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家庭时代的女性归宿 ——读朱婧的小说
一般来说，家庭小说都是通过家庭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朱婧的小说也是以家庭为主要空间，但她并不是直接承续了现代文学中的家庭小说传统，她不是要通过家庭去看社会，她看重的就是家庭本身。
读朱婧的小说，仿佛看得最多的身影是一位优雅的主妇在洁净温馨的家室里独自徘徊，这个身影大概就是朱婧本人，她对家庭投入了太多的关注，她的小说主要以家庭为空间，我不由得想以家庭小说来命名朱婧的写作。
但我发现，如果以家庭小说来命名，也许会有误导读者的嫌疑。家庭小说是一个很老的词语了，有人就认为明代的《金瓶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长篇的家庭小说。而在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初，家庭小说就很发达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认识到：“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见吴虞：《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载《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1日）他们借助家庭小说展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如鲁迅的不少小说《狂人日记》《伤逝》《祝福》《幸福的家庭》《肥皂》等就是以家庭为批判阵地的。巴金从走上文坛起，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二十多年里，可以说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家庭小说的创作上，通过家庭中各类人物的命运，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表达了作者的人文理想。在家庭小说中，家庭成为映照社会动向的一面最好的镜子。因此一般来说，家庭小说都是通过家庭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朱婧的小说也是以家庭为主要空间，但我并不认为她是直接承继了现代文学中的家庭小说传统，她不是要通过家庭去看社会，她看重的就是家庭本身。因此不要一听朱婧写的是家庭小说，就一定要从小说中看她是如何反映社会问题的。朱婧要反映的问题恰恰就是家庭本身的问题。曾被赞誉为“大自然创造的杰作之一”的家庭，如今显出一种将要坍塌的危机。朱婧对此表现出深深的担忧，尤其令她忧思的是，那些对家庭充满依赖的女性，她们面对家庭的危机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命运？
女人在独立成人后，往往会要走进家庭的殿堂，她们在家庭里最主要的身份便是妻子和母亲。朱婧的担忧就是从妻子和母亲开始的。在《那般良夜》里，朱婧以一个女儿的口吻写到了一个很和谐的家庭和一位很贤惠的母亲。母亲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她照顾着上班的丈夫和上学的女儿，就像钟摆一样地精确。朱婧写了一位特别忠于职守的母亲。有一个细节非常生动地表现了母亲是如何忠于职守的。女儿在储藏室里发现了母亲的大大小小的盒子，有的装着母亲做衣服用剩的边角料，有的装着颜色大小不同的纽扣，有的装着长短不一织法不同的蕾丝花边，“它们是母亲的宝藏，那般平凡无奇的，那些隐秘的可怜的细小的快乐是她在家庭生活里几乎能拥有的唯一光亮。她用它们做了衣衫，她用它们做了窗帘，做了电视和冰箱的盖布，这是她想象的家，这是她创造的家。”的确，往往一个完美的家主要是靠母亲精心搭建起来的。但朱婧在这篇小说里并非要为母亲再写一首颂歌，她在写到母亲的默默辛劳后，突然告诉人们，就是这位热衷于创造自己所想象的家的母亲，有一天不辞而别失踪了，她的失踪毫无预示，未知缘由，而父亲竟然无动于衷，他觉得过一段时间她终究会回来的。母亲失踪了几个月后确实回来了，回来后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为大家准备好了晚饭，一切照旧！朱婧的可贵之处是她不在小说中下结论，她是一个严肃的追问者，她将她所发现的疑问呈现出来。朱婧由此发问：“母亲是一个家庭的什么呢？”女儿在母亲失踪后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她找不到答案，她只知道：“一个女性对家庭的奉献应该是沉默的、完全的，所有的家庭都一样，千百年来都一样。男性需要更大的世界，女性的世界在这个家庭之中。只是好的妻子就像空气，无处不在却感觉不到存在，好的母亲，大概也是如此。”小说呈现了一位母亲为家庭的精心，她却把自己的内心封闭了起来。难道这就是母亲在家庭中的必然归宿？
