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九九〇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凌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枣树上的公鸡叫得正欢。一间破旧低矮的茅草屋里，响起一声洪亮的婴儿啼哭。暗黄的油灯下，一个瘦脸男人坐在旁边，正焦急地抽着烟，他妻子昏死一般沉寂，稳婆抱起婴儿，用苗语高声宣布：“是个耕田的。”男人把烟扔地上，猛地站起身来踩灭，控制不住地手舞足蹈，他妻子说着什么，声音哽咽，随即哭出声来，疼痛里裹着无边喜悦。男人用苗语说：“我早就想好的，就叫冬你。”接着又说：“等读书了就叫滚冬你。”并用别扭的汉语喊了两声“滚冬你”。

请允许我稍停片刻，作一番自我介绍。我姓滚名冬你，现年二十九岁，于这个雨夜坐在书桌前，为陌生读者写下树与人的故事。我有三个姐姐，用我们苗族的话来说，她们都是织布的，直到耕田的我出生后，母亲才去做结扎手术。在苗语中“冬你”是个好听的名，但音译成汉语却略显怪异，再加上我父亲没什么文化，无法挑选出合适的字，为我上户口时便写下“滚冬你”，因此我走出大山经常受到别人关注。当然，这是升入初中以后的事，现在不着急讲，先接上一段故事，慢慢往下写。

我父亲翻出崭新的毛毯，待稳婆为我洗好澡，把我包起来放母亲身边。这块毛毯是我二姐出生前买的，当时父母都说若是儿子就使用，若是女儿就留着，于是一直留到我出生。忙完后父亲取下枪来到门口，朝丛林深处开了一枪，惊吓到枣树上的鸡，它们怪叫着纷纷飞到地上。住在坎下的贾阿带习惯早起，正对着草丛撒尿，抬起头来喊道：“滚布吉，一大早上就鸣枪，生儿子啦？”我父亲骄傲地向他点头，唱了几句古老的苗歌。把枪放回屋里，舀一碗苞谷粒洒在门口，鸡争先恐后抢着吃。他蹑手蹑脚地走近，抓住一只毛色鲜艳的公鸡。

那时我大姐已经八岁，接到父亲的命令后，赶紧翻身起床烧火。父亲把鸡肉剁成块放锅里煮，叮嘱我大姐把火烧旺，然后他扛着锄头往后山走去。父亲找到属于他的那棵树，用锄头砍下一截树枝，打算栽在旁边的空地。但挖好坑后他改变主意，他想：我儿子于鸡鸣时出生，以后一定能成为人物，他的树不应该跟普通人的树在一起。父亲转遍两座山，选中一个荒芜的土坡，把树枝栽在正中央。抽了一支烟，他用苗语对树说着话，大概意思是请求树陪儿子长大、保儿子平安，说上许久才转身回家。

跟苗王拿到一包灰白的粉末，取适量加入水中，搅拌均匀后浇我的那棵树，每两天就得浇一次。据说这种粉末能促使植物生根，是从某种植物中提取出来的，但提取方法只有苗王一个人知道，他在临终前才会传给下一任苗王。我满月那天，我的树已发出新芽。母亲把我背到土坡上，几乎请来了全寨人，都身着苗族盛装。苗王念着咒语开始做仪式，正式向大家表明这棵树是我的。在场的男人围成一圈，在苗王的指令下，依次朝天空鸣枪。然后男人吹响芦笙，女人跳起舞唱着歌。待所有程序结束，人们去我家享用准备好的酒肉，对我父母说着恭维话。

我逐日长大，我的树也逐日长大。它的生长速度极快，我的身高总比同龄人矮一个头，而我的树却比同龄人的树高一大截。父母把我当成宝，平时跟三个姐姐玩耍，只要我哭闹她们就遭殃，久而久之，连仅比我大两岁的三姐都知道不能惹我生气。过度的溺爱致使我性格有缺陷，在家里以自我为中心，在外面却胆小如鼠。有一天苗王路过我家门口，对我父亲说：“冬你有点怪怪的，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父亲说：“整个苗寨只有他是鸡鸣时出生的。”每当提到我的出生时间，父亲都感到特别自豪，他经常摸着我的头说：“以后一定能考上大学。”

