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性”与“历史化”两种研究范式之争此起彼伏。整体而言，“文学性”范式在1980、90年代迅猛崛起，而“历史化”范式在21世纪以降后来居上。本文剖析了两种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路径与成就，并评析了各自的利弊得失。在当前学界提出重建“文学性”研究范式的形势下，本文认为重建“文学性”范式需要正确处理“文学性”与“历史化”的辩证关系，应当在“历史化”的基础上重建“文学性”。我们需要的不再是英美新批评意义上相对封闭的文本细读内循环体系即“纯文学性”阅读体系，我们期待的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开放式的“杂文学性”或“大文学性”阅读体系，它必须在面对新时代文学创作实践时具有高效的解释力，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具有多元审美包容性，以期最终形成一种中国学派意义上的“文学性”研究范式。

关键词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历史化；文学性；重建

蓦然回首，21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似乎又到了范式转型的时候。是继续坚守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范式，还是选择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范式，这在近年来已经成了一个困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性难题。毋庸讳言，近来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特别是“史料化”趋势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之声，指责“历史化”（“史料化”）导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日渐丧失了与时代和现实的对话能力、日渐失去了文学研究的“文学性”本位，此类声音在各种学术场合可谓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大家开始无比怀念曾经在1980、90年代蔚然成风的“文学性”本位研究范式，认为只有找回失去的“文学性”才能拯救当前日益枯燥的“历史化”，让文学研究再次回到文学自身中来。这一切仿佛似曾相识“燕”归来，而“文学性”就是那只归来的燕子。只不过上一次倡导“文学性”的历史参照系是1950-1970年代文学的政治化研究范式，从而迎来了1980、90年代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范式的高扬，而这一次重建“文学性”研究范式则是为了反拨21世纪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高度“历史化”趋势，其意在于开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与新格局。然而正如西人所言，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文学性”这只归来的燕子这次还能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于既有的学术泥淖之中吗？也许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思路，走出将“历史化”与“文学性”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继而在综合或融合中寻觅新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的可能性。

一

当前重建“文学性”研究范式的提出，无疑与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范式的盛行有关。所以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范式，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客观公正地估价“历史化”研究范式的历史合法性及其学术流弊。回眸上世纪末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有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引发了争议性反响：一部是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一部是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学界激发的重大反响至今余音不绝。如果说陈著是秉承1980、90年代“文学性”研究范式的产物，重在对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文学性”重读与再评价，展示了“文学性”研究范式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个性化魅力，那么，洪著则在很大程度上开创了21世纪二十多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化”研究范式，旨在回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尤其是回到1950-1970年代文学的历史现场，通过外部文学环境和文学制度所构筑的文学场域来探寻或解析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文学的权力话语形态与意识形态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客观冷静得如同学术外科医生的洪子诚，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以韦勒克所谓的“外部研究”手术刀，将中国当代文学“前30年”的历史构型与话语形态解剖得可谓“体无完肤”。

按照洪子诚作为文学史家的说法，他在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的撰写中虽然“对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选择和处理，表现了编写者的文学史观和无法回避的价值评析尺度”，但其“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以增强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这就充分彰显了洪子诚在世纪转型之交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意图，他尽量回避各种主观外溢性的价值评判，由此与此前广泛流行的政治化研究范式、伦理化研究范式、审美性研究范式区别开来，也与几乎同时出版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区别开来，后者正是以审美性或文学性研究范式为学界瞩目。不仅如此，洪子诚还小心翼翼地坦陈了自己在当代文学史撰写中如何处理“文学性”与“历史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他说“尽管‘文学性’（或‘审美性’）的含义难以确定，但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仍首先应被考虑”，另一方面，他说“本书又不一贯地坚持这种（文学性）尺度”。事实上，正是对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范式的开创，而主要不是对“文学性”研究范式的捍卫，成就了洪著文学史令人称道的学术风格。但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从早年的《1956：百花时代》到近年来的《材料与注释》《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都是如此。一时之间，当代文学界关于重返“十七年文学”或“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的研究著作甚夥，但除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之外，大都偏重于“文学性”的再解读与重评，而未得洪子诚的“历史化”精髓，主要是缺乏“史料化”根基。

