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写一部纯南方气质的小说
已经三十岁的“残稿”
《少水鱼》在七易其稿之后，终于写完了。在小说的结尾，我标注了创作和修改的时间，看着那些日期，我长舒了一口气，双眼竟有些潮湿。我盯着“1995年冬，乌鲁木齐南山，残稿”看了很久，虽是那样标注的，但我1993年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上学不久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到完成它刚好是三十年时间。
那时能入军艺文学系读书，是件很荣耀的事情，似乎就是作家了。我也是雄心勃勃，恨不能马上就写出伟大的小说，当时想写的就是《乡村诗篇》——我要写一部《大地硕果》和《喧哗与骚动》那样的大作。无奈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写了三四万字，就写不下去了，我便着手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黑白》，小说写了一个叫“黑白”的诗意王国如何崩溃的故事，1995年在《芙蓉》第二期以“长篇未定稿”的形式发表了，我很受鼓舞，便重写《乡村诗篇》。
小说是写在五百字一张的方格稿纸上的，写满了几大本，一共十四五万字。但还是未能完成，最终只得搁下。
我带着那摞残稿，读完了军校，随后去了帕米尔高原、喀什、疏勒、乌鲁木齐、成都，从北京到新疆，从新疆到四川，那摞残稿随我在不同的军营里颠沛。数次长途迁徙，共计近二十次搬家，丢掉了很多东西，但那摞残稿却一直保存着，即使稿纸发黄、变脆、起卷、磨损、生虫，竟未被扔掉。很多时候，那部“残稿”被放在哪个地方，我会两三年都不知道，但有时翻找东西时又会翻出它，那时便会翻一翻，看几眼。我发现，小说虽然写残了，但李宗羲那个“老不死”的，以及孟金榜、云珠和娥等人的形象却一直活在心里，那只作为图腾的白鸟也还在虚空里飞着。它们不死，证明它们是有生命力的，我只有把它们写下来，才能心安。
但直到2019年，我都没有想过去写它，主要是我对乡村及其诗意的理解都很肤浅，“残稿”的野心又过大，过于追求一种“诗意”，而这种“诗意”对于小说来说，不具有建设性，只有伤害性。年岁日增，我想我对乡村的了解会越来越多，会找到理解乡村的路径。但我十七岁便入伍进疆，置身军营，离真实的乡村越来越远。我知道的乡村都是“二手”的，又怎么去写《乡村诗篇》呢？
想写新小说的缘起
2019年，我写长篇非虚构《扶贫志》时，因为采访，走遍了湘西乡村，收集了不少素材，算是对一个局部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乡村有了颇为深入的了解，便又有了写这部小说的冲动。2020年，受老家南江县符大纲、杨雄、惠芝涌三位朋友的帮助，我走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了解了它的历史、风物、民俗、传说、各类故事，写了一系列散文，然后，重写《乡村诗篇》的想法就更强烈了。
作为作家，我写作的主旨一直没有变，还是想通过这部小说去更深入地探索人性的幽微，表现我们所处世界的荒诞。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一直都在设法更多地向现实靠近，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都会去写一些非虚构作品的原因——这是我不被书斋所拘，能够走在大地上、旷野间，与这个异常复杂、日新月异的社会保持接触的途径。通过这个途径，我能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冷暖，感受到不同人物的悲欢离合与痛苦哀愁，这些人的经历往往也化成了我的经历，这使我的想象不是凭空产生，而有所依托，我的虚构就有了一个我能感触到切肤之痛的真实基础。
我心里涌动着写这部小说的激情时，有一次，和《小说月报》徐福伟兄通电话，聊起此事，他很高兴，鼓励我一定要写出来，我答应了。他很快就在百花文艺出版社报了选题，出版社又推荐参加了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并得以通过。这样，这部小说就不得不写了。但我用虚构的方式来把握现实的能力一直有些迟钝。我发现，小说一旦紧贴现实，往往容易流于纪实。我决定另起炉灶。在《少水鱼》这部小说中，“残稿”里的东西除了用到几个人名和少量细节，其他用得很少，这部小说所呈现的都是新的语言、结构、时空和想象。
除了上述原因，真正让我摒弃“残稿”要写一部新小说的，是老友赵郭明的一句玩笑话。有一次，他向人介绍我时，开玩笑说，卢一萍出生于一个贫苦皇帝家庭。他说的这句玩笑话，也跟我的出生地偏僻、曾有愚昧无知的乡亲多次试图登基称帝有关。我把那句话用在了小说的前头。于是，因为这句话，整部小说的叙述语调就变得荒诞了，有了黑色幽默的味道，所有故事只能重新去想象。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把时间从二十世纪推到了晚清。但它推动小说如流水般自然向前流动，写作也就顺利起来。
至小说写到最后，“结语”说“上述均为亡魂所述”，的确出人意料，有“欧·亨利式结尾”的效果。
正是用“亡魂所述”，使亡魂能够把自己在晚清经历的故事讲给现在的“我”听，这样，它就脱离了历史的氛围而跟现实产生了联系。我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改变了整部小说的语言模式，避免了“乡土化”，具有了现代感，所以，用“亡魂所述”，就过滤掉了乡土小说的“乡土气”。因为没有谁听亡魂说过话，所以，我可以说，“亡魂都是诗人，讲出来的语言就是卢一萍记录下来的样子。”这样做，就给我的小说语言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也避免了读者对小说真实性的质疑。
我们都是少水鱼
