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我，文学于我
生活不必太过认真，玩着就好。
我最早热爱的艺术样式是舞蹈、音乐。小时候在大城市成都，我被爷爷奶奶抚养，他们怀着不知多美的心愿送我去学跳舞，在我心里埋下第一颗艺术的种子。后来，在我父母工作的小县城，在我就读的小、中、大学，以及在我年轻时工作的地方，我都是当地舞蹈界绝对的扛把子。那时候，用肢体，用歌喉，足够表达我对生活肤浅的感受，直到结婚生子。生完孩子，我没再练功。养育孩子的过程即是被裹挟进五味杂陈的生活、感受水深火热的过程。体会越来越深，有话想说的我感觉没有了适合自己表达的方式。我捡起了我曾喜爱的另一个艺术样式——文学。
对文学的热爱是从中学开始，尽管后来我读的是工科大学，但在工科大学，我学得最好的一门功课是《红楼梦》。整个大学，我把《红楼梦》真正读通读顺了，之后多年，《红楼梦》一直在我枕边。我的文学启蒙是《红楼梦》。
《当代》的周昌义老师和洪清波老师帮助我实现了最初的文学梦，第一个长篇小说《以赌为生》首发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上，之前，我一个铅字都未曾有过。接下来的几年，又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上连发两个长篇。
后来我就想写个中篇试试。写作上的先天不足就表现出来了。屡写屡败。周、洪二位老师调侃我，说我来就在《当代》上发长篇，一发就几篇，嗖的一下就站在山顶，在他们几十年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这样的写作者仅我一个，人家正常的写作之路都是从豆腐块开始，慢慢地，一步一个脚印往上攀登。
那些年，因为孩子艺考，需要钱，我重返职场。边工作边写作，非常艰辛，一但进入状态，又是白天黑夜魂牵梦绕，我的体质下降得厉害。长期辛苦的写作得不到认可，很是消磨人的意志。慢慢我开始对文学创作失去了兴趣。其实是我遇到了瓶颈。
那是影视特别红火的年份。我的注意力转向了影视。
在我的原生家庭里，我不幸是父母最不喜欢的那个孩子，这让我对艺术的追求从开始，最原始的动机就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我对小众的、先锋的东西没有多大兴趣，却对大众情绪的探索持有始终如一，不可扑灭的热情，搞影视需要这种热情。以往，在那离影视万里之遥的我生活的五线小城，影视是个根本不可想象的梦。
孩子考上大学后，我一头扎进去，开始学习电影。那些年，我的时间除了挣钱就是拉片学习，学习理论，创作电影剧本，分析大量优秀的影视作品，一顿猛操作。
可是影视圈也不是好混的，特别乱，最糟糕的是版权问题。我有一个创意，可以跑到《当代》编辑部去随便拉着某位老师就开讲，没有任何问题。要是我拿着一个点子敢到影视圈去找人讲，还没搞出来，就成了别人的东西，没被人剽窃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混过影视圈。我还遭遇了被骗稿，说好价格，不管最终用与不用，一集多少钱，写完交稿，再也没有钱的事了。
这时候，回望文学圈，简直是净土啊。
孩子大学入党，大学毕业就业，我遇到了以前生活中从没遇到过的事——政审。需要开“无犯罪记录证明”。过程中，我了解到相关的每个环节和要求，感觉这是多好的一个题材呀，能写制度与生活的冲突，又能写天下父母心。只是本能觉得处理不好会过不了审。我约了既懂影视又懂文学的周晓枫老师出来聊天。周晓枫老师开导我不如先写成小说。
突然发现，唉，我不是会写中篇了吗。一个电影剧本就是中篇的体量。
果然，题材选对了，又学会了讲故事，中篇小说《闹着玩儿的》出来了。这次，没被退稿。
生活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愿向东，事往西，你以为的，通常不会到来，你想不到的，往往不期而至。我的现实生活如此，笔下的人物亦如此。我早就堪破其中奥秘，不必执着，玩着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