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两三年，“父亲”常以不同脸孔出现在我的小说中，有时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失踪者，他的缺席给家庭带来了某种难言的耻辱与苦寒。多年来“我”沿着梦与河流寻觅父亲但毫无踪影。父亲像一股气味，在在与不在之间飘忽摇摆。而《鸟投林》中“父亲”则是一个实存：有血有肉，有色有声。这个“父亲”不仅存在于我的小说中，也存在于众人的生活里。他是社会之林中的一只鸟，好和坏我不评价但有一点需要明晰，他是我的“父亲”，但同时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人的父亲：固执，蛮横、自信、一根筋。倘若仅仅只是这些还好，可怕的是他拥有某种职务，在厂里他是“后勤部主任”在家里他是父亲又有绝对的领导权：说一不二耀武扬威。无论在单位面对下属，还是在家庭面对妻儿，他永远都是那个发号命令，吆五喝六，让人感到恐惧并臣服的人。可是某天，他退休了，而他浑然不觉他对下属的管控权也顷刻间丧失，以为自己还是后勤部主任，以为自己的话还重达千斤，于是在公园指挥别人跳广场舞，指导一群老头下象棋，并在修理铺大骂小学徒，结果无一例外，这些事的结局都令他感到极度的震惊，沮丧和挫败。他的精神也在接连的重创中走向更加狂躁和抑郁的泥沼。然而，即便在精神屡遭重创后，从不具备自我反思和纠错能力的父亲，成了家庭中的一个“烫手山芋”，他拒绝承认他有病，拒绝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整天足不出户，发起疯来就砸东西或在黑暗的房间里臆想过去，而他臆想的过去和现实相差万里。

父亲拒绝承认自己有病，坚决不肯入院治疗，这个“家”在他的手中一点点走向破碎之际，母亲含泪唤我回来，希冀我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父亲，我除了感到他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之外毫无办法。我和母亲都知道，当务之急是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这个家。但父亲死活不肯去。最终，我灵机一动想到父亲多年来最喜欢管理和控制别人，精神出问题也源于自己退休了没有职务了管理和控制不住别人的缘故，于是我和精神病院院长私下商议让他们以聘请父亲当名誉副院长的形式把他骗到精神病院去。收到假聘书的那天父亲得意洋洋，欣然接受，感叹说自己的事业又迎来了第二春。而令我和院长大为震惊的是，父亲到了精神病院后，真把自己当精神病院名誉副院长了，整天给患者开会，废寝忘食地管理着一帮精神病，结果，在父亲苛刻到近乎变态的管理下，倒把病人们收拾的服服帖帖，乃至精神病院院长都感叹道：也只有是一帮精神病，才能忍受你父亲那近乎变态的管理和控制。

最终，父亲全身心沉溺于在精神病院对患者极端的管理中而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从世俗的“家”中彻底脱离。

倘若父亲是一只鸟，而精神病院则是他最好的林子。

这让我想到读初中那会儿，学校的王师傅，五十多岁，跟校长沾亲带故，负责管理热水房。王师傅见了学校老师领导都客客气气，唯独面对前来打水的学生时总是骂骂咧咧。排队不整齐啦，接水的时候快了慢了，他都要骂，但凡某个学生顶一句嘴，他就暴怒着要把所有正在打热水和排队的人都赶出去，锁上门，理由是：大家打热水时打打闹闹，不注意安全，为了你们的安全，所以老子才锁上那扇门……

一来二去，为了打到热水，再也没有人敢顶撞王师傅，甚至我们开始讨厌或怒视那些在打水过程中对王师傅的骂声颇有微词的同学。没有办法啊，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况且，我们真的需要热水，而我们是否能打到热水，则要取决于王师傅的心情：他手里有一把小而黑的钥匙，随时可以关上热水房的大门。

从某种角度来讲，王师傅和我小说中的“父亲”是同一类人，或同一个人，就是他们依凭自己是厂里的“后勤部主任”、“精神病院名誉副院长”，手中都握着一把有形或无形的小小的，黝黑的钥匙，随时都可以关闭我们取水的大门，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