电线刚拉进丛林没几年，唯一的用处就是点亮电灯，整个村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求知欲强的孩子晚饭后会向父母问这问那，父母也只能讲一些遥远的故事。从父亲讲的故事中，我知道苗族祖先的首领叫蚩尤。蚩尤与黄帝于今天的河北发生战争，蚩尤被俘虏并被处死，他的后代便往西南方向迁徙。在长达千年的迁徙中，为了躲避战乱，苗族人都是住在森林里，于是对树产生独特的感情。出生时种一棵树，死后砍这棵树作为棺木，入土了又在坟墓上种一棵树。都认为死者的灵魂转移到树里，随着树的生长永远存于这世上。

七岁那年我进校读书了。学校在一棵古榕树下，仅有四间木房，由相邻的几个苗寨合建而成。三个老师六十多个学生，每两个年级共用一间教室，剩下一间供老师办公吃饭休息。学生得自带桌子板凳，这一年的七月半刚过，父亲就开始为我制做桌凳。大姐和二姐先后从这所小学毕业，我本来可以用她们的桌凳，但父亲固执地要为我做新的。在我们岜沙苗寨，树命几乎等同于人命，没有得到苗王的批准不能随意伐倒一棵树，但制桌凳这类小事苗王绝对不会批准。父亲翻过山去，从粗壮的树上砍下合适的枝，断断续续忙了一个月，我的桌凳才终于完工。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天入学的情形。那天早上飘着几颗雨，我背上母亲缝制的书包，父亲扛着桌凳牵着我到学校。我在座位上四处张望，前后左右都坐着小孩，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惊恐得几乎哭出声。不一会儿老师走进教室，他清点人数后开始讲话。小孩子难以安静，不停地翻这动那，为了让我们保持良好坐姿，老师用汉语说：“把手背起来。”此时的我还不会汉语，没有完全听懂，便把桌上的书包背起来。一、二年级共用教室，一个女生用苗语说：“他太笨了，不合适读书。”过后我才知道她是二年级的，名字叫石窝妹，左脚有些跛。

放学回家我向父母哭诉，我不愿意再去学校读书。父母答应得好好的，可第二天还是喊我起早，想方设法哄我跟三姐去学校。多年后我才明白，老祖宗确实说得对，笨鸟定能先飞。一年下来，我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成绩在班上也名列前茅。只是我内心深处依旧胆小，具体表现出来就是害羞，村里人都说我比姑娘还害羞。大概是入学三年后，同龄孩子已学会唱苗歌，唯独我连口都不敢开。苗寨的人都能歌善舞，而我却声音如鸭叫动作似肥猪。估计父母的优秀基因没有遗传给我，我至今都不会吹芦笙不会唱苗歌。

学校的老师只有初中文化，几个苗寨凑米和肉从镇上请来的。镇上遥远，步行得三四个小时，因此老师受到所有人尊敬。我五年级快放暑假时，有位老师让苗寨一个姑娘怀孕，但他却不愿娶她。在全寨人的逼问下，这个老师说出原因，他早已有了妻儿。全寨人都非常愤怒，把他捆绑在柱子上，有人提议把他解决掉，受害姑娘的哥哥把枪抵住他的额头。最后苗王阻止道：“公安机关批准我们带枪，我们不能乱使用，否则就对不住上级对我们的信任。”经过一番商议，当即把该老师赶出苗寨，扣下其整个学期的报酬，用来为受害姑娘处理事情。

也许被崇尚武力的岜沙人吓着，新学期开学，老师没再来。一时请不到合适的人接替，这所私校暂时停办。将近一半学生辍学，其余的转到五公里外的苗寨就读，这当中包括我。我们每天早上都起早，一起穿过树林去学校，午饭是从家带来的饭菜，下午放学又一起穿过树林回家。这边的学校是公办的，三年级以上开设了英语课。也许是换了环境的缘故，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英语直接一窍不通。入冬后，天没亮就离家天黑才回到家，我经常抱怨不想读了。父母好像不再对我抱希望，大姐二姐出嫁得到的彩礼仍留着，打算用来为我筹备成人礼。