在洪子诚的“历史化”研究范式的引导下，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进一步由重返“十七年”和“1950—1970年代”延伸到重返“1980年代”，最近又顺延到重返“1990年代”，由此全面扩张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版图。其中，程光炜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尤其引人注目。在程光炜编的《重返八十年代》一书中，收录了洪子诚、李杨、贺桂梅、旷新年、王尧、吴俊、罗岗、李陀、查建英、杨庆祥、黄平等人的有关文章，集中体现了21世纪文学界试图将“八十年代文学”像此前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一样予以“历史化”的诉求。正如程光炜所言，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主要是为了打破既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中有关“八十年代文学”的“历史逻辑”，试图拆解有关“八十年代文学”所形成的“共识”与“成规”，比如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的线性历史叙述逻辑，比如由文学的“去政治化”所塑造的“纯文学”审美幻象，还有“八十年代文学”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之间的历史“断裂论”，这些都是将“八十年代文学”进行“历史化”研究的“巨大的障碍”。这意味着，所谓对历史的“重返”，其本质在于对历史的重写与重构。无论是洪子诚所说的“放回”历史情境，还是程光炜等人倡导的“重返”历史现场，其意都在于从原始的社会历史文献中挖掘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史真相，即历史的关联性与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历史化”研究范式重写或重构“八十年代文学史”，以此拆解长期以来形成的从“文学性”研究范式对“八十年代文学”所作的历史叙述与“纯文学”谱系建构。这就鲜明地体现出了21世纪以来日渐成形的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范式与1980、90年代所盛行的“文学性”研究范式之间的学术路径分野。实际上，21世纪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是一种“再历史化”行动。这是相对于1980、90年代流行的“文学性”研究范式而言的，因为在“文学性”研究范式的支配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日益走上了“去历史化”轨道，由此制造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纯文学”神话。与此同时，这也是相对于1950-1970年代盛行的“政治化”研究范式而言的，因为“政治化”虽然是“历史化”的重要环节，但政治史毕竟不能代替历史的全部环节与过程。所以，如果说1950-1970年代的“政治化”研究范式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初级阶段，那么，经过1980、90年代的“文学性”研究范式的洗礼之后，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了“历史化”研究范式的成熟时期。

总体来看，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主要在三种路径上取得了显著成就。第一种是“知识社会学”或“知识考古学”路径，主要探究中国当代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文学话语形态与背后的知识范型和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研究路径直接受到德国思想家曼海姆和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启发，两位西方思想家的学术著作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学界持续发挥着重要影响。比如贺桂梅在《“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绪论”中就明确阐明了自己如何借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西方理论建构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模型，旨在剖析198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与中国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重点挖掘各种文学新潮的发生与“新启蒙”知识谱系建构之间的关系。许多中国学者由“权力系谱学”开始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试图挖掘和解剖中国当代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由此涌现了王本朝、张均著的同名《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还有丁帆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第二种是“文学社会学”和文学传播接受路径，主要探讨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生产（作家职业、生存）、传播（出版、发行、流通）、消费（阅读、接受）之间的关系。由法国埃斯卡尔皮的《文学社会学》和匈牙利豪泽尔的《艺术社会学》到德国尧斯、瑙曼的接受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布尔迪厄的艺术场域理论，这些西方理论的引入和融合，有力推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范式的深化。由此催生了黄发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王秀涛的《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机制研究》等宏观研究著作，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重要报刊《文艺报》《人民文学》乃至于地方期刊和小报研究的著作，还有与文学传播接受相关的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著作，尤其是红色文学经典化研究著作。第三种“历史化”研究路径是直接借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尤其是编年史、年谱学、版本学的方法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集中体现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其中，於可训、刘福春、张健、吴俊、张清华等人的中国当代各体文学编年（史）不断涌现，由此打破了当代文学界惯常的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述史模式，让当代文学史叙述耳目一新。还有在现代文学界常见的作家年谱编撰、经典文学作品的版本校勘，也都在21世纪当代文学研究界日渐流行。民间所谓“新乾嘉学派”在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悄然出现，大抵就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回归有关。

