自身必须具有合法性）；
——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㉓
从“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看，现代长篇小说大都属于“真实”“真诚”的写作，因为它们大都必须满足“所作陈述是真实的”和“言语者所表现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这两个条件。但“真实”和“真诚”并不等于“现实性”和“可能性”；“现实性”和“可能性”既受“规范语境”的限制，也需要作者、叙述者和读者之间的共识的产生，从这点来看，“三种有效性要求”所建立的，其实就是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的询唤结构。现代长篇小说本质上仍旧是闭合结构。现代长篇小说通过建构出现代个体，以询唤与之相对应的读者，从而完成这种闭合，即在询唤所构筑的投射、说服和相互承认中完成这种闭合。这就涉及好的主体或坏的主体的区别了。坏的主体，就是那种不能建立起对话结构的主体，就是那种执意沉迷于或深陷于孤立化的主体。就此而论，那些极端的人性论者，或人性本恶的人性论者，他们所创造的主体就属于这种坏的主体形象。好的主体，是那种通过交往行为和交往理性所建构的。
四、个体塑造的极端化倾向与现实阐释问题
如果现代长篇小说存在对话结构的话，那么就可以说，现代个体也必须置于对话的关系框架内加以把握。即是说，这一个体既不是孤立化的个体，也不是分裂的个体，这是一种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个体。这也意味着，孤立化的个体，和分裂的个体，都是一种极端化的倾向。现代个体应该是完成行为式的个体。
这种极端化的倾向，都属于描述性个体建构。其表现有二。一种是极端化的个体，阎连科的大部分小说创作属于此类。一种是孤独的个体之建构，后者在宁肯的《沉默之门》《蒙面之城》《天·藏》，田耳的《洞中人》等小说中表现明显。所谓描述性个体建构，可以用米兰·昆德拉所谓的“可能性”命题加以概括。“小说不是要检验现实，而是要检验存在。而存在也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存在是人类的可能性发生的场地——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有能力做到的一切。小说家发现人类形形色色的可能性，绘出存在的地图。”据此，米兰·昆德拉提出“小说家是存在的探索者”㉔这一主张。就文学的想象力的角度看，描述性个体建构本身并没有问题，如果其能同“现实性”有效性要求结合起来，这样的描述性写作当值得推崇，比如说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死亡间歇》，以及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等。这里成问题的只是这样一种倾向，即描述性倾向同“现实性”有效性要求相脱离，结果就会演变为对奇、怪和崛的片面追求。通俗文学多以故事的曲折、奇崛著称，即此表现；阎连科的小说，余华的《第七天》，和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等多属于此。这方面尤其以阎连科为典型，其《炸裂志》《中原》堪称这方面的“史诗级”作品。
个体建构的极端化表明，现实阐释问题仍旧是长篇小说创作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宁肯和田耳深知彻底远离的虚妄性，所以他们的主人公只能以隐喻的方式重新进入现实，即自我阉割或禁欲的方式。而至于阎连科，在他的小说中，现实被预设为荒谬性，他常常是以一种理念的形式表示对现实的先验批判，这一点，决定了他不可能回到现实。所谓现实阐释问题，其实就是如何把个人理解的现实同具有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相互沟通的问题。现实阐释必须在彼此对话和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建立其有效性要求。这也决定了，对于长篇小说创作而言，“生活历史”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本。
“生活世界”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与主体息息相关的，是“主体间共同分享”㉕的，因而是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所竭力加以呈现的。这一生活世界是因为有了主人公的存在而有意义，同样，也因为有了主人公（主体）的修复性行为，而得到有效重建。某种程度上，“生活世界”的存在源于现代主体的建构。现代主体是从宗教世界的挣脱下而诞生的，这一现代主体是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构成，因此，由这一主体所构成的生活世界，就必然也可能存在一种总体性。“世界之所以具有客观性，是因为对于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而言，它永远都是同一个世界。”㉖因而也是我们所能加以认识和把握的世界，也就能够建立起总体性和秩序来。但因为现实总是向前发展的，因此，生活世界又有着开放性的特征，这就需要作为主体的人，不断地丰富并充实自己的认知，因此，生活世界的重建，其实也就内在于现代性的逻辑之中。长篇小说的写作，某种程度上充当的就是这一工作和任务。生活世界是与现代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解中心化”㉗的表征。
因此，这里面对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的解释问题。“生活世界”中的主体间性关系，决定了解释世界必须以自我为中心和基点，必须以交往和形成共识为旨归，从互动的角度展开。世界是在互动的意义上显示其意义，即是说，是从现实的可能性的层面，而不能想象的可能性层面，达成共识。那种执于一端的做法，比如说阎连科的（长篇）小说，其所显示出来的“行为者——客观世界”的关系模式㉘。
