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侃：产业化的文学与短篇小说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言自有其真理性。但若细究，我们或可认为，王国维此言谈的是另一个意思：“文体”因时而化、兴亡隆替，但“文学”终归是超历史的美学或艺术范畴。
毋庸讳言，在当下的文学受众与普遍的阅读期待中，短篇小说已然“小众”。当然，短篇小说的遭际，并不是由互联网的普及与手机阅读的兴起所导致的。实际上，早在有作家惊呼“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年代，随着视听艺术的异军突起、随着娱乐精神的商业化发酵，短篇小说便在“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中被挤迫至边缘。互联网的普及、多媒体技术的涌现、智能手机的推广以及碎片化阅读的兴起，只是加剧了这种命运。在失去“凝视”能力的一代阅读风潮中，碎片化阅读甚至“羞辱”了短篇小说的“篇幅”：因为它不够“碎”，从而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各式粗鄙的段子爆屏，甚至不得不惊诧于久遭潜抑的诗歌友邻忽如一夜突然霸屏。构成反讽一极的是：由于人们在碎片化阅读之余，仍有对探求“总体性”的内在渴望，因此，长篇小说一跃而为文学品类中最受欢迎的一种。资本的策略性推动，使长篇小说受欢迎的程度被包括销售纪录一类的魅人数据、影视改编一类的出圈现象所加持。从文学的专业角度出发，我们大约只能无奈地以“小众”之谓来看待短篇小说。
然而，就像在神性冰解、世俗凸显的时代人们追问“诗人何为”一样，或许，我们也仍然可以追问：短篇小说何为？
两年半前，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曾就“文化产业时代的文学发展与前景”这一议题发言。我想在这里由此出发，简单谈论一下“短篇小说何为”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或“产业化”，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任何一个产业体系，都不外乎是一个围绕制造（生产）和市场（消费）而运转的经济体系。那么，今天，我们的文化或文学的生产已经“产业化”了吗？——或许，我们至少得部分地承认，情况的确如此。于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当下的文化或文学，已悄然地改头换面，从上层建筑——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向下“超越”而为经济基础，从形而上转为形而下，来了一次大幅度的“范式革命”。这还是文化或文学吗？我想旗帜鲜明地指出，产业化的文化或文学，和我们目下谈论的文学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产业，后者是事业，这是充满悖论和差异的两个大概念。
作为一种必要的区分，我想指出，网络文学是“产业化”文学的典型样态。以我的认知，网络文学毫无疑问的是互联网经济的衍生物。互联网经济背后有两个支撑性的物件，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资本，这是后工业时代典型的行业联动式的经济体系。网络文学在这个体系中被生产出来，目的是为了产生利润，产生经济效益，产生经济基础之为经济基础的一切，而“审美”“文学性”常常不过是一种为攫取流量而进行的经济类算法的余数。在网络文学之外，如果还有其他所谓“产业化”文化或文学，那么，其实质都不过如此而已。
退一点说，虽然今天的文学尚未被完全产业化，但我们确乎已然置身一个勃然兴起的产业化时代。产业化的大潮正在冲撞并试图吞没我们的文学。别的不说，仅就文学在与它直接相关的其它各类产业的逼迫下，处境也是高度局促的、充满危机感的。在这种处境下，文学就面临着被缩略和被化约的命运：今天的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吟诵唐诗来抒情咏志，因为年轻人更依赖流行音乐来达成这样的满足；而叙事的部分则可以通过电影、电视甚至抖音小视频，来取代我们曾经对小说的热爱和依赖。
但是，尽管如此，文学仍然不会消亡，它仍然会有作为。在产业化时代，公众的阅读和我们今天谈论的文学创作之间将越来越不直接发生关系，尽管如此，文化或文学产业仍需要文学提供高端的语言、形式及美感形态，优秀的作家和高端的文学还会继续存在，在文化产业链的高端提供可被复制、可被移植、可被化用的样本，提供可被稀释、勾兑的“原浆”。只不过，随着文化或文学产业的发展、发达和不断推进，那些无法被公众直接阅读的作家，那些在高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将可能陷入“杜甫式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杜甫生前没有得到过文学的荣耀，死后一百多年才在韩愈、元稹等人的赞誉下享有殊荣。所谓“杜甫式的命运”，就是说，这些作家很有可能得不到本来应该获得的回报。这是一个比喻，用来说明作家在文化产业化之未来的处境和命运。未来的作家，全世界的作家，可能都会面临杜甫式的命运。
短篇小说何尝不是如此。短篇小说的确是文学的艺术高地，短篇小说在，文学性就在。而短篇小说在今天的作为，一如文学在产业时代的作为，并且，它更是样本中的样本，高端中的高端，是针尖的蜜蜡。短篇小说以“杜甫式命运”自况，只是想说明和强调，它不是过时了，它只是以自己的方式为文学事业、为人类精神默默做着重要的贡献。
王侃，浙江东阳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国电影等。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有《诗与思的维度》《叙事门与修辞术》《时见疏星渡河汉》等著作十余部。曾获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五届中国当代文学优秀批评家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