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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雷:在新时代语境中建构新的东北叙事
来源:《长江文艺》 | 周景雷  2023年08月21日10:16

就读于上海某高校学习飞行器制造专业的青年博士苗青在毕业之际,毅然北上加入了位于沈阳的军工企业鲲鹏集团,虽然遭遇了颇多挫折,但她初心不悔、矢志不渝,终于在各方的协助之下,研制出并成功试飞新一代超声速隐形战机。这是作家老藤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北爱》(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的主要内容。这部小说在描写研制国之重器和推进东北全面振兴的结合点上,使用了充满张力且具有探索精神的艺术手段,多维度、立体性地描摹了一幅丰富的、充满生机和努力奋进的新时代画面,是新时代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收获。

多维度多视角的主题聚焦

对研制大国重器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呈现及与科技人才之间关系的辨析是《北爱》这部作品在叙事上的第一动力。在这个动力点上,作者在历史过程和现实需求上作了多维度的铺排,表现出了较好的艺术构思和主题提炼能力,也为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雄风赋予了更为宏大的意义。

苗青的父亲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读书时学的专业就是飞行器设计与制造。毕业后来到东北鲲鹏机械总厂工作,渴望能够设计开发大飞机。但“文革”后百废待兴,大飞机的设计制造还没有纳入到国家日程当中,加之企业转型,这使苗青的父亲除了设计过冰激凌机外,一无所成,坚守了六年后黯然离开东北。不过他设计大飞机的梦想并没有丢掉,通过每年在女儿生日的时候赠送飞机模型予以延续和警醒。而苗青的博士生导师吴教授是著名的飞行器设计专家,虽然桃李满天下,也曾经设计出不少飞行器,但能够由自己教育出来的学生设计国之重器,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提供支撑是他至死不渝的期盼和信念。正如在G-31试飞之前,苗青向躺在病床上身体极度虚弱的导师请教时导师说的那样:“我要看到G-31飞上蓝天那一刻再走。”不难看出,小说在这两个线索上既表达了父辈的期许和精神传承,也暗含了当代中国教育所应该承担的使命。

当G-31按照设计进行最后的组装时,由于“进口芯片”被卡脖子无法使用,设计组在吴教授的建议下部分改为手工操作和自行设计,最后使组装顺利完成。在这一段叙事中,虽然仅仅是一个文字不多的插曲,但是包含了当下中国在大国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也反映出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大国崛起要靠的是自立自强,所以这也成为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所要凸显的核心要旨之一。

早在2002年中央就提出了东北振兴的战略,在此后也多次提出过振兴方案,但是多年过去了,东北的状况不尽如人意。这一状况牵涉到很多方面,但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人才和为人才成长所需的机制体制,所以东北振兴也必将成为时代大潮中的使命之一。小说更是壮写了苗青的逆行之旅经过多年的“静默”之后获得成功。但在苗青隐忍多年、负重前行的过程中,“一个人的计划”的实施也带动了一批人的行动,很多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也加入到了这一行程之中,比如吴教授、白院士、鲲鹏集团鲍总、王野、杜小明,甚至包括苗青后来的恋人马歌。正如苗青对马歌所说:“一个人的计划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群人的计划”,在这个意义上,研制国之重器也是几代人尤其是当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小说中苗青个人的理想和奋斗,既是个人通过坚守和行动所证明了的当代中国青年人所应具有的价值选择,其实也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面向绝大多数人所指出的应有的价值选择。这是作者在我们面向建设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过程中以文学的形式为时代树立一面召唤和引领的旗帜。

《北爱》为苗青使命的形成和完成构建了立体式发展空间,增强了叙事的紧张性和厚重度。在这当中有一句话值得格外提出:为了国家利益。这是主人公苗青在经营飞鹰公司达到事业高峰,同时自己所提交的研制“国之重器”的计划得到立项,需要她在继续经营自己的公司和重新回到鲲鹏集团主持研制国家重大项目之间进行选择时所说的话。鲲鹏集团的鲍总说:“我相信你,你们父女两代人实施一个人的计划不是为了利益。”苗青说:“我们父女也是为了利益,只不过是为了国家利益。我的导师也说,逐利是人的天性,他毕生都在为国家利益工作。”我以为这两句话基本上能够提炼出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由此,我想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问题。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当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自带使命,而且在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头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工业文学,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等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使命意识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意识。《北爱》既是这种传统的继承,也更是在题材、主题上的新开拓。

“东北之爱”的逻辑和道义

“为亲爱的东北干杯”这句话,是《北爱》主人公苗青为实施“一个人的计划”,只身前往东北第七个年头、遭遇事业发展最大困境时,在一个跨年聚会上说的。可以说,在整部小说中,老藤用全部的“东北之爱”刻画了一个新东北形象。