在我们岜沙苗寨，男孩十四岁左右举办成人礼，接过父亲为其准备的枪，标志着成为了男子汉，然后唱歌追求心仪的姑娘，接着就是恋爱、成家、立业。考虑到我不会唱歌，跟外人说几句话就脸红，再加上我家极其贫困，父母决定开始为我的婚姻忙碌。经过父辈们的多次交谈，石窝妹的父母对我感兴趣，说我是个安心过日子的人。晚上吃饭时，母亲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仿佛遭到侮辱一般，瞬间放下碗大发脾气。母亲哭着劝我平息，说：“如果外人知道你的脾气，估计连窝妹都看不上你。”父亲喝了一碗酒，说：“你有本事就好好读书，走出大山。”

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生这样那样的小病，母亲总用土办法为我治，如果治不好就去找树帮忙。母亲哀求一般地说：“树呀，你让冬你好起来，树也是需要人陪伴的，冬你好起来才有人陪伴你。”神奇的是，我竟然就好起来了。整个晚上，母亲的声音都在我耳边响着，于是我第二天起早就朝树跑去。凉风习习、露水湿人，我对树说：“树呀，你说我是读书的料吗？”树枝抖动几下，似乎在回答我“当然是了”。我又问：“树呀，我以后的老婆会是石窝妹吗？”树一动不动，我放下心来。我再说：“树呀，那你就保佑我好好读书吧。”

也许是为了逃离石窝妹，也许是父亲的话激励了我，也许是树保佑着我，我又开始在学习上下功夫。小学毕业，我居然考上了镇上的中学。这一年村里只有五人考上，其余的要么辍学要么留在村里“混”完初中。镇政府对我们丛林深处的苗寨比较关心，相关领导和老师亲自把录取通知书送到家。父母一时为难了，把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让我自己选。第一，留在村里读书，举办成人礼，拥有一把枪；第二，放弃成人礼和枪，去镇上读书。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第二个。父母送我去报到的那天，一路上都叮嘱我，他们离开时母亲还流了眼泪。

第一节课老师点名，我的名字引来一阵哄笑，让我尴尬得整节课都不敢抬头。还好，我跟隔壁苗寨的易里让同桌同宿舍，他性格开朗，很快跟班上同学熟悉起来。除了名字以外，我们的发型也引人注目。千百年来，岜沙男性都是户棍发型，把四周的头发剪短，保留顶部的头发扎成辫子。学校允许我们留这样的发型，但鼓励我们剪成标准的学生头。为了融入现代文明，我毅然把辫子剪了，而易里让却舍不得剪。因为成绩跟不上，易里让初二没读完就辍学了，回家重复父辈的生活。一天易里让突然来到学校，说明天是他的成人礼，叫我请假回去参加。

易里让家里富有，成人礼办得很浓重，把邻寨的同龄人都请来了。我们到易里让家吃了早饭，说笑着随他去山上看树。经过土坡时，有人说：“冬你，你一直在外面读书，你的树多么孤独呀。”有人轻拍我的肩膀，开玩笑道：“没事，石窝妹会来替你看望的。”大家开心地笑起来，我想发火但忍住了。看了易里让的树，又随他去田里捉鱼，在太阳偏西时满载而归。苗王做完仪式，用镰刀为易里让剃头，然后对着无边的大山说：“里让今天成人了……”随后，易里让接过他父亲为他备的枪，往前跨半步、指向天空、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响彻山谷。

直到今天，易里让鸣枪的情形仍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这是枪支最后一次出现在岜沙人的成人礼上。过后不久，政府以保护野生动物为由，开始对岜沙苗寨禁枪，只留下几支用于表演。经过媒体的不断报道，外地人对我们感到好奇，都想来一探究竟。于是，现代旅游业渗透进来，鸣枪和剃头都失去原有的味道，变成一种商业表演。就连表演队里的一些姑娘都不是苗寨的，而是从外面请来的，仅仅是因为她们的形象好。在鸣枪的环节里，她们紧紧蒙住耳朵，完全没有苗寨姑娘特有的那种“野”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参加完易里让的成人礼，我回镇上继续读我的书。学校新来了一批老师，都是大学刚毕业的。他们描述的大学生活让我非常向往，于是我更加奋发图强。升入初三后，我两周回一次家，甚至有时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待在学校里不是背英语单词就是解数学题。石窝妹偶尔来镇上赶场，会带腊肉或干鱼来学校给我，我骗室友说她是我妹。室友好奇地问：“你妹怎么比你还高？”次数多了以后，我的心似乎软了些。这么一个年轻姑娘，脚不方便却还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送东西来镇上给我，她到底图些什么。

