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象:城市的多重脸孔
有段时间,每天梦见坐地铁。人头攒动,看不清脸,大家匆忙赶路,就连表情被踩到脚下都不觉。后来不梦地铁了,梦见每天发工资。发工资本来是件高兴的事,但是换个身份,自己是发工资的,而不是领工资的,那场景就很陌生。现在呢,晚上梦到的大多是开车,有时是找车,还有时是找停车位。也不知道去哪儿,总之一直在路上。
梦里的城市很大,很模糊,总是一副似是而非的模样。醒来却很清晰,发现梦中的场景,和现实是一一对应的。坐地铁是在北京,发工资是在深圳,总开车是在太原。说来有趣,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我竟然是先认识北京和深圳,之后才认识太原的。
那年夏天,太阳很大,高考完填志愿,在选城市时,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许多人向往北京,我选北京却是因为文学。那个时候,在一个少年的心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之所以闪闪发光,不是因为它是政治的、经济的,而是因为它是文学的。鲁迅笔下的两棵枣树,还在阜成门内大街的秋夜里,和奇怪而高远的天空说话吗?郁达夫喜欢的北京,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还像他那时一样吗?阿城的车站乱得不能再乱,王朔的地铁站走出裙裾飘飞的米兰,史铁生有一座古园,历尽沧桑等了他四百年,名字叫作地坛……文学的北京,比它的任何一面都灵动,都迷人,让人无端想亲近它、感受它。
然而真到了北京,却和想象中有点不同。大是真大,美是真美,方便是真方便,但在大和美的中间,却也有些具体的不那么方便的情形。
犹记得刚去北京时,坐公交不是很愉快。因为小城市的公交只有一个门,而北京的公交有两三个门,前门上车后门下车,这是规矩,但我不懂,上车就被乘务员训斥。还有坐反方向的时候,坐过站的时候。坐反方向是因为不懂得看站牌上的箭头,坐过站则是因为人挤人,既看不清车上的到站文字,也听不懂报站员语速飞快的方言提醒。是的,北京也是有方言的,比如说颜色的“色”,不读sè,而读shǎi,比如说夏天去买个西瓜称重,不说“称一下”,而说“约一下”,“约”在这里读yāo。但去北京之前,我以为北京人说的,都是最标准的普通话。
还有一次在西直门,和女朋友一起过马路。斑马线怎么也找不到,硬着头皮穿隔离带,车流密而快,很多司机朝我们射来重重的目光,还有人摇下车窗喊:“这俩人儿,玩什么刺激?”原来,他们以为我们是年轻人玩大冒险。实际上,我们是根本不知道有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这种东西,穿越时还直嘀咕:北京这么好,为啥没有人行横道呢?
由此可见,乡下人想要融入大城市,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对城市原住民来说天经地义的事,外来者,或者说后来者,可能是第一次见,需要像个婴童一样从头学起。
年轻人学习相对简单,大城市的规则,我很快就学会,也适应了。但这些都是表面的,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变。比如上学期间,我去饭店做暑期工,有一些现象就很看不惯,后来我以这段经历为背景,写了短篇小说《异香》,发在《青年文学》二〇一九年第十期上。
工作以后,我在石景山的老古城住过两年。那时老古城还像个城乡接合部,很多自建的二层小楼,谁家炒个辣子鸡,邻居都要陪着咳嗽,生活气息十分浓郁。两年前我故地重游,那里已经都是高楼了。
老古城之后,我在三环边的双榆树也住过三年。其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一混五六年》,同名小说讲的是一些北漂的外省青年,在这座大城市里一混五六年的故事,通过故事,探讨了这些人的归宿和走向。农村是回不去了,大城市融入容易留下难,何去何从是个问题。后来才知道,徐则臣当时也住在离我很近的知春里,他在《如果大雪封门》里写到的当代商城和中关村大街,我也常去,有几次看到过那些隐喻般咕咕叫着的鸽子。看了他的小说,我大受震动,同在一个区域生活过,为什么人家就能写得那么丰饶?于是我又给双榆树写了一篇小说,就是《黄昏鸟》,发表在《上海文学》二〇二一年第三期。
无论如何,北京是我生命中第一座大城市,它有江湖气,也有人情味,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好朋友和好兄弟。
后来工作变动,去福州待了半年又调回北京。其间,还因公去了趟海峡对岸的台湾省。七天时间,分别在台北、阿里山、日月潭、台中和高雄短暂停留,感觉和大陆的城市比起来,宝岛的文化一脉相承,但细节上略有差别。闽南的气候湿润,植被茂盛,很多树木绿叶阔大,如芭蕉树,和北方叶长且细的松树、杉树很不相同。树如此,人如此,城亦如此。闽南的城市,印象中总有一种湿漉漉的婉约和玲珑,让人想到冰心的诗、林徽因的散文、林语堂的小说。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脸孔,而这脸孔,可能有很多面。闽南之后我去岭南,是因为万小刀喊我去深圳创业。深圳的第一张脸孔,是热。那热和福州相似,又有不同。同样有湿漉漉的炙烤感,但深圳的热更有仪式感,“去饭店吃饭,服务员先上一壶热茶。茶却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来烫碗消毒,烫完服务员再拿空碗盛走倒掉”“和福州比,深圳更南一些。不过深圳市区比福州离海更近,夏天虽热,海风时常光顾,雨水也多,加上空调里应外合,也还过得去”,这些被我写到了小说《林中火焰》(《都市》二〇二一年第十二期)里。
关于深圳的其他脸孔,我在《林中火焰》里还写道:
“然而在深圳的第一个家,买了四种药打组合拳,蟑螂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每天晚上一关灯,它们就鬼鬼祟祟地爬出来大搞军事演习,横冲直撞,耀武扬威,趾高气昂的样子十分过分,以至于清晨儿子醒来后第一句话总是喊:妈妈,快看,有蟑螂!”