必须看到，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范式之所以异军突起，甚至成为一时显学，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发展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国家学科建制分类中隶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二级学科，这在1980年代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或“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文学史新观念与新方法的倡导中进一步得以强化。之所以缺乏学科独立性，主要原因就在于以唐弢、施蛰存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作家和学者反对中国当代文学写史，认为当代文学学科和现实距离太近，不具备客观的历史属性，而能否成史并入史，又是各种人文学科获得独立地位的学术根基。这种贵古贱今的学术观念导致了当代文学学科在全国中文学科等级制中长期处于学术鄙视链的终端。当代文学学科常常不是以文学史的分支学科而存在，而是以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为世人所瞩目。惟其如此，才有了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知耻而后勇”，在21世纪之交开始大力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品格，不断将“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八十年代文学”、甚至“九十年代文学”纳入“历史化”轨道，其意在于不断指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历史学科属性，至少应当获得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相提并论的学科地位。这种重建学科独立性的诉求，当然应该维护，而且也应该承认，经过多年来对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大力推进，有关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质疑声音已经基本消退。但问题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学学科内部的质疑声音，即随着当代文学研究的越来越“历史化”，甚至是越来越走进“史料化”的故纸堆，作为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的当代文学研究属性日趋萎靡，以至于越来越得不到学术界的重视。也就是说，当作为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不断扩张和揄扬之际，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却在悄然失落。越来越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历史化”研究中，而相应地忽视了粗糙而鲜活的当代文学“第一现场”，由此导致了众多当代文学研究者脱离现实、远离时代，固守在学术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终日埋头考据而缺乏学术活力。我们时常指责许多当代作家失去了“深入生活”的热情，热衷于写“不及物”的所谓纯文学作品，实际上在当代文学研究者中，此弊同样存在，甚至更趋严重。

