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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平:左岸隐士昆德拉
来源:澎湃新闻 |   2023年07月13日07:53

一直在看见昆德拉夫人维拉之前,我仍不能肯定自己到底能否见到昆德拉。米兰·昆德拉隐居巴黎,拒绝接受任何采访,这鼓舞人心的消息,由纽约时报的“旅欧书简”传出,年头已经许久了。我也不会忘记,十年前北京三联版《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大谈特谈的“关键词,我心爱的词,问题词”里,怎么会变成“关键词,问题词,爱情词……”,而且还遗漏一个重要的词条“采访”:

采访。第一个允许记者随随便便复制其言论的作家真可恶!他开启了只会导致作家——要对他所说的每个词负责的人——消失的先河……

八个月前离京南下后,新闻生涯虽已暂时画上句号,可心态上仍未转换,所以能否见到昆德拉,就成为我的担心之一。要是获知我这个到访者原来的工作,维拉,或者说昆德拉,会准予我到家中做客吗?

八年的职业习惯,促使我在到达巴黎的当晚,就急不可耐地去踏看第二天的约会地点,可惜失败而归。大隐隐于市。昆德拉隐身的地方不在别处,乃在众尽皆向往的大都会巴黎,一个曾是十九世纪世界首都的巴黎。徘徊在游人如织的通衢大道,怀乡的万端思绪会不会浮上昆德拉和维拉的心间?他们的故城布尔诺——那个人口不到四十万人的捷克工业城市,哪一天会不会再迎回叶落归根的游子?

一切都不得而知;传闻也无从坐实。

昆德拉居住的雷卡米街在普通的巴黎地图索引里无迹可循,雷卡米夫人则是我熟知的,她是郭宏安先生质朴的译笔下的巴黎沙龙贵妇,《墓中回忆录》中一个不朽的形象,想到她,就不能不联想到夏多布里昂(她是他的缪斯)、圣伯夫和斯达尔夫人。或许从此以后,想到雷卡米夫人,不能不想到的又多了一个昆德拉。

下午快三点,维拉——一位裹白纱巾、戴墨镜的高个中年妇女,从她快捷的脚步上,我一时也判断不出她到底是四十多岁还是已过六旬——终于来领我到了雷卡米公寓三楼的昆德拉的家。

雷卡米大街是条只有两三百米长的大街,那头是鲜黄迎春争艳、洁白水仙绽放的雷卡米花园,街面很宽阔,维拉我并肩路过时,餐馆前打着黑色围裙的侍者,都笑眯眯地朝她点头。所有的街坊,怕都跟昆德拉夫妇相熟吧,我猜测。

小得有些逼仄的门厅,空空荡荡的没有摆设。迎面墙上成排的书架,是一列列横排的开本各异的书籍。书脊上的不同语言,暗示出这些都是昆德拉作品的版本样书。维拉对我说,最新一本小说《无知》,是昆德拉八十年代末写成,法译本目前仍在编辑加工,昆德拉期望伽里玛明年早春能把书印出来。他所有主要的作品,都交由伽里玛印行。然而,成名前的诗集和剧作,他不让再版,也不作任何说明。刻薄的批评家推测,在欢笑和遗忘间逡巡的昆德拉,是有意遮掩个人往事。他宁愿人们淡忘历史,记不起他给斯大林写过颂诗。悔其少作,或可是他唯一的动因。昆德拉杜绝一切正式授权传记。他所签的出版合同,都禁止译本添加前言后记,规定作者介绍只能用同一句话:米兰·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1975年起一直在法国定居。

由前厅向右转进门就是客厅,客厅陈设极其简单:三只阔大而敦实的软面皮沙发,颜色是棕、黄和蓝三种,围玻璃高几成三角形,边上还有两只不协调的高靠背布面扶手椅。维拉坐下后,我才觉察出,扶手椅是她的专座,维拉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客厅的三面白墙上,垂挂着五六幅镶框油画。我逐个儿审视,却辨不出是谁的笔墨,怪异的画风像恩斯特、毕加索,又似米罗和杜比菲,属于超现实主义一路风格。昆德拉自己也能动手画,水平倒真不是业余的,伦敦和纽约出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可笑的爱情》(编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译本,译名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好笑的爱》),封面所选就是昆德拉的画。客厅面积不算大,似乎也不常待客,贴着墙根而立的矮书架,上面插的都是陈年旧刊和乐谱,触手可及的钢琴乐谱,印着李斯特和瓦格纳的名字。

维拉盘腿直腰落座,没有墨镜遮掩的脸庞愈发白净,双眼灼灼有神。看样子要正经八百地谈事了。可是,昆德拉仍然没有出现。我已感到心中疑窦乍起:他是藏身里屋,还是根本就没在家?他们怕是早商量好,只要有出版商到访,昆德拉就躲起来,一切听凭维拉对付,他烦人家当面讨价还价。十几分钟前看到维拉激起的兴奋,已在渐渐消失,怅然若失的情绪在升腾。

我能帮你什么忙?

