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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水平:我的作品中没有英雄
来源:《当代》 | 葛水平  2023年07月17日08:03

很难说清在什么时候,网络上瞬间滑过的战争消息悄无声息就会潜入我的脑海,向心灵靠近。世界某处的栖息之地多了几处坟墓,在冷硬的风中,很多时候,我一直不能够明白什么是入土为安。岁月又增添了新的痕迹,而我已没有多少心绪来想一想“战争”这个有些意味的词。

战争中阵亡士兵全部是为了谋生。

最早萌发写这部作品的想法,源于在我婆婆的相册里看见一群年轻人的相片,他们的笑容呼之欲出,无法言说的凝视,留下笑容是为了开心奔赴战场。战争让士兵的回家路途变得艰涩,在时间一年又一年的逝去和流转中,年轻的生命无可避免地触到了岁月的荆棘。

一张照片的痛感也许与流动的季节并无多大关联,与颤动不定的阳光也没有多大关联,浮世浪尘里被挤压被逼迫的我,很快就学会了遗忘:战争不是我看见的,我写别的作家写过的,除非有超越的勇气。

那时我的公公还健在,他是一位战场上归来的老兵。九十岁的老兵坐在沙发上急于给我鼓劲,不停叙说他逝去的战友。那些亡者就像一串省略号,因为战争的到来,缠绵悱恻、血脉偾张和涕泪滂沱的往昔全遗忘在被掩埋的尘埃里。

窗外,风里头飘着雨丝,雨丝比风更长。我想起一首歌:一生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为了死亡辗转劳顿着有了人生意义,有了歌哭笑骂。而战争中的一些出生者,没有人生,没有老死。

历史并不常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让一切发生改变,我开始耐心听婆婆讲她经历过的战争,寻找一部长篇的开始。

婆婆的父亲是一名东北邮政工作者,“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沦陷,但有骨气的奉天邮务管理局始终坚持使用“中华邮政”,拒绝与日本奉天邮局合作,因邮务长身份是意大利人,日本人也奈何不得,直至1932年伪满洲国已经被日本人“扶持壮大”,南京国民政府无奈将奉天邮务管理局全部职员撤入山海关内。不太平的日子里,婆婆的父亲留下大量的日记,每一本日记绸面封皮上都绣着“和平”二字。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算到1945年日本投降,其实抗战不只这么短,真正要算,应从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1945年结束。更长一些也可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前后就派特务进入中国手绘地图进行窥探,为占领做准备。

细节就是人性的呈现,日本人对战争日复一日地准备,战争的到来也会将士兵的心灵压垮。一切战争与杀机,一切轻薄、享乐与懦弱,面对来临的一切,没有任何人会一心一意凝视着战争带来的混乱心情,谁都可能会有一次,甚至多次走过那通往死亡的狭道——跟生命有关的极度紧张。人生如黄河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决之西则西,劫难随着岁月而来,因为战争,一切都来不及了。一群亡者,不是英雄,也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但,他们都是我笔下的人物,战争让敌我双方都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笼罩在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当中。经济大萧条是指1929年至1939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但中国社会在1927年至1937年却被称为“黄金十年”,是整个国家实力快速增长的时期,可惜再一次被日本侵略者割断了。民国时期的中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关系上,属于半独立半殖民地国家,也就是说,它属于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开始的那个社会形态中的一个阶段。在民间人数极少的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的绝大多数土地,而人数众多的农民则无地或少地,所以温饱无法解决,可说是民不聊生。农民无法填饱肚子,因此对出现的一切异族都抱着某种期望,这也是噩梦的开始。

在城市的午后和暮色来临之前,被太阳笼罩了一天的树和楼,渐渐拉长了影子,婆婆给我讲了战争中关于一位年轻士兵的故事。一位外国记者拦住一名奔赴前线的士兵,稚气未脱的脸引起了记者的好奇。记者问士兵几岁了,士兵羞涩地讲自己已经十六岁了。记者问:奔赴战争途中想你的家人吗?士兵痛苦的脸上燃烧出仇恨,因为他的家人全部死在了战火中。记者想知道,在士兵的心里,中国能胜利吗?年轻的士兵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他:中国一定会胜利!记者听到这句话是欣喜的:胜利一定是正义的降临,当中国胜利之后,你准备干什么?想娶妻生子吗?年轻的士兵再一次羞涩地笑了笑:那个时候我已经战死沙场!

战争使世界拥有了悲壮的深度,他的出生不是为了战争,战争却让他忽略了生命的意义。

因为战争的开始,在黄河岸上穿着寿衣等着被黄河水刮走的老人,因为战争的结束,飞翔使鸟成为真正的鸟。在那样的年代里,不计其数的乡亲,他们的命像尘埃一般默默无闻充斥和填埋在时间里,他们曾经发出的微弱的呻吟是我写作《和平》的理由。

人间众生相,写作情感的限度,其实就是爱的能力的限度。我爱笔下所有出现的人物,无论敌我,因为他们出现在战争年代。

于是,我想说:《和平》的敬畏是一种面对战争中横冲直撞的恐惧和无辜生命死亡的敬畏,也是为过去的岁月中无名亡者流泪的跪拜。这部作品超出了我写作以来的认知范围,也是一次挑战。战争把一切温暖的事物变得黑暗和悲伤,如果说现实社会中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出悲剧,那么战争中三千五百万人死亡只是一个数字。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九千五百多万贫民流离失所。庞大数字的震撼力永远建立在“一”的基础上,《和平》也是在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的基础上讲故事。

战争填充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历史。时间模糊得不能再模糊,鲜明得不能再鲜明,时间填充了人的一生,来者如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变化的永远是人间。时间像从一个久遗的日子中走出来的影子一样,模糊却巨大。人的一生唯一能代表时间的是钟表,在钟表的时速里,人类是毫无理性的。

我想起一句话:天若有情天亦老。其实相对于人而言,天是不老的,没人能够看到沧桑巨变,我们所见到的至多是一些痕迹。文学留痕,诚如博尔赫斯所言:文字是共同记忆的符号。

感谢我的公公木林和婆婆张若霞!感谢《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