二

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导致的“不及物”问题，不仅仅指研究者普遍脱离或疏离当下中国的文学现场，而且直接指向研究者普遍沉迷于韦勒克所批评的“外部研究”而忽视了文学的“内部研究”，许多当代文学研究者不仅对当前文学作品阅读甚少，而且满足于从社会历史背景出发泛泛而论，逐渐抛弃了曾经在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构的以“文学性”为中心的文本细读传统。正是在这种学术趋势下，《收获》《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文学期刊近来纷纷倡导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范式问题。何为“文学性”？早在20世纪上半叶，以捷克布拉格学派、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流派的理论家纷纷倡导文学研究的“文学性”或“审美性”范式，以此反拨19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界流行的社会历史批评和实证主义批评范式。他们希望文学研究能够回到文学本身，不要被外部的社会历史条件所捆绑，比如不要被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倡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所拘囿，不要被圣伯夫提倡的作家传记批评模式所束缚，当然也包括用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学批评法则，回到文学的审美本位和形式本位，把文学批评拉回纯文学的理想国，传承康德那种超功利的纯文学批评理想。但关于文学性的概念，虽然谈论者众多，但至今依旧语焉不详。多年来国内学界大抵援引捷克理论家雅各布森在《诗学问题》中的著名说法：“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还有就是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埃亨鲍姆在《关于形式主义的方法理论》中所下结论：“文学科学的宗旨，应当是研究文学作品特有的、区别于其它任何作品的特征。”显然，在“文学性”研究范式中，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是一种“文学科学”，更重视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则以其人文性和主观性被排斥在科学之外。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证主义批评到弗洛伊德主义、原型批评等现代心理学批评在内，这些西方人文主义研究模式大都以科学自居，它们与形式主义者倡导的“文学性”研究的分歧在于，究竟谁更“科学”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难有直截了当的答案。它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会有不同的回答。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研究界尤其是当代文学批评界日渐厌倦曾经流行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急切地想摆脱1950-1970年代政治化的文学研究范式，这些曾经被视为科学有效的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逐渐失效，它们在新的文学潮流面前失去了解释能力，于是各种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论被中国学界大量引进，尤其是形式主义文论大受欢迎，以至于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国化“文学性”研究范式，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占据着显著的位置。回望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话语体系革新无疑在整个中文学界举足轻重，堪称中国文学新时期学术话语体系改革的前沿阵地。细究起来，这场文学研究话语体系革新运动的发轫与两本学术舶来品有关：一本是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本是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韦氏《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范式革新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本由刘象愚等人合译的著名文学理论教材被列入“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于198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担任丛书主编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元在中译本前言中明确指出：“由于两位作者坚持文学研究形式主义方法的明确立场，在文学观的某些基本问题上，诸如文学的本源、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自然和我们的理解存在着根本的差别。特别是当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范畴时，作者不唯评价甚低，而且往往作出很武断的错误解释。”由此不难想见这本文学理论教材在国内公开出版后对当时文学理论批评界所产生的巨大理论冲击力。实际上在第一版序中两位作者已经明确宣称，虽然他们“都参加过历史的研究，专攻过‘思想史’，最后一致认识到，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文学的’。”这就鲜明地捍卫了这本文学理论教材的“文学性”立场。果然，自韦氏《文学理论》一出，中国文学研究界顿时掀起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学术热潮，呼吁文学研究应该以“文学性”为中心的声音迅即成为学术主调。诸如《“新批评”文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等西方“文学性”理论选本很快在中国文学研究界传播开来。深受这种“文学性”中心理论范式影响，在1980年代中期以降，发生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整体性代际转换。以南帆、吴亮、陈晓明、张颐武、吴义勤、张清华、施战军、郜元宝、张新颖、洪治纲、谢有顺等为代表的一批先锋文学批评家迅速崛起，不仅与一般意义上的“新时期”社会历史批评家群体区别了开来，更与1950-1970年代的政治化文学批评家划清了界限。

如果说韦氏《文学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性”研究范式建立的理论渊薮，那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家将这种“文学性”研究范式进行具体操练的实践模型。与韦勒克在“二战”时期从欧洲流亡至美国并在“新批评”影响下撰写《文学理论》相似，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是在“二战”后接受美国“新批评”影响而开始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他们不仅有着共同的英美“新批评”理论渊源，而且先后接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资助，这就决定了两本学术名著的学术立场，即试图以欧美形式主义批评范式对抗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范式、尤其是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范式。韦氏《文学理论》写于1944-1948年间，初版于1949年；夏氏《中国现代小说史》主要写于1952-1955年，初版于1961年，两本书在时间上明显有承续性，大抵属于欧美“文学性”研究范式的产物。对于中国标举“文学性”的批评家而言，韦氏《文学理论》是理论缘起，夏氏《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实践雏形，二者在批评范式发生学意义上都不可或缺。倘若从文学批评实践角度而言，夏氏史著之典范性更为突显。作为夏氏直系学术传人，王德威曾坦言：“夏对新批评观点的浸润，可在《小说史》初版序言中得见一斑：‘本书当然无意成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附庸。文学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发掘、品评杰作。如果他仅视文学为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实已放弃了对文学及其他领域的学者的义务。’”所以“夏推崇文学本身的美学质素及修辞精髓。他在《小说史》中不遗余力的批判那些或政治挂帅或耽于滥情的作者，认为他们失去了对文学真谛的鉴别力。在这一尺度下，许多左派作家自然首当其冲，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文学与政治、教化、革命的目的密不可分，甚至可以为其所用。”惟其如此，我们才发现夏氏小说史中对中国现代左翼作家作品多有负面评价，这与长期以来中国内地新文学史著中以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学作为述史红线的做法大相径庭。归根结底，这种述史差异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范式所造成的：站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或政治化批评立场上，中国现代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学必然受到推崇，因其与时代和政治息息相关；而站在“新批评”的“文学性”立场上，具有历史超越性的审美性文本，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师陀等人的名篇杰作无疑更受青睐。正是在这种对抗性的文学研究范式的分化中，1980年代以夏氏小说史的大陆传播为嚆矢，引发了标举“文学性”的“重写文学史”新潮。