后来，易里让结婚了，新娘是村里最美的姑娘之一。后来，岜沙的年轻人往城市涌去，回村都是奇装异服、爆炸头型。后来，电视机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唱流行歌曲。后来，摩托车成为岜沙的交通工具，生活的速度逐日加快。后来，我考上高中……去县城报到前，石窝妹约我见面。黄昏时我们爬到山顶，望着慢慢下坠的太阳。她说：“以后你会经常回来吗？”我说：“当然，我的家还在这里。”她摇摇头，说：“等你考上大学，有了工作，就很少回来了。”稍停片刻，她唱起苗歌，歌声清脆，似夕阳染遍天边。我突然感到鼻子发酸，随即眼睛湿润了。

坐在去县城的客车上，石窝妹的歌声一路追逐着我。窗外小路长青苔，妹在家中等哥来，一天到晚不见哥，月亮爬上山坡来……但是新的学习生活还是让我忘记了她。高一读了半个学期，我竟然收到一封信，是石窝妹从浙江寄来的。她说在工厂打工很辛苦，叫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她说她总梦到岜沙的树，在梦中我的那棵树是苗寨里最高的，她相信我一定能成为苗寨里的首个大学生。同桌是县城的，把我的信抢去看，好奇地问我：“听说苗族喜欢定娃娃亲，你不会也定的吧。”我摇头不语。后来，石窝妹又寄来两封信，再后来，就没有音讯了。

高中的花费很大，父母只会过“男耕女织”的生活，几乎无法正常供我上学。高二时为了留五块钱的车费，我星期五饿了一天，星期六早上开始头晕，我喝几口自来水，坚持走到车站，回到家母亲正在煮饭，我吃一碗半熟的米饭才恢复。高三时为了给我凑学费，父亲砍下树枝烧制成炭，一筐筐地挑去县城卖。苗王指着我父亲的鼻子说：“你一次砍那么多树枝，破坏了岜沙的规矩。”我父亲说：“这些树枝都是从我家人的树上砍下的。”苗王义愤填膺地说：“你去看看你儿子的树，树枝都快被你砍光了，那还是一棵树吗？你这样下去要遭到报应的。”

果然不久后报应就来了，一场暴风雨使我的树被折断。母亲到教室门口时我们正在上数学课，她看到坐在第一桌的我，立即用苗语喊道：“冬你，快跟我回家，你的树断了。”有同学发出轻微地笑，母亲突然“哇”地哭出声，全班瞬间沉默下来。在我们岜沙人的思想里，树被刮断暗示着其主人将遭不顺，而此时的我早已不相信这些。母亲的行为让我感到很丢脸，回去的路上我不高兴地说：“不就是一棵树吗，你这么大惊小怪。”母亲说：“树死了，谁保你平安，以后你用什么做棺木？”我说：“我以后死也要死在外面，不会回那种地方死。”

我回到家看，只是顶部被刮断，对树来说没大碍。但父母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低声下气请苗王来做仪式。苗王认为是我父亲作的孽，让他对着我的树忏悔。我认为苗王是在羞辱我父亲。我上前拉父亲，说：“好了好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他就是一个老古董。”苗王说：“小伙不要太狂妄，这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规矩。”我向他吼道：“就因为你们舍不得抛弃这些规矩，岜沙才这么落后。外面的人来旅游看表演，是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你们还以为自己很优秀、感到很骄傲。”父亲突然一巴掌打在我脸上。那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今天想起都还感到疼。

我的行为让父母在村里抬不起头。上了年纪的岜沙人都感到非常愤怒，认为我对树没有敬畏之心，说我是苗族的败类，背地里诅咒我考不上大学。他们的咒骂反而让我更加努力，很顺利地考上了贵州凯里学院。自古以来，岜沙的几个苗寨只出过四个大学生，我是我们寨子里的第一个。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我来到我的树下坐了许久，它又开始长出新的枝条，正一天天茂盛起来。我突然想唱一首苗歌，但张嘴却什么也唱不出来。我起身扶着树干，眼光沿着它慢慢往上移，过去的事情纷纷浮现在脑海，我忍不住地大哭起来。