明知我的来意,却依然如此发问,使我略微感到些窘促。与我想象的经纪人相比,她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我想知道,有无可能在上海出版昆德拉。

当然,完全可能,她应声道,说说你们那边的情况吧。

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连客套话都是现成的。我不假思索,一如重返法兰克福和伦敦的谈判桌前:

出版在中国……

开场白尚未展开,耳中传来门铃的声音。

是米兰。维拉抱歉地耸耸肩,微笑着起身去前厅开门。

昆德拉已经站在面前。他伸出厚实的大手,一种强力在握手时传到我的身上。天蓝色的套头圆领运动装,泛白的浅蓝牛仔裤,黑色的运动鞋。七十岁左右的老者(乍看去只有五十多岁模样),头发灰白稀疏,深邃而有穿透力的目光……我暗暗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身高竟在一米九十以上,我仿佛看到一个田径运动员魁伟矫健的体魄,一个不断闪现在他小说中的人物。

我看到的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昆德拉。他坐在那里,神态有点拘谨,说话中气很足,嗓音粗重,却很缓慢。他似乎不是回到自己家中,而像是在别人家做客。维拉开始用英语和他说话:

刚才正说到为你在中国出书的事,他们出过格拉斯、多丽丝·莱辛、福克纳和海明威。

哦,格拉斯,他的哪本书,销数多吗?昆德拉关切地问道。

《我的世纪》,差不多三万本。

嗯,不错。你估计我的书销路如何?

这怕不好说,我有些犹豫。

昆德拉毕竟不是村上春树。现在痴迷村上的少年少女,有多少知道昆德拉?《挪威的森林》销量两年不到就过四十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恐怕难以匹敌。他的中国读者在十年前最多,相对说来如今就要少得多。我对他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曾经拥有数十万读者,可是《身份》(即中译本《认》)的总印数不过才两三万。

两本书你都读过吗,喜欢哪一本?

怎么说呢,我稍微停顿一下,毕竟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么说吧,作为关注社会思潮变革的读者,我是偏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因为它是第一部开启我们了解一代捷克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讲,我把它当成捷克的一段历史来看,我和我的朋友都被深深打动;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更喜欢《身份》,因为我注意到你的意趣在变化,你所考察的普通人在消费社会时代的消极命运,更能使我感同身受,促使我以小说人物的遭际,去检验自己的身份和命运。

我告诉昆德拉,我不仅在伦敦买到《身份》英文版,还带来了老早就读过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

也是海盗本,嗯,想不到。

昆德拉接过书,皱着眉头随便翻了一下,顺手递给维拉。维拉看看书的封面,用铅笔写上“盗版”的字样。

也许不能叫盗版本。我试图加以辩解,说明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前,这书就已译出。但令我感到汗颜的是,这本初译于八十年代的小说,却标明1995年1月初版,而且是补充修订过的版本。

我想不出如何恰当回答昆德拉。但我告诉他,译者是我喜欢的小说家之一,我在耶路撒冷听伽利玛的朋友说,他的小说法译本已经出版。

是吗?请把他的名字写给我。

昆德拉兴致很浓,说是要去伽里玛找一本小说来看。他想搞清楚,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作家,扮演了他的翻译家。

昆德拉时而浅笑,时而神色茫然。他不能全听懂我的英语,就经常打断话头,要维拉来翻译——我分辨不出,他们说的是捷克话,还是法语。

时间过得真快,四点过了!