综观最近几年老藤的东北叙事,无不是从宏阔的视野出发来打量他所生存的土地的现实状况。比如《战国红》描写的是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主题;《北地》从更为宏观的视野对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几十年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北障》立足于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和新时代新发展理念,探讨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而《铜行里》则是从历史的“技艺”出发来讨论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的挖掘和弘扬。在这些叙事当中,既有老藤对东北历史和文化的独特体认,也有对东北在当下发展的新期待、新展望。他的小说,常常从细节出发但不纠缠于细节,从大主题切入但不流于疏阔空洞。从这些创作当中可以看到,坚定鲜明的主题、坚毅从容的表达、畅快简洁的叙述,构成了老藤东北叙事的基本品格,是老藤小说所特有的气质和标志。《北爱》则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又一次提升,是老藤将个人成长、东北振兴和国家利益做了一次逻辑和道义上的理顺,注入更为新鲜的艺术经验,写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新东北形象。

从逻辑上看,《北爱》并没有回避东北在现实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苗青在909所“蛰伏”多年,她遭遇过很多问题:之前签约时的承诺未能兑现,因歧视或其他问题始终不能进入项目组,到民企飞鹰公司挂职后遭遇同事的“暗算”,企业发展过程中更有恶性竞争、被诬告受调查,好朋友文剑、宋理因违法身陷囹圄等等。按照我个人理解,这些情节的设计,除了要凸显苗青作为逆行者在逆行过程中所可能经历过的挫折之外,其实每一个情节的设置都暗含了东北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比如,909所一直承担一些一般性民用项目、苗青三年内未能进入项目组等叙事,所折射出来的不是人们不认可她的能力,而是机制体制问题,是规矩和俗套问题,是惯性思维问题,也是没有创新意识、满足于现实的“小打小闹”问题;再比如苗青到飞鹰公司后第一项业务就是开工建厂房,如果按照程序走“需要八十九个公章”,但有熟人打招呼就可走绿色通道。依我看,这个情节的设定既是机制体制问题的延续,其实也表明东北还是一个更讲究人情的社会,很多发展性问题都被淹没在人情当中。显然人情问题也造成了中部梗阻,致使发展迟滞。上面这两个例子,作者借人物之口都作了点评。在苗青与民营企业家讨论909所几位项目经理时,文剑说:“体制就是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一块毛坯输进去,出来的是盘圆、卷钢,还是锻制件,都是设置好的程序使然。”在苗青与民营企业家马歌讨论营商环境时认为东北的营商环境“还硬了点”。他说:“果农摘苹果,一定要用旧布把柳条筐做个里衬,这样苹果就不会碰出硬伤来,有利于保存和运输,这就是软环境。所谓环境硬,凡事都拿条条杠杠去卡,有丝毫差池都不能通过,这就好比将苹果一股脑倒进荆条编成的筐里,苹果还能好吗?”这两段话都是比喻,虽然前者稍显理性,后者比较感性,但都是从第三只眼睛(民营企业)来看东北问题的表现。其实东北的问题可能还远不止于此。比如,小说中通过九成公司从开始的示弱到后来的扩张以及不择手段对竞争对手的打压,这既是民营企业恶性竞争问题,也是发展格局问题。再比如金普集团放弃主业跨界填海造田搞房地产开发、文剑的飞鹰集团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放弃实体企业转行进入资本市场搞虚拟经济等等,这些都为深度解析东北作了文学性描述。

但综观整部小说,老藤不是单纯作为一个问题的提出者,而是一边提出问题一边解决问题。他没有像有的写作者那样把东北叙事写得很沉重、很压抑,更没有像坊间流传的那样去“消费东北、调侃东北、抹黑东北”,这也是他在其全部东北叙事中所表现出的基调。比如在苗青刚到飞鹰公司开工建厂房的问题上,利用注册和税收政策予以解决;在涉及营商环境和开拓新的业务问题时,他通过刻画军民融合办的白发主任的雷厉风行和热情服务来解决,而宋理、文剑的问题则是通过市场规则和法律来解决。在老藤笔下,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民营经济的思考。作品中对民营经济的着墨要远远大于对国有企业的描写,直接写到的民营企业有三个,分别是从飞鹰集团“切割”出来的由苗青自己主持的飞鹰公司、与飞鹰公司存在着竞争关系并在实际竞争中伤害了飞鹰公司的大远公司,另外一个就是马歌主持的九成公司,当然也间接地写到了苗青的初恋江峰的房地产公司。虽然这些公司之间的关系有些复杂,但在这些复杂表象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飞鹰公司和大远公司虽然都是生产制造无人机,但要错位发展;九成公司的马歌追求苗青并获得成功,企业也转型为苗青主持研制的由国有军工企业鲲鹏集团所承担的大国重器隐形超声速战斗机生产新型吸波材料;江峰在经历人生重大变故后愿意用全部资产和人员加入到飞鹰公司,这些安排和描写都是极富意味的。东北民营经济长期以来并不发达,在众多原因之中科技创新的投入和相互之间的有序竞争以及如何立足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稳步发展都可能占有重要位置,这是老藤在小说中作这些情节安排和设置的一个原因。但在我看来,老藤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这些民营经济如何规范发展和壮大、如何通过科技手段不断提升企业发展品质等问题,而更在于讨论如何支持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如何与国有企业协调发展以便更好地参与到国家发展的重大建设中。