傍晚，我家来了很多客人，苗王也来了。母亲忙碌着做出六桌饭菜，父亲取出米酒热情招待。大家都说我父母再苦四年就享福了，我父亲又谈到我出生时公鸡鸣得正欢，那表情无比地自豪。吃过饭，人们纷纷掏出钱，三十五十地给我，说以后有工作了不要忘记岜沙。苗王已经喝醉，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就放心去读大学吧，你的树我们会帮你看好的。你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你的这棵树好，你有知识有文化，都是它给予你的。以后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你走得多远，都要把树放在心里面……”

进入大学后，我开始思考树与人的关系，但因为我学识浅薄，始终悟不透其中的奥秘。此时的我正在学习写诗，便把家乡的树写进诗里。写过几次我开始犹豫，一些分行的句子能把树写好吗？这大概是不能的。无论文字、图片还是视频，都只能记录树的某个瞬间，而家乡的树却犹如人有着思绪，随时在活跃着、变动着，每一个瞬间都是不同的。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树在家乡已经是一首完美的诗，没有必要再用文字呈现出来。可我还是偶尔提起笔，在纸上写下“树”字，然后陷入遐想。

因为诗歌，我和一个女生熟识起来。她听了我的故事，决定跟我回去看看。她先是被原生态的风景吸引，随后又感慨岜沙苗寨偏僻。她说：“你能上大学，真不容易呀。”我说：“说多了都是泪。”她说：“你们为什么不搬出去？”我想了片刻，说：“因为舍不得这些树。”我们穿过几片树林，看着一棵棵挺拔的树，她突然说：“我读懂你们岜沙苗族了，每个岜沙人都是一棵树，永远不会死去。”最后我带她去看我的树，她感慨一般地说：“这多么好呀，如果每个人都有一棵树，这个世界就没有孤独了。”我微笑着点头。我以为我们会有故事，但是很遗憾。

父母一年比一年老，他们拼命种粮食、养猪，勉强能为我提供学费和生活费。我大三那年的夏天，不知因为什么传染病，家里的两头肥猪先后死去，母亲哭了好长一段时间。三个姐姐对父母说：“你们就别再操劳了，冬你毕业前的所有费用，由我们来出。”姐姐们给的每一笔钱，我都记在笔记本上。参加工作后我提出偿还，她们都说：“先留着用吧，赶紧找个女朋友，村里跟你同龄的人都全部结婚了。”我这才突然意识到，曾经的玩伴都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我曾以为我的人生路比他们走得远，现在抬头才发现他们早已走在我前面。

岜沙苗寨的旅游业越来越旺，但多数年轻人还是选择外出打工，只有少数留在家乡发展。易里让的孩子已上小学，他在岜沙开一家农家乐，几乎每天都有客人。石窝妹嫁在隔壁苗寨，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路边开一家小店，专卖竹制品。两个孩子穿着苗族服装，遇到游客想合影时，他们乖巧地配合。远远地看到石窝妹，我的心就怦怦直跳，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默想片刻，过去拿起一个竹帽看。她竟然没有认出我，用方言口音很浓的普通话说：“这种帽子十块钱一个。”我没有说话，付过钱后，戴着帽子走了。耳边又响起她曾经的歌声。

我在镇上中学教了三年书，遇上县城中学遴选教师，报名参加并且顺利考上。身高矮的缘故，找女朋友有困难，但最终还是找到了。女朋友是侗族，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双方家人也都表示同意。她比我小三岁，是县城小学的老师，和我一样于贫困家庭中长大，生活都比较节俭。我们的存款已足够首付，便用她的公积金贷款在县城买房，提取我的公积金简单装修。又存一年的钱，买了辆几万块钱的车。女朋友说：“我们结婚吧。”我说：“我才开始存彩礼钱。”她笑着说：“先结婚，彩礼钱存够了再给。”就在我们谈婚论嫁时，我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父亲生了一场小病，在县医院住一个星期。出院后他就经常去看他的树，几乎一周看一次。这天父亲刚走到树下，就被吓一跳。他以为自己走错了，反复看四周的标志物，确定这棵树是他的。可树上却刻着三个歪扭的字，伤口流出的液体还没干透，估计是昨天才刻上去的。父亲看了许久，用手顺着笔画写几遍，最终确定这仨字就是“贾阿带”。他顿时全身血液汹涌，心想难道是贾阿带认错了，随即又马上否定，谁会认错自己的树呀，再说他还没到糊涂的年纪。父亲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转身直接往贾阿带家走去，得去找他问个一二三。