所以，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性”研究范式所取得的学术实绩时，首先就会想到“重写文学史”，其中就包括重写当代文学史的学术贡献。众所周知，在1980年代中后期，重写“中国新文学史”的学术冲动由北京、上海两地席卷全国学界。“重写”的标准虽然说法不一，但大抵与“现代性”有关，尤其是与“审美现代性”有关，且基本上把“革命现代性”排除在外，而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二位一体。如陈思和在《重写文学史》专栏开场白中就说：“从新文学史研究来看，它决非仅仅是单纯编年式‘史’的材料罗列，也包含了审美层次上对文学作品的阐发评判，渗入了批评家的主体性。”其中就隐含了凸显“文学性”而疏远“历史化”的学术诉求。事实上在“重写文学史”思潮中，赵树理、柳青、何其芳、丁玲、茅盾等左翼作家及其革命文学作品受到脱离“历史”语境的“文学性”诘难，而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则以文学大师或才子才女的名义被迅速从文学史禁锢中启封，这无疑与夏氏《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性”发掘如出一辙。虽然陈思和构想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至今尚未完成，但从已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来看，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性”遴选无疑是这本教材的显著特色。只不过这种“文学性”标准往往会以“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无名状态”等个性化的术语表现出来，但它们最终都指向了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写作的“文学性”话语。受此影响，学界重写当代文学史的著作一时纷至沓来，如刘志荣的《潜在写作（1949-1976）》、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等，都是著例。其次是先锋文学批评的崛起与流行，这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性”研究范式进一步深化与成熟的学术标志。与“重写文学史”在文学史书写维度践行“文学性”标准不同，先锋文学批评主要在文学批评实践层面为“文学性”标准张目，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形式实验鼓与呼。除了连篇累牍的各种论文不断涌现，先锋文学批评还诞生了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张清华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吴义勤的《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洪治纲的《守望先锋》等学术名著。这些先锋文学批评家往往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文本的艺术形式出发，解析文本内在的叙事策略或话语修辞，带有明显地移植英美新批评、现代语言学、叙事学、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痕迹。虽然因为西方“理论旅行”色彩过重而频遭诟病，但中国先锋文学批评在大力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转向“内部研究”与文本细读上厥功至伟，为建立中国当代“文学性”研究范式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先锋文学批评家往往陷入内心矛盾纠结中，在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与“文学性”两种范式之间挣扎。如张清华一方面相信米歇尔·福柯、海登·怀特等后现代历史学家关于“历史死了”的怀疑主义历史哲学，一方面又认为黑格尔、勃兰兑斯的“整体性的历史想象”依然有效；而陈晓明一方面试图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文学视作具有“历史总体性”的文学表达，一方面又承认自己是在“清理那些总体性被建构的方式和潜在的分裂”，即“倾向于解读/解构总体性”。但也许正是这两种文学研究范式的纠结缠绕，才潜在地形成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批评独特的学术审美魅力。