从道义上看,老藤在不回避问题的基础上更主要表达的是“东北之爱”,正如陈晓明先生所说的那样,《北爱》是“一封写给东北大地的公开情书”。

苗青逆行北上,肩负着父辈、导师的期待和国家利益的使命来到东北,在多年的沉寂、“静默”中,她将自己融入到东北的文化当中。她不拒绝、不排斥东北所特有的人情社会,即使遇到挫折甚至男友离她而去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在整个叙事中,在所有关涉到挫折和个人反思的时候,苗青只是通过与大仙(吴逸仙)的沟通来化解内心的不畅,从没有向此外的任何人包括导师、家人抱怨。我以为这样的描写,可能并不是老藤在创作时刻意为之,而是按照人物的发展逻辑尤其是在以“爱东北”的这一逻辑中自然建立起来的。我注意到这样一个贯穿全篇的细节,即吃海胆。海胆是一种生活在海洋浅水区的无脊椎动物,外表被尖锐的刺壳包围着,但里面却肉质鲜美。吃海胆肉首先要打开尖锐的外壳,有时甚至会受伤。从第二章开始,小说多次描述了苗青对海胆的喜爱。这种描写表达了苗青与东北大地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东北寒冷,经济相对落后,机制体制有些僵化,创新性也不多,坊间总有传闻“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些问题可看作是海胆的外壳,而透过这一外壳可以看到更加鲜香的质地。应该说,小说强调苗青对海胆的喜爱就是喻指她对东北大地的热爱。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苗青的东北之爱的动力更主要地来源于自身所主动承担的使命。我把这种“东北之爱”称为“走进之爱”。

《北爱》除了苗青之外还重点写到了几个人物。苗青的导师吴教授生于山东,早年漂泊到东北,是东北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后来在南方高校从事研究,但东北一直是他魂牵梦绕之地,他通过自己的学生苗青将自己平生所学贡献给了东北大地。小说写到了苗青父母的一次东北之行:先是大连、再到长春、哈尔滨,最后到沈阳。在这一行程中,作者重点描写了大连的老虎滩、东关街和高尔基路,长春的长影、一汽,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哈工大以及沈阳的故宫和铜行胡同。这些目的地的选择及细描体现了故地重游之人对故土的爱恋,其实也更体现了写作者对这块土地的那种细腻温婉的热爱。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而言,我可能感动的不是作为重游者的激动,而是写作者早就藏于内心而一旦得到呈现时的那种喜悦。小说在第七章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描述了飞鹰公司实际投资人文剑因转行做资本企业牵涉犯罪问题,在判决前两位法官来飞鹰公司进行终审前延伸调查。关于这个情节的重点在于两位法官是从东北黑龙江的宁安和辽宁的开原“出走”的,他们大学毕业后通过司法和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他们在调查文剑案件的过程中,感动于苗青的“一个人的计划”,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家乡的发展尽力。小说从苗青的角度感慨道:“看来无论什么职业也无法压抑热血的澎湃,作为从东北走出去的大学生,为家乡的发展而纠结甚至不满也在情理之中。”就案件本身来讲,这一小节的细致描述是可有可无的,但作者作这种安排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关于“东北之爱”的内涵,也进一步加强了叙事的力量。我把这种“东北之爱”称为“出走之爱”。