哈贝马斯指出：“从语言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人类精神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为什么人类精神要绕很大的弯子，去完全屈从他物和他人，才能最终寻找到自身。只有与自身保持最大的距离，人类精神才能认识到他自身作为个体存在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独特性。”㉙某种程度，这恰恰是现代小说，特别是现代长篇小说所独有的贡献。人类作为个体之存在，是很晚近的产物。在这方面，长篇小说功不可没。因为，在此之前，人类是在神意或宗教的“祈祷的结构”㉚中完成自我建构的，在这种建构中，个人并没有应有的地位。现代个体只有把祈祷结构转为“公开的对话”㉛，才有可能。
而只有在这种背景下，生活历史和生活世界作为一个问题才被凸显或提出。这一生活历史或生活世界，首先是与作为主人公的个体的一生息息相关的。其次，其对作为个体的主人公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最后，这一生活历史或生活世界既是由个体所创造，也应由个体所负责，个体不再是被决定和被影响的，个体有其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一来，生活历史或生活世界，就不再是循环的世界的一部分，而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而只有在生活历史和生活世界作为独特的整体显示其意义的时候，其作为个体建构的意义才会显示出来。
由此不难发现，生活历史和生活世界，就是个体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是个体的主动性发挥作用的世界，同样，也是个体认识自身的世界。同时，也是神意消失和个体渐渐凸显的世界。反映在结构中，就是“祈祷结构”变为“对话结构”。祈祷结构，所显示出来的是不对等的关系；而对话结构，则表明了一种对等的对话关系。这样来看，《金瓶梅》就显示出长篇小说的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但这终究属于过渡性质的小说。其过渡性体现，西门庆的欲望对象，大多是已婚妇女或妓女；也就是说，西门庆的欲望某种程度并不构成对彼时社会秩序的挑战。但西门庆与妻妾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各个妻妾之间，虽也有尊卑之分，虽也有钩心斗角，但这种钩心斗角，却显示出来的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和对欲望的尊重。其所具有的现代性意义不可小觑。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纯粹或完全不顾及“生活历史”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是不存在的。小说总会在“生活历史”和“生活世界”之间来回穿梭。但“生活历史”在小说中，只能在反思性的回溯中，构成个体建构的原则，这种反思的原则，一方面来自未来的视角，另一方面来自生活世界的开放性特征。“生活历史”的固定化与“生活世界”的开放性，两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构成了长篇小说的内在难题。“生活历史”是关于个体的建构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反思性回顾当中，建立起了真正的个体。但这一通过反思建立的个体，同时也是成为问题的个体，因为，如果没有“关键事件”的促发，“生活历史”不会构成个体建构的原则。同样，“生活世界”也只有在被打断或打上问号后，才作为一个叙事学命题提出。一个要想面对世界，或重新进入世界的人，都必须涉及“生活世界”的重建问题。“生活世界”的开放性，构成了通过“生活历史”的回溯性反思建构个体的真正挑战。颇有意味的是后现代主义写作，其试图通过碎片化个体的建构，以表达对“生活世界”质疑，从而拒绝对“生活世界”的重建；这样一种倾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可以说，能不能有效建构或重构“生活世界”，既是横亘在长篇小说创作面前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检验长篇小说创作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注释
①②③⑤⑫⑭⑮⑱⑲㉒㉙㉚㉛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170-220、213、199、181、185、79、185、186-187、188、180、174、187、187页。
④⑩⑪⑬⑰⑳㉑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101、74、77、74-75、189、259、258页。
⑥徐勇：《“寻找主题”与当代文学“自我构型”的变迁——兼论“全球化语境文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⑦⑧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第19、20-21页。
⑨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载《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第223-268页。
⑯㉓㉕㉖㉗㉘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04、131、30、30、96、116页。
㉔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第58、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