贾阿带似乎早已做好准备，我父亲话还没说完，他就答道：“那棵树是我的，最近我发现你经常去那附近看，我担心你认错，所以才特意刻上我的名字。”我父亲说：“阿带，我们这坎上坎下住着，你什么时候糊涂了？”贾阿带说：“我大脑非常清醒，我倒是觉得你住院后就糊涂了。”我父亲说：“那棵树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我儿子的树还是从它上面砍下树枝种的。”贾阿带说：“用我的树枝种成树给你儿子，他考上大学有了工作，你不但不感谢我，还来这跟我争。”他们像小孩一样吵着，一直没吵出个结果，最终都说叫各自的儿子回来处理。

电话刚接通，父亲就喊道：“冬你，我被人欺负了。”我愣了片刻，问道：“怎么回事？”我心想，难道是苗王指责他什么。父亲真的老了，我发现从去年起，他就几乎受不了一句重话。父亲说：“你赶紧回家来吧，在电话里说不清楚。”我赶到家时，贾阿带的儿子也恰好回来。把寨子里上了年纪的人全部请来，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显得闹哄哄的。我们根据自己的记忆、老人们的讲述，在树林里反复核实，还是没弄清楚这棵树是谁的。只能坐下来商量处理办法，第一不能让两个老人的关系变僵，第二要让他们愉快地接受。

最终我们两个年轻人达成口头协议，两家的老人，谁先去世谁就用那棵树。两个老人立马反对，都说这样行不通。贾阿带说：“如果他先死，那以后我怎么办？”他儿子说：“以后你就用我的，我重新栽一棵。”我父亲说：“依我看，先死的是你。”我说：“那你就用我的，反正我的树我也用不上，我有工作，以后死了得火化。”两个老人仍争执不休，都咒对方先死。我们笑着说：“既然你们都不想先死，那就别争了，努力活下去，看谁活得更长。”在我们的软硬兼施下，最终他们都同意了该解决办法。

谁也没想到，半个月后贾阿带突然死了，骑车出意外滚下山死的。他儿子来到我家，对我们说：“对不住，我要砍那棵树为我爸做棺木了。”我说：“节哀，你去砍吧。”我父亲郁郁寡欢，我对他说：“你要长命百岁，等我结婚生孩子，你看着孙子长大。”父亲说：“可我的树被别人争走了。”我说：“你以后就用我的吧，我的树独占一个土坡，没有人敢去争。”我特意跟学校请假，参加贾阿带的葬礼。依旧按传统葬礼进行，只是陪葬品中少了枪。年老的苗王念完咒语，亲友们着手填土，填平齐地面后在其上种一棵树，从此这棵树代替贾阿带永远活着。

父亲越来越神经质，在我的树下搭了个帐篷，晚上睡在里面守着树。我和母亲怎么劝他都不听，叫三个姐姐回来劝也没用。过后我经常想，有可能父亲真的认错树了。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带着疑问去向他求证，他生气地说：“你竟然向着外人，你还是我儿子吗？”我说：“已经没必要纠结那棵树是谁的，我只是好奇，你们两个人就有两棵树，可有一棵树到底去哪了？”父亲嚷道：“消失了。”我摸不着头脑，问道：“消失了？”父亲说：“是的。以你们这代人的思想观念，还会有更多的树消失。这样下去，再过几代人，岜沙的树就全部消失了。”

父亲的话让我大为震惊，愣在那一时说不出话来，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许多年以后，身心疲惫的我回到家乡，欲在树林中滋养心灵，可山上几乎都是光秃秃的，看不到一棵像样的树。啊，那将会是怎样的情形？这似乎那么遥远，又似乎如此接近，让人不敢去多想。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只能在心里种下一棵树，用岜沙的往事来浇灌，等它慢慢变成一片森林。我在黄昏时爬到山顶，久久望着无边的树林，一棵棵树依旧挺拔着、屹立着。蓦地，不知从哪传来声声苗歌，随之而来的还有阵阵晚风。

树叶开始窸窣响动，像是在诉说树与人的故事。

田兴家，贵州人，1991年生。作品发表于《民族文学》《山花》《湘江文艺》《作品》《野草》《广州文艺》《湖南文学》等刊物，有小说被《小说选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