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稳：我的长篇小说观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完成了七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它们分别是“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文化抗战题材的作品两部——《吾血吾土》和《重庆之眼》，滇越铁路题材的作品《碧色寨》和以脱贫攻坚为大背景的现实题材作品《太阳转身》。它们是我的七个儿子，平均三年多才能出版一部。我通常在确定了一个选题以后，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去做田野调查，一年做史料阅读梳理和构思，再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来写作。这是我的长篇写作周期，或曰进度。这二十多年我心无旁骛，几乎就是一个全职长篇写作者。但总是越写越慢，总是越写越敬畏。
我始终认为，长篇小说的写作就是一场马拉松比赛。马拉松许多人都能跑，倘若不讲成绩，不谈纪录，那你就是一个爱好者，跑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能坚持下来就是胜利。但对于专业选手来说，不但要讲成绩，还要追求破纪录。长篇写作亦然。我们常言作家的突破与超越，大抵就是期望在冲过终点线那一刻，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抵达。
我的长篇写作肯定跟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有关，跟我的人生经历相联，跟我的兴趣爱好紧扣，当然，更有赖于云南这块丰沃富饶、文化多元的土地对我的滋养。我的选题总是离不开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地域特色、人文风情、沧桑演变、英雄传奇以及或美好浪漫或苦难曲折的爱情。一部长篇倘若没有这些元素，我不知道它该何以成立？写作它的意义又在何处？我知道这很容易被贴上“宏大叙事”的标签。它似乎并不时尚了，容易遭受诟病。但没有办法，我只是一个服从自己内心的写作者，而我的内心服从生活和大地对我的召唤。我心目中宏大叙事的标杆，永远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是雨果的《九三年》《巴黎圣母院》；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我崇尚文化发现型的写作方式。这是一种向外的写作，是走向大地的写作。我的许多写作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发现之旅。我在写作中接触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它们都是我的学习对象。大学毕业后我曾经在地质部门工作过，煤矿、金矿、锡矿、铅锌矿等矿区我都跟随那些地质队员去跑过，他们教给我找矿的基本方法，从普查到详勘，从槽探到洞探再到钻探。一座隐藏在大地深处的矿山的模样和储量，可以经过这些技术手段精确地描绘、计算出来。在我成为一名作家后，我很自然地就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我要面对的题材上。它们也是一座座隐匿的“矿山”，它们蕴含的“储量”，也必须用双脚去丈量，用汗水去详勘，用心去钻探。我认为，如果作家没有去发现那未曾被眼睛看到的大美，去寻找那未曾让心灵抵达的大善，去诠释某种文化的厚重、历史的丰沛、文明的灿烂以及生活的多元和火热，文学的创新与发展就举步维艰，我们的作品就永远没有分量。我们的写作也就只是在兜圈子，或者重复前人的经验。我喜欢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族群加以对比研究，我更喜欢由文化的差异性带来的色彩斑斓的生活。真是要感谢上苍的眷顾，让我工作生活在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省份，只要走出书斋我就能够发现许多书本里学不到的东西。云南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及其文化，在我看来都是一门需要去弥补的专业课。而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一个作家修满多少课时，才能算是结业呢？我也不知道。但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学习，总是人生中的美好。至少云南几个人口较多的民族，如藏族、纳西族、哈尼族、彝族、壮族等，我很庆幸自己已经拿到了进入这些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通行证”。
长篇小说让我们在文本结构上有更多腾挪闪转的空间。我力图在每一部长篇中都尝试不同的结构模式。我追求长篇的历史感和命运感，这让我有更为广阔的空间来搭建自己的长篇构架。如果说历史是一道纵向坐标的话，时间就是坐标上的刻度。而时间，决定着故事的分布和进程，也隐喻着人物的命运。生活中的时间是线性有序的，在心灵世界或文学作品里的时间，则可能因情因景因事因人而呈现出一种无序中的“有序”。我努力追寻这种“时间的重构”，像搭积木一样让代表特殊意义的时间形成张力和对比。在《水乳大地》中我创设了一种“向心结构”的模式，让时间从一百年的两端往中间走；而在《吾血吾土》中我又让时间从中间往两端延伸。让人物在不同的时间——也即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呈现不同的命运遭际。当然，长篇小说还有很多种结构方式，就像一个武林高手在宽阔的舞台上可以打出多种套路的拳术一样。这是长篇小说空间的广度和长度带给写作者的“红利”，要是我们不好好利用它，那可就枉对长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了。
一部好的长篇既是在反映一段历史、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或多个文学人物的命运，也是在构建一个文学世界。我喜欢沉浸在这样的世界里，像一个运动员一般默默地奔跑，挑战一场接一场的长篇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