相较于“乡村诗篇”中狭隘诗意的表达，“少水鱼”更能触及人类生存的本质——我们都是少水鱼。我在农村长大，自小就时常看到水坑里的鱼或蝌蚪因缺水而亡。1989年夏天，我读高中时，曾独自一人从四川巴中到离家百余公里远的阆中旅行，那也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那次旅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见到了嘉陵江那么宽的江。“几水”是我老家南江流经县城那一段的称谓，但小说中的原型有嘉陵江的影子。我在江边徘徊时，在心里问得最多的是，江与河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嘉陵江是一条江，而不是一条河？这个看似并无多大意义的问题一直纠缠于心，以致我在写《少水鱼》时，还专门写了一节，标题就是《这是一条江，不是一条河》。那时嘉陵即使流经城市，江岸也没怎么整治，就是一条野岸，生长着蒹葭、芦苇、杂树和野花野草，堆满了鹅卵石。我走在江岸，在一个水洼里发现了几条小鱼，水洼只有脸盆大小，从印迹来看，原是蓄满水的，但因多日未雨，我看到时，水深已不到一指，实为泥浆，鱼在其中挣扎，至多到次日，它们都会因少水而死。我心怀怜悯地说了句“可怜的少水鱼”，然后把它们一一捉入江水中。但鱼儿在越来越少、已成泥浆的水里挣扎的样子，却再难忘记，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正是其中的一条。所以，当我在二十多年后的某一天清晨，读到《普贤菩萨警众偈》中的偈语“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时，顿时愣住，如遭电击，久久难以回神——这四句偈语不时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在我准备重写《乡村诗篇》时，当即就在电脑里敲下了“少水鱼”这个小说名，并把偈语作了题记。
这部小说写完，有四十万字，由金、木、水、土、火五章及引章、结语组成，总共五十五节。我写了李氏家族百年的命运遭际，也写了远征与迁徙、大义与爱情。其中有战争和饥荒的浩劫，也有起义和革命的洗礼。故事的核心是，号称大唐皇室后裔的李氏家族数代人，从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为创建新唐王国，百年间自大巴山南麓流徙到江南，再从东海荒岛逆长江远征到大巴山南麓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带有荒诞色彩和轮回性质的魔幻经历，其间经历了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清帝退位、军阀割据、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我将故事和人物置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直至东海诸岛这样一个宏阔的地域。在这两个背景中，我写了“新唐之梦”的荒诞，写了人为了生存进行的不懈抗争，写了刻骨铭心的情爱，以及不得不进行的流徙与远征，从而揭示了人在多灾多难的时代里难以把控的命运。其中，人的不屈不挠、行为的决绝、人心的孤独、人性的幽微都得到了力所能及的表现。
爱情或情爱，战争和杀戮
小说虽然有一个流徙的背景，但是，这还是部爱情小说，有不少情爱的描写。爱情永远是小说创作的主题，因为它从来没有衰老过，我相信，今人与亚当夏娃、伏羲女娲的爱情并无多少异同，情爱也是人类最古老的人性。在我的认知中，爱情也好，情爱也罢——即使是最悲伤的，也有一种瑰丽的色调。所以，在整个文本中，一直有那种缓缓流动的玫瑰色气韵。这是整部文本最温暖、最绚丽的色彩之一。这种瑰丽之色在《乡村诗篇》的“残稿”中就有，《少水鱼》中更浓。对于这一点，并非有意营造，而是在故事的推动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爱场景我其实很少实写，因为实写则易流于情色。
《少水鱼》看起来，也是一部战争小说，其实不然。小说有一条主线，即李氏家族数代人为了“新唐之梦”而进行的绝望的远征，这个过程都伴随着残酷的战争，但我并没有费多少笔墨，只让战争的血腥弥漫期间，采用的是所谓“曲笔”的手法。比如，李宗羲起事之时的十万大军，最后余下仅一两百人，这是够残酷的；还有书生孟金榜途经乐坝时，村庄残破、哀鸿遍野，全村无一幸存，野狗和乌鸦因吃不完的死人肉而养得肥硕，这些描写其实也是在写战争；李家为登基称帝进行了长达百年的奋斗，为此，李家两次被杀得只剩下一口人，这也是够惨烈的，这当然也是在写战争。
我曾经身在军旅，虽未经历真正的腥风血雨，但读过大量关于战争的书籍，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中的战争，几乎都有所涉猎。读多了，反而把自己读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凡涉及战争，就没有不残酷的，所以，我不愿去渲染战争，特别不愿意去渲染杀戮。
我完成了“新寓言”四部曲
在我个人的创作中，《少水鱼》对我来说算是一次小的突破，我完成了如下心愿：我终于写了一部纯南方气质的小说，我当年写《乡村诗篇》那部残稿，就想完成这件事；其次，我完成了自己的“新寓言”四部曲，也就是《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白山》和《少水鱼》，其分别是我对诗意脆弱性、欲加之“爱”、谎言的生产和“新唐之梦”的粗浅思考和笨拙书写。四部小说都带有虚实不定的梦幻特质，承载故事的地域很有意思，《激情王国》是在我想象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当时我还没去过那里；《我的绝代佳人》也无真实的地方，发生在我虚构的“都城”；《白山》是以世界屋脊为背景；《少水鱼》则置于长江中下游流域。
我十七岁入伍进疆后，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年，在北京读书三年，那时，我这个南方人对南方的认识远没有北方深，这也是前三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都在北方的原因。我2012年底回到四川后，通过大量的旅行，才开始对南方有所了解，产生了文学意义上的认知。迄今为止，《少水鱼》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广阔的南方地域里去虚构一个真实的南方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