维拉要我和昆德拉喝一杯,不过并非下午茶,而是来自加勒比海的威士忌。酒端来放在高几上,盛在高脚玻璃杯中那么晶莹,如同闪亮的可爱宝石蓝,这是昆德拉最爱喝的佳酿。维拉说,昆德拉很喜欢加勒比海,也热爱那里的风情和艺术,墙上的画框中,就有加勒比画家的真迹。

你写作吗?昆德拉饮着酒,就把话题转到我的身上。

主要写书评,以前当记者。对了,既然问到我的老行当,我可要问你几个问题。

开玩笑似的,我借机给昆德拉提出难题,虽然明知他极不肯接受别人的采访。

哦,原来如此,好吧。昆德拉爽快地答应了。

你的新作远离政治和暴力,性描写也接近虚无缥缈,是要改变写作风格吗?

昆德拉不大情愿谈论政治。他告我说,日后再版《玩笑》,一定不能再用路易斯·阿拉贡的前言,因为容易误导读者,引发极端的政治思考。那实在太糟糕。但是,阿拉贡那篇评论,有些话说得其实并不过时:我仍要对米兰·昆德拉感激不尽,他的作品使我坚信人类一定会生存下去,世界一定会生存下去,我全心全意在这个世界上所信仰、寻求和热望的一切,都将恢复其人性的面貌。感激他是因为在这个悲剧的今天,他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体会到,面对不朽的东西,即使死神也无能为力。

维拉不能无视我的疏忽:

没有性?不对吧,你看到《身份》里就有的吗。

昆德拉只是微笑。写作最不厌倦重复的他,大概已无心思重复自己的老话:如今,性已不复成为禁忌话题,单纯的描写,单纯的性自白,已经日显乏味。不仅是劳伦斯,甚至连亨利·米勒的淫秽抒情,看上去都是老掉牙了!不过乔治·巴塔耶的某些情色片断,确实给我留下长久印象。或许是因为,那些段落不光是抒情的,而且有哲学意味。我有一种感觉,即肌肤相亲的做爱场景,产生一道强烈的光芒,会突然揭示作品人物的本质,断定他们生活所处的处境。

你是否已不关心捷克?会考虑回国定居吗?

《不朽》在九十年代初问世后,大家发现这是他小说当中,第一部与自己出生的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作品。有人断言,他要彻底背离捷克斯洛伐克。

不是吧,有没有看过《缓慢》?

那是他的第一次用法文写的小说。昆德拉想告诉我,老年搬家可不那么简单,他们己无意把家搬回布拉格,但是那里人们的命运,依然牵动他们的心扉。无论发生什么,朋友都会及时转告。看过昆德拉的哈维尔回到布拉格也承认:我发现他对这里的消息很灵通。我的印象中,他无意要竭力生活在隔离他祖国的地方——只不过与传媒隔离而已。

习惯性地,我还想打听他写作计划,可是时间已过六点半。虽然他已告诉我,手头正一边修订《小说的艺术》,一边写这部书的第三个续篇——《被背叛的遗嘱》是第二本,同样都是小说创作论。

还在写小说吗?

昆德拉巧妙地笑答:

怎么说呢,等着瞧吧。

那好,我就等着。不过,我现在得告别了。

再打扰两位老人,就实在不礼貌了。

在屋门口,维拉抱歉地说:

米兰送你吧,我的腰难受死了。上帝,啊,真要命!

维拉站起来时,手得扶着腰部,脸上表情痛苦。这倒要我内疚起来:明知她的身体不好,怎么就没有早些告退呢?

弯弯曲曲的公寓通道又在身后藏起来,昆德拉和我并肩来到大门口,我禁不住对他说:

你们家真是在迷宫中。

是啊,我要给你送行。

昆德拉英语没有他的法语好,说起话又吃力又慢。没有维拉的翻译,昆德拉交际都有些麻烦。我心里有些想笑,因为维拉和他的语言合作,让我想起了另一位维拉,和她的丈夫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纳博科夫移民美国在大学教书,并无法用英语上课,维拉不得不跟到课堂上,一边听丈夫讲课,一边用英语转述给学生。

我不能让昆德拉再往前送,可他却有些天真地认真对我说:

你知道地铁站的方向?

前边就是,我知道,请留步。

我停下脚步再一次同他握手,说希望秋天再来巴黎时,重来看望他和维拉。

好啊,那时我们应该在巴黎,他说。他们夏天要在外省乡下住两三个月。

昆德拉向我挥挥手,转身朝雷卡米花园旁的公寓大门走去。夕阳透过镶着金边的云朵洒下来。昆德拉灰白的发丝染成金黄,高大的身躯也落满灿烂的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