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巾”连接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不久前，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经过新冠疫情时期三进北京而不得的反复波折，终于走上首都舞台。广东粤剧院以苦捱苦守、苦创苦演的坚韧顽强精神，将这部聚焦三水女性苦难生命史的原创作品首次带出岭南。该剧自2020年首演以来，即以独特的岭南乡土气质和上乘的艺术品相，于当年荣获第十四届广东省艺术节大型舞台艺术作品大奖，成为近年来广东戏曲创作领域中颇为突出的精品力作。
《三水女儿·红头巾》的独特在于，题材所涉的人物群体是沉潜在岭南三水地区的普通女性，她们在上世纪上半叶结伴出海，在新加坡的建筑工地谋生，用女性的柔弱之力撑起了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高楼广厦。她们头戴的“红头巾”既是工服头饰，防晒防雨、防尘防险；也是行业承诺，尊人尊己、爱国爱家；更是族群标识，来自三水、来自中国。特别是新加坡完成现代国家缔造后，“红头巾”曾经做出的贡献得到了永久的尊敬和纪念，在华人华侨与不同国家民族的世界里，“红头巾”就是中国形象很重要的承载。
事实上，这样一个在上世纪穿梭在新加坡建筑工地的女性群体，其生命历史更多地存在于记忆和口述历史里。随着最后一个“红头巾”的去世，她们的生平履历和情感空间越来越淡出今天的视野。因此，“红头巾”作为独特的地域题材进入戏曲创作，既是对特定时期三水地区女性群体的礼敬，也是对特定华人华侨群体为世界所做贡献的礼敬。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基调，编剧莫非、导演张曼君在创作之初，就确定了用“全女班”的形式来表现这个女性群体，将戏剧故事锁定在相对封闭的女性群体中，在情感张扬和情节推进中凸显女性的纯美人性。这就意味着，剧作规避了戏剧惯常倚重的矛盾冲突，而把戏剧性聚焦到命运、苦难与现实人生的对峙。因此，在人物现实生命流转之时，最能看到的是红头巾群体贯穿于上世纪30年代以降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从三水地区自然社会的动荡带来的生存危机，到新加坡工作顺利带来的相对安宁平稳的精神状态；从日寇长驱南下给东南亚国家带来的灾难，到“红头巾”年老力衰时思乡还乡的安然，都一再地呈现了人在时代沉浮中的成长变化。
在剧作中几乎不见有损于这个女性群体的任何细节，包括惠姐与水客的暧昧情感、阿月的生活前史等等，都在隐约的言来语去中复归她们纯净的女性特质。特别是剧中带好在获悉自己的阿哥战死在抗日前线后，以委婉缠绵的女儿立场，揣想阿妈孤身无靠的凄楚、家族乏嗣香火不继的荒凉，毅然用看似最愚昧的“盲婚”来过继养子，实则以独身形式殉情于家庭的护卫。这种艺术构思几乎看不到外部环境与人物必然的矛盾对垒，但却将艺术的笔触浓墨重彩地折向了人物波澜起伏的思虑和精神。因此，这批女性在苦难中在异国他乡创造的生命传奇，都体现在该剧主创团队为她们所赋予的纯粹的道德情感、唯美的舞台表达、幽远的声歌吟唱。这种向主人公内心开掘的戏剧立场，自然要诉诸于戏曲剧诗的诗性张扬，让潜藏在岭南民间的这批女性群体和她们的普通生活、平常情感，具有了引发共鸣的力量，具有了平凡人史诗的质感。
“红头巾”是新加坡对从事建筑行业的三水女性的称呼，而“三水女儿”也是立足国家文化地理空间对进入民族记忆的女性的标定。《三水女儿·红头巾》的剧名正是从中国和世界的视角，凸显了对这个女性群体透视开掘的立场。虽然从该剧情节中似乎也看不出“红头巾”对中国现实生活的参与和作用，但是剧中背井离乡时的辞庙、天涯共明月时的思乡、水客奔走三水与世界时的传书带信、叶落归根观念下的老年归乡，等等，都以含蓄细腻的细节勾连，呈现了一个从苦难走向新生、独立和繁荣的中国，以及她带给“红头巾”们的牵挂、召唤和回归。因此，剧中那些不写而写的背景和内容，没有过多的渲染，而以深沉的动机推衍，呈现得更具艺术化。特别是作为一个草根阶层、社会边缘群体，“红头巾”将自己遗世独立的生命状态，用群体性的形体、声音、色彩等，呈现在每一个女性形象中，让她们自己的形象汇集成中国的形象，展示出中国人走向世界应该有的优雅姿态。
该剧主题所强调“捱”的坚守，将生命的力量、情感的价值，直接连通着普通的群体，连接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以平民的史诗、女性的史诗，成功塑造了永远不该忘记的中国女性、三水女人的艺术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