还有风行一时的“再解读”，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性”研究范式走向深入与成熟的又一标志。“再解读”兴起于1990年代，它是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在重读经典（尤其是红色经典）文本维度上深化出来的一个学术分支，但已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潮流，反过来又对“重写文学史”思潮发挥着重要影响。与最初的“重写文学史”主要从广义上的“文学性”或“审美性”臧否政治化的红色经典作家作品不同，“再解读”所受英美新批评或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更深，在文本细读上更有专业性和操作性。主要著作有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和《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王晓明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等。按照唐小兵的说法，“再解读”旨在“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被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和暴力”，其“出发点与归宿必然是意识形态批判，也是拯救历史复杂多元性、辨认其中乌托邦想象的努力”，这种学术旨趣显然与“重写文学史”别无二致；但“再解读”的学术路径与方法又是最为典型的文本细读法，往往聚焦于红色经典文本的文体、结构、语言、修辞、叙述、意象、版本等审美形式或编码系统，集中剖析文本的形式编码背后所隐藏的话语运作机制和意义生成机制，也就是深入揭示杰姆逊所谓的“形式的意识形态”。这就将欧美形式主义文论的“文学性”研究本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批判”本位结合了起来，从而突破了所谓“新批评”相对封闭的“文学性”范域，但又并未丧失“文学性”本位。在唐小兵的基础上，李杨进一步指出，“再解读”并非拒绝“历史”，而是选择从“文学自身”进入“历史”，不是在“历史”或“政治”环境中讨论“文学”，而是通过“文学”或“文本”破解“历史”或“政治”的隐秘，即研究“文本”中的“历史”，而不是“历史”中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再解读”不是要简单地从“外部研究”退回到“内部研究”，从“历史化”退回到“文学性”，而是要关注“文学”或“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过程。这就明确道出了“再解读”的学术属性，归根结底它还是属于“文学性”研究范式，因为“文学性”是其第一分析要素，“历史”仅止于“文学的想象”，而与我们前面所说的“知识考古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史学”等“历史化”路径存在着根本区别。

三

虽然“文学性”研究范式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在1980、90年代学界里产生过巨大影响，但不可回避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历史化”研究范式日渐成为学界瞩目的学术主潮，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正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于是近年来呼吁重建“文学性”研究范式的声音不断响起。平心而论，21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范式日趋僵化，学术性有余而文学性不足，不仅过去时的文学史研究如此，连进行时的文学批评实践也日渐陷入学术化的沼泽地，失去了文学批评原本应有的活力和灵性。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失去有效性的争论其实近年来一直存在，但往往归咎于现行的学术体制和评价机制，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于新世纪以来日渐流行的“历史化”研究范式，过于“历史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严重挤压了原本应该以“文学性”为中心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但话说回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性”研究范式虽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样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这也是其逐渐失去学术话语主导权的重要原因。比如当我们指责“历史化”研究导致“向后看”倾向，缺乏与时代和现实对话能力时，我们会发现“文学性”研究范式由于常常将审美性和艺术形式问题置于一切之上，从而忽略了文学所反映的时代和现实问题；即使注意到文学或文本所反映的内容问题，也往往集中于超越时代和现实的抽象精神世界，即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形而上精神困境，这样的“文学性”研究范式过于追求精神高蹈而必然跌入不及物的抽象陷阱。所以在不及物的问题上，“文学性”与“历史化”两种研究范式殊途同归。想当初，“文学性”研究范式由于沉迷于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文论概念的操练和各种现代主义哲学命题的演绎而被读者逐渐抛弃时，“历史化”研究范式应运而生。但真正的“历史化”是回到具体历史情境、尊重具体历史事实，而不是在现实和时代面前转过身去。如果“历史化”沦为了我们的具体文学批评实践的绊脚石，那它就陷入了学术的黄昏。而当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实践就是如此，所以学界强烈呼吁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范式，去抵御与时代和现实相脱节的“历史化”研究范式的负面效应。