在上述两种之外,小说更是浓墨重彩地表现了关于东北的“在地之爱”。所谓“在地”是指未曾离开深爱着的东北这块土地的人。在作品当中,“在地之爱”主要是通过东北人对苗青的支持、保护和关爱来体现的。这包括吴逸仙、白院士、文剑、宋理、马歌、小宋等人,也包括身在鲲鹏集团的以鲍总为代表的科技人员。这些形象在展示着各自优势和可能的前提下,也尽量展示着东北文化中那种包容、大气和坚毅以及对东北再次辉煌的期盼。比如吴逸仙对苗青的观念及心灵的引导,白院士对苗青“一个人的计划”具体内容的支持,马歌将对苗青的热爱和对国之重器的支持融为一体,甚至为此付出生命。“在地之爱”的出现既是东北自身所拥有的品质,其实也是在苗青的“逆行”精神鼓励下所激发出来的。我认为有两段对话颇能说明问题。在第四章,吴逸仙和苗青有一段关于逆行的对话,吴逸仙说:“东北现状如此堪忧,最着急上火的是我们这些东北人,与别人消费东北、调侃东北、抹黑东北不同,我和白院士、文剑和宋理都想为心爱的东北做些什么,您的加盟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在第五章,当苗青感谢白院士答应为其无人机做航电配套时,白院士说:“不用谢我,我们这些坐地户有责任保护您,您不是单枪匹马的逆行者。”足见“在地之爱”与“走进之爱”是相互构成的,在这对关系中,没有“走进之爱”便没有“在地之爱”。

认真品味这部小说,我们会发现作者在处理“走进之爱”和“在地之爱”的关系时极富抒情性。小说多次提及苗青喜欢听的歌曲《斯卡布罗集市》。这首歌流畅舒缓,优美的演唱如同天籁,歌词意境深幽,或可在嘈杂中换得宁静和执着的力量。将这首歌置于苗青逆行北上的情境中,置于被误解、被调侃的东北大地之上,我们却是可以获得另外的况味,进一步渲染了苗青的“走进之爱”的抒情色彩。作者还将小说从头至尾氤氲在苦咖啡的味道之中。第一章出现这个场景时,是在学校的图书馆,由一杯咖啡开始,苗青与同学江峰开始恋爱。小说最后一次描写苗青喝咖啡是在与同学高兰谈论江峰的话题。在其余各章中,咖啡总是出现在与“在地”之人的各种“聚谈”中。我以为,喝咖啡场景的反复出现,特别是反复强调了吴逸仙对咖啡的手工研磨,绝不是出于与中国传统茶文化相比的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更不是出于对一种生活情调的借用,而应该是对咖啡自身所带有的“先苦后香”的自然品性的巧妙利用。作者通过这种借用来喻指苗青逆行东北的历程、结果以及东北在经历过衰落之后的再度辉煌。这无疑是东北之爱的另外一种表现。

以上应是《北爱》的另一个叙事动力,也是老藤笔下的新东北形象。

“画意”是艺术与科技的对话

《北爱》一共十章,每一章的标题均是一幅水粉画作品的名字,在每一章的正文中,画作者吴逸仙在创作之前和创作之后,或与苗青、或与白院士等人一起讨论画作的内容,因此也就形成了数量较多的“画语”。这种形式在老藤此前的东北叙事中是没有的,即使在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也是少见的,这是老藤在艺术形式探索上的又一创新。

本来,从《北爱》的创作主基调上来说,这是一部关于青年科技人才逆行北上,立志研制大国重器、献身科技的小说。作者在这种以“纯粹”的科学性和技术性为主题的叙事中加入艺术的力量,首先令我考虑到了艺术与科技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两者的关系在理论领域早有讨论,在实践领域也更是常见。比如,文艺复兴时期丰富的艺术探索和艺术成果所形成的人文主义精神就为当时的科学革命注入了生机,达芬奇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科幻文学也通过文学想象推动了科技发展。简单地说,科技不仅需要理性和静思,也需要想象和大胆假设,这种想象和大胆假设正是艺术构思的重要元素。另外在关于科技与艺术的一般性的辩证关系中,我们也认识到,科技丰富了艺术表现手段,扩大了艺术想象空间,而艺术则为科技赋予更多的审美力量。具体到作品中,作者并没有专门描写吴逸仙每年赠送给苗青的水粉画到底为她的个人计划本身提供了什么样的思路和启发,但有一点是可以充分肯定的,那就是吴逸仙每年赠送一幅画的承诺既是对苗青逆行东北和坚守“静默”的鼓励和激励,也是吴逸仙通过这种绘画形式使苗青每一年的坚守都获得期盼。换句话说,是这种对“期盼”的期待“加持”了苗青的坚守,为她的“一个人的计划”增添了艺术的力量。这是我们在阐释《北爱》中关于艺术与科技的关系的第一重思考。第二重思考是,白院士、文剑、宋理等人或为科学家、或为科技型企业的负责人,他们与吴逸仙的“交游”不是基于某种物质利益,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对艺术的接受和欣赏,甚至在作品中,作者尤其强调了白院士的艺术收藏喜好。应该说,这些人物在各自领域能够取得成功也与艺术有着某种重要的联系。正如小说中所说,“科学家也好,工程师也罢,一旦有了艺术加持,就会变得生动可爱”,“乏味的科学需要有味道的艺术”,“艺术和科技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对世界的再发现,艺术可以为科技提供灵感,科技可以为艺术丰富手段”。我相信,作品中G-31隐形超声速战机不仅是功能实用的结果,也应该是一件艺术精品。毋庸置疑,这两重思考都能够与前述艺术与科技的关系相对应。但我在这里更想强调的是,也许在作者潜意识中还想努力证明,东北大地并不是某种“彪悍”“好勇”“落后”的“江湖传闻”,它自身的骨子里也饱含着更为高级的审美气质——这是由这一群喜爱艺术的人所能够证明了的。

