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贫苦百姓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下南洋”谋生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苦难史和抗争史的一部分。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聚焦上世纪30年代广东佛山三水女人“下南洋”的劳工史，经数年精心论证、创作打磨，先后易稿30多次，终于以逼真动人的生活面貌和精湛的艺术质地立在了舞台之上。这既是国内第一部表现此题材的作品，又是以粤剧艺术形式反映广东本土特殊历史生活与人生传奇的作品。

剧作以进入老年的三位“红头巾”，带好、阿月、阿丽的回忆视角，从现实切入远去的历史，以离乡、思乡、望乡、返乡等既循序渐进又相互关联的四个有机篇章，拉开和展现讲述历史的厚重帷幕。

“离乡”这一篇章着意表现三水女人们万分的不舍与些许期盼希冀。在庙祝的祈祷引导下，她们即将踏上凶险莫测的下南洋之旅。18岁的女主人公卢带好此时出现，似乎是个“不吉祥”的兆头。带好出生后父母双亡，被视为“灾星”。被阿妈收养为童养媳的她，为了让阿妈“过上好日子，供阿哥读好书”，力劝阿妈同意她下南洋“揾钱”。经过努力，众人勉强同意与之同船共渡。

接下来，剧中以写实性的手法呈现出三水女人们在漫长航程中的凄苦处境。黑暗的舱底是她们的栖身之所。剧作在此设置了一个令人心碎却又温暖的细节，即阿月在舱顶处木板上发现了一个小洞，猜想那可能是之前过海时同样坐舱底的女人们抠出的。就是这样一个“窿”，使她们在憋闷的舱底呼吸到了一缕微弱新鲜的空气，还使她们联想到了故乡三水的江风和星斗……这是剧中令人备感酸楚又极为动人的一笔。

在不分日夜的黑暗底舱，在风浪颠簸的同舟共济中，带好表现出不计前嫌的善良、热心和机敏的纯洁心地与可贵品性。几天几夜里，三水女人们怀着共同的向往，在“相互的扶持里挽起了手”，遥远的心也逐渐靠在了一起。直到“顶上舱门打开，强烈的阳光由外射了进来”，意味着彼岸到了，更意味着不可知的、更加漫长艰辛的“捱”开始了。

“思乡”这一篇章主要表现她们上岸后的种种经历，其中又着力表现了带好非凡的品格。当船只靠岸时，码头上的防疫人员拿着水龙头粗暴地对着女人们冲水消毒，众人顷刻间陷入一片惊慌之中，是带好以一声石破天惊般的“我来”，化解了这一危机。带好表率性的行为与她后面一系列的表现相贯穿，也使观众对其产生了更多期待。

三水女人们从事的是在建筑工地上运石挑泥的苦活与重活，需要着施工服和戴红头巾。随着一首“红巾曲”的吟唱，一条条红头巾出现了。这是剧作的点题之笔。在深重的苦涩滋味中，洋溢出某种激动人心的诗意。而女人们随之合唱的“劳作歌”及“担啊捱啊”的反复咏叹，表明她们正式投入了劳作，折射出她们吃苦耐劳、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

随着一声“出粮啦”的呼喊，红头巾们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那种备尝艰辛又喜悦飞扬的心情，让人潸然泪下。此刻，带好却还在加班挣钱。饰演者曾小敏以“慢板”转“平湖秋月”再转“新腔二流”的大段唱腔，边劳作边感人至深地抒发了她人在南洋、心在故园，思念阿妈阿哥以及之所以不辞辛劳、加工挑砖的内心世界。而当外出闯荡的阿月遭遇挫折带伤归来时，又是带好以情动人地劝慰惠姐收留阿月。带好与众姐妹唱出的“晚黑捱过天光晒，一朝捱过云开埋”，可以视为“红头巾”们的共同心声。带好的形象也显得越来越丰满生动。

“望乡”这一篇章极为动人之处，莫过于表现回乡的水客给大家带来了家乡讯息时的情形。这些讯息是远离家乡的“红头巾”们最急切想知晓的。带好也激动地把“阿哥信笺逐遍来凝望”。阿哥在信中告诉她，“订好佳期拜花堂”。随着带好的浪漫遐想，舞台上出现了喜乐热闹的婚礼场景，带好也沉浸在无边的幸福幻象之中。然而，热闹的爆竹声响突然转换为炮弹的轰炸声，日寇野蛮侵华，占领了红头巾们的家园。国难激起带好回乡的强烈愿望和坚定决心。剧作以超现实的艺术手法——“海那边如蜃楼般出现故乡三水祖庙前，阿妈一身麻衣，抱着阿哥的灵牌”的情景，使带好得知“哥你捐躯为抗战”。一系列痛彻心扉的深情告白后，她毅然决定沿袭三水风俗，“盲婚成亲领养子，传家香火待继延”。于是舞台上又一次呈现了婚礼场面，并以幻景式的处理方式，表达了带好对阿哥的崇敬、感佩和痴情，形成了剧作令人震撼的高潮性段落。曾小敏的表演更是倾情投入，有着催人泪下、发人深思的艺术感染力。

这一篇章中，惠姐的形象及结局亦得到了充分展现。惠姐的工头身份决定了她有不容情、行事果断的一面，同时她也有中华女性包容忍让、善良厚道的一面。特别是当惠姐和姐妹们在躲避日机炸弹不幸受伤、生命将尽之时，她清醒地制止了带好背其送医的想法。当发现自己中弹之地竟是“红头巾”的乱葬岗碧山亭时，她更是坦然地要求，“可将姐埋坟于一旦”，将“这红头巾，挂在老树枝头，招我魂魄回还”。这一情节设置以巨大的悲剧性、宿命感，反映出以惠姐为代表的“红头巾”深重的苦难与其豁达的心性和无边的深情。

此时“捱”字歌又再次响起。“捱”是该剧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字。“捱”是“红头巾”的生存哲学、生命体验和力量之源；“捱”中有她们的希望，也有她们的失望；“捱”中藏着她们的欢笑，也藏着她们的血泪；她们在“捱”中生，也可能在“捱”中死。“捱”既是这部戏的外在躯壳，又是其内在灵魂，它引领观众由此不断思索、领悟其背后的历史和所揭示的人生真谛。

“还乡”似乎是分量相对较轻的一个篇章。剧中以报童吆喝“睇报了”的方式来交代战争的结束、华人华侨的贡献、“红头巾”的功绩。“新加坡第一高楼亚洲保险大厦今日开建，‘红头巾’将工程承接，建成将会成为整个亚洲制高点。”这难道不是给三水女人树起的更高大的纪念碑吗？此时，带好代替惠姐的又一次点名意味深长。一声声应答都来自普普通通的女性。她们继续吟唱着“担啊捱啊”“一片艳阳染红巾，捱得沧海变桑田”，在首尾呼应的尾声中，戏曲让观众长久地停留在其所传达的历史余响中。

也许多年后，当我们对这部剧的情节记忆逐渐模糊，“红头巾”的审美意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人物形象，还会深深地刻印在我们的脑海中。该剧把题材放在当代的、人类的大视野下来观察与思考，以一种超越性的叙事姿态与粤剧艺术的独特表现方式，真实地表现了三水女人们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顽强拼搏精神，展现出女性柔弱躯体中蕴藏着的磅礴力量和民族风骨。借此，剧作也对岭南地域文化精神进行了一次直观生动、淋漓尽致的艺术再现和全新阐释，通过戏曲艺术对之进行了用心用功的打量、深耕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