“继南方水果后,她又喜欢上了南方海鲜,鱼、虾、螃蟹、生蚝、扇贝、花甲、小龙虾甚至三文鱼刺身,都评价:好好味!我也喜欢上了广东特色早餐肠粉,还爱吃一种不知道怎么做的炒米粉,极鲜美。”
我很喜欢的作家阿城说过,生活是很具体的。除了以上这些几乎摆在明面上的一面,深圳当然也有它潜藏在生活之下的暗流汹涌。基于创业背景的两种不同的想象,我写了小说《风中消息》(《牡丹》二〇二三年第三期)和《风继续吹》(《山西文学》二〇二二年第五期)。前者魔幻而现实,略显沉郁;后者则是浪漫的、抒情的,有一种守得云开见月明之后的奇异的瑰丽的隐秘绽放。
后来孩子长大了,要上学,父母也像树一样悄然老去,逐渐需要照顾,就很自然考虑到安定。北京、深圳、太原,几经辗转,最后综合考虑,我选择在老家山西的省会太原定居。
初识太原,却像进入又一个异乡。去了餐馆,习惯性地跟服务员要茶水,答曰没有,于是要来一壶热水,自己烫碗筷,服务员还嫌浪费。儿子要吃米,说来碗米饭,服务员一愣,待反应过来是大米时,竟说吃面的人多,点面很快,点大米则需要现蒸。去银行办事,女柜员很漂亮,却很不漂亮地训斥女保洁:“你看这,球胡麻擦的……”去为民中心办房产证,中介小哥迟到十分钟,教育他要守时,小哥居然很委屈:“才这么一会儿,也算迟到?”至于小区门口的商铺,节假日全部放假不奇怪,就算是工作日,复印店一到晚上七点,也都早早地打烊,徒留门口一段孤冷的月光。
可是太原也有太原的好。首先,除了高峰期的繁忙路段,几乎从不堵车。东西南北四条中环线,加上滨河东、西路,再加上各种大街、大路以及绕城高速、地铁、公交的配合,交通大多时刻都清清爽爽。其次自然是美食。山西人回山西,面食应有尽有是大满足,还有醋,还有汾酒,在外面时不好买到的牌子,在太原都能轻易得到。太原有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电影《满江红》在这里取景。汾河贯穿南北,蓝天白云的天气越来越多。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晋阳湖公园拥有华北最大的人工湖,湖里有天鹅,还可以坐帆船。
太原的烟火气息更浓,虽然没有成都那般安逸,但多数人安土重迁,小富即安,空气中飘浮着闲适的家常的气味,生活节奏不紧不慢。我写小说,写在期刊发表的小说,就是回太原以后开始的。
生活在城市,读书写文,自然会想到城市文学。城市文学是什么?顾名思义,要写城市里的人和事。如此说来,城市文学的发源,要比科幻文学、悬疑文学、犯罪文学等类型都早得多。《诗经·邶风》里,“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这不就是最初的城市文学吗?后来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以及再晚一点的《世说新语》《东京梦华录》,国外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奈保尔的《米格尔街》,乃至当代中国作家贾平凹的《废都》、王安忆的《长恨歌》、迟子建的《烟火漫卷》,也都是城市文学了。
城市也好,城市里的人和事也罢,无非维度不同,复杂程度有异,归根结底,都只是城市的显性脸孔。城市隐性的多重脸孔,藏在事物的内部、人物的内心,它可能是隐蔽的、幽暗的,也可能是混沌的、暧昧的,是具有破坏性力量的希望和失望不断循环往复的综合体。城市文学的意义,固然在于现实之上的记录和想象,但也更在于这样深入的发现和挖掘。
我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外省青年》,就是基于以上思考在城市文学领域所做的一点探索,收录了包括上面提到的《异香》《黄昏鸟》《林中火焰》《风中消息》《风继续吹》等十个短篇小说。至于发现得怎样,挖掘得如何,这个我说了不算,有待读者诸君检验。
写到最后,无端想起一个遥远的黄昏。那时我还住在老古城,一天下班后坐地铁出站,夕阳斜照,晚风正好,走了没几步,听到有人叫我。我看见一个不认识的阿姨,领着一个衣着朴素的姑娘,说姑娘没饭吃,示意她可以跟我回家。我当然拒绝了。当时只道是骗局,现在想起来,却感觉这背后大有故事。而这,正是大城市的又一张脸孔。
张象:一九八四年生于山西,本名张伟,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山西文学院第七届签约作家。曾在《青年文学》《上海文学》《山西文学》《西湖》等刊发表小说,出版有《一混五六年》《你高兴就好》等作品。有小说入选高中语文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