当然,《北爱》中这种艺术形式的运用还有另外层面的意义。小说从第一章至最后一章共有十幅作品,每一幅作品或者通过画作者、或者通过当事人、或者通过旁观者,都会有一些解读“画语”。比如关于第一幅作品《逆行者》,吴逸仙借着回答苗青的疑问之机说了两句话:“笑容呈现给白山黑水,比呈现给人更有意义”,“无意即是有意,滴落算是天成”,“灵魂没有五官”;再比如在讨论第二幅作品时,我注意到画作者有这样一段话:“我的艺术理念从来不模糊,就是想用画来托起那些坠落的灵魂,让它们不至于沾染灰尘。我说的坠落,不是堕落,坠落的灵魂可以牵引,堕落的灵魂则无药可救。”仔细品味这些关涉构图、色彩和寓意的“画语”,我们会发现这其中所暗含的另外一种叙事线索:一方面,每一幅作品的寓意都是对上一幅作品寓意的覆盖和提升,也是对下一幅作品寓意的可能性的指认。因为这些艺术品是为苗青所作,那么落实到苗青身上就是对她逆行北上之后某一段“人生经历”的确认和下一段“人生”的召唤。在第一幅作品《壬辰·逆行者》中,苗青对这幅作品“反复”打量、审视,甚至在梦中也未曾放下,画面中两个灰点让她第一时间想到了飞机。在我看来,这幅作品的构图、设计和色彩以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未能最终确认的意义,对苗青最终毅然北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召唤。第二幅作品名为《癸巳·金蟾礁上的雅典娜》,画面是雅典娜站在金石礁上,向上张开的双臂一手托着鹰鸮,一手托着灰色的战机。比较这两幅作品,我们会解读出这样的意味:逆行到东北的苗青已经做好实现“一个人的计划”的准备,只待时机。其实按照这样的思路,到最后一幅《辛丑·海青击鹄》,当苗青所主持研制的G-31隐形超声速战机试飞成功时,一个通过绘画所进行的叙事终于完成。另一方面,我还认为,这十幅水粉画在一定意义上也暗含了东北大地近十年来艰苦努力、蓄势待发,渴望重塑辉煌的追求与可能。

如果我们的话题仅仅局限在对艺术与科技的关系的讨论上,未免又有一些狭隘。其实这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话题。艺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引导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想象和发现,都会使人们在形而上层面进行更为广泛的思考(小说中还写到了苗青的父亲喜欢诗,苗青自己也写诗)。这样说来,小说中吴逸仙所创作的十幅作品其自身所具有的象征性、隐喻性以及画作者的自我阐释,未尝就不是老藤的形而上思考。正如我在上一段所引用的关于第一幅、第二幅画的画语所提到的,在这贯穿全篇的“画意”当中,或许关于精神(“灵魂”)的问题才是老藤更为关注的。这里所折射出来的话题是,作者老藤是如何形而上地思考,有关东北振兴发展问题、有关东北文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相较于此前的东北叙事,无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在艺术层面,《北爱》都具有了超越性。换句话说,《北爱》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从现实出发对当代东北振兴进行哲思之作。

以上我从使命担当、“东北之爱”和艺术思考三个方面讨论了《北爱》所带给我们的新感受、新体验和新内涵,基本建构起了老藤所独有的东北叙事体系。这部小说起笔于2012年,斯时中国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十年来,中国完成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转变,进入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研制和拥有先进的大国重器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以此为对象展开文学创作,展示其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应该也是作者的创作初衷。这样思考,就使“逆行者”苗青的个人奋斗与东北振兴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有机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老藤的《北爱》也是一部新时代的国家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