然而，究竟该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范式？显然，直接回到以前那种“文学性”研究惯性轨道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正确地处理“文学性”重建与“历史化”路径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21世纪以来盛行的“历史化”研究范式是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勃兴的“文学性”研究范式的显性学术反拨，同时也是对1950-1970年代流行的“政治化”（狭义的“历史化”）研究范式的隐性学术回归，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从而形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历史化”范式的高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展望，正在重建的新时代“文学性”研究范式既是对21世纪以来盛行的中国文学“历史化”研究范式的显性学术反拨，同时也是对1980、90年代勃兴而后走向衰歇的“文学性”研究范式的显性学术回归，三者之间同样可以构成一个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乃至于未来可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时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范式。毫无疑问，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范式中吸纳或隐含了此前“文学性”研究范式的积极因素，同理，新时代要重建的“文学性”研究范式中也不能缺少此前“历史化”研究范式中的合理内核。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倡导的扬弃立场。所以当我们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研究范式时，必须是在“历史化”的基础上重建“文学性”，毋宁说我们重建的是一种“后文学性”，它不同于英美新批评意义上相对封闭的文本细读内循环体系，那是一种“纯文学性”阅读体系，而我们期待的是一种“杂文学性”或“大文学性”的阅读体系，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或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精神的文体开放式的文学阅读体系，它是对既有的“纯文学性”阅读体系的超越或拆解，所以隐含了一种解构之后再重构的“后文学性”观念与法则。之所以做出这种推断，是因为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已经越来越走向“跨学科”研究，我们不可能固步自封于“纯文学”审美幻象中，拒其他人文社科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于千里之外；与此同时，还因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也越来越体现出“杂文学”或“大文学”趋势，近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文学文体分类体系正在解体，中国传统意义上拆解了纪实与虚构之艺术界限的文章学传统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种跨文体写作或文体互渗现象在当下中国作家笔下层出不穷，这就倒逼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必须跨越“纯文学性”雷池。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创建出一种具有中国学派性质的“文学性”研究范式，即“杂文学性”或“大文学性”的研究范式。

大致而言，在新时代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范式有三条路径值得注意：首先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领域，我们当然要捍卫“文学性”立场，不能将“文学性”薄弱的名家名作置放在其不应有的文学史位置上，而应秉持文学史家的“文学性”眼光予以审美评价，从而让中国当代文学史真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而不是失去了“文学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要知道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有史而无文学的著作并不少见。当然，“文学性”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单一的本质化概念，而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代的文学形态都有其特有的“文学性”。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就只有政治性而没有文学性，从而在“纯文学性”意义上淡化、忽视 红色经典的文学史位置。同理，我们也不能以“纯文学性”的名义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梁晓声的《人世间》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佳作从文学史中放逐或排斥，而一味地巩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倾向的“先锋文学”的历史地位。我们必须在多元审美立场上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将美学的标准与历史的标准结合起来。其次是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我们必须利用“文学性”的挑剔眼光审视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将那些粗制滥造之作或鱼目混珠之作剔除出去，正所谓激浊扬清、褒优贬劣，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如此则不至于让文学批评沦为丧失了文学性的批评。当然我们也要警惕“纯文学性”批评尺度的滥用，不能将那些带有鲜活而粗糙的生活质感的“现实主义”文学轻易以其落伍或不纯而遭摒弃，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也要有容纳广袤现实生活和历史文化的胸襟和勇气，不能以狭隘的“纯文学性”眼光而误判了正在新时代语境中成长的“杂文学”或“大文学”形态。最后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领域，我们需要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不同阶段中总结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性”理论，而不能一味地直接搬运或简单征引西方文艺理论资源，因为曾经的依靠“理论旅行”而标举“文学性”大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性”理论话语必须从现实的中国文学创作中来，它不能脱离具体的中国国情和文情，也不能脱离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否则就会重蹈覆辙，再次退回到一切依靠西方“纯文学性”理论而构筑中国“纯文学”幻象的老路上去。所以新时代“文学性”研究范式的重建，必须张扬中国传统“杂文学”或“大文学”理论特色，由此实现对西方“文学性”话语体系的改造与超越。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