《危险的妻子》则是朱婧在追问妻子“是一个家庭的什么”。小说中的“我”和昆是一对非常稳定和正常的夫妻，他们读大学时在图书馆相识，毕业后“顺其自然地建立家庭”。“我”也很享受家庭的生活。朱婧善于运用最日常化的细节来说话，比如写到“我”对家庭生活既讲究又懂得品尝，便有这样的细节：“裙摆间或碰到小腿触感温存，77%丝绸加23%的棉质的配比可着人心。”朱婧也详细描写到丈夫回家后一起生活的场景，丈夫在沙发上有固定的位置，妻子哄小孩睡觉，然后来陪丈夫看电视，这些虽然已经成为了一种程式化的家常和默默的温馨，但“我”似乎对这样的家庭生活十分满足。小说同时还写到另一对夫妻，“我”的闺蜜梨花与她的丈夫肖。梨花是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类型的妻子，她怀疑丈夫不忠，以各种方式跟踪丈夫出轨的行迹。但她并不在乎丈夫的不忠，而是更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生活。朱婧非常巧妙地将两个不同类型的妻子放在一起来讲述，然后她摆出一个“危险的妻子”的题目让我们去揣摩，她们两人到底谁是危险的妻子？我想朱婧是不会将梨花视为危险的妻子的，只有梨花的丈夫会从妻子那里感受到危险，但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不好好去爱，他还有资格说妻子危险吗？其实朱婧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妻子放在一起讲述，就是要读者在比较中深思一个问题：像“我”这样的妻子固然很适合家庭，但“我”是在完全切断与外界的情景下去经营家庭的幸福的，如果“我”发现外界的复杂还能平静地处理家庭事宜吗？梨花为“我”提供了参照系，所以当“我”再一次听到梨花说她查到丈夫出轨的又一条证据时，“我”吃蛋糕的姿势都发生了变化，“我下定决心把勺子挖得果断一点，将满满一勺子的抹茶千层送到嘴中，柔和滑腻，甘苦并济。”显然“我”是下定了决心不能再简单地对待家庭了——这是一个觉悟了的妻子，觉悟了的妻子就是危险的妻子！这就是朱婧对妻子的追问。“我”看上去是一个很合格的妻子，这种合格就在于妻子只能存在于家庭内部，当丈夫外出工作时，她只能等待丈夫的回来，“我”默认了这种区别，“他从通勤开始就进入另一种生活，回来的时间才是属于我们的。”“我好像在一场角力里，和通勤时间争夺我的丈夫”。可是谁能保证丈夫在家庭以外的时间里都是忠实于家庭的呢？
朱婧对于家庭中妻子与母亲的忧思，正是一个时代的征兆。上个世纪的女性解放就是从走出家庭开始的。有的女性主义者干脆把家庭视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她们要进行一场家庭革命，强势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要摧毁家庭。但女性主义发现走出家庭并不能带来女性的彻底解放，她们又提出了“回归家庭”的主张。当然，回归家庭并不是回到传统的家庭。也许得益于女性主义的努力，现代家庭无论从形式还是内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后家庭时代”。后家庭时代的家庭不同于传统家庭，它更多的是一种选择性亲密关系，家庭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呈现出独立与对等的特征。朱婧的家庭小说就带有明显的“后家庭时代”的特征，小说多半都是在围绕着一个主题在叙述，这个主题即：后家庭时代的女性归宿。朱婧不是一名强势的女性主义者，她不认为女性离开了家庭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但是她发现了家庭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带给女性的伤害最大，她的小说总有一种抹不去的忧思，这种忧思也许是一名女性作家的天然反应。《那般良夜》和《危险的妻子》可以说是两篇有思想定位的作品，大致上表达了她对妻子和母亲这两种女性身份的基本看法，从这一看法出发，她陆续写了一些妻子或母亲的故事。她也期待跳出家庭的樊篱去重新认识家庭中的女性。《光进来的地方》就是通过一个男人的眼光来重新认识妻子的价值的。这个男人的妻子在结婚六年后遭遇车祸去世，从此也没有再娶，他一再地寻问妻子的意义。他本是一个不太愿意结婚的男人，但妻子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婚后他又很少与妻子在一起，直到妻子去世，他才感觉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太短暂，他多么希望能与妻子哪怕通过一次心醉神迷的身体交流或者一次撕裂灵魂的争吵来达到彼此的坦白，他发现，这么些年来他们只是“活在作为夫妻的概念和身份里”。他越来越觉得妻子的到来，是给他的人生打开了一道缝隙，妻子是从缝隙里投入的一束光，可是他直到多年以后才理解到这一点。朱婧也许是要提醒所有的男人，不要忽略了妻子这一束光。《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同样也是以一个男人的口吻在叙述的。男人的妻子从婚后就开始做全职太太，“她给了我舒适美丽的家”，“每日回家，开门迎接我的永远是馨香轻盈、游刃有余的太太”，他以为妻子乐意做一个贤良妻子的角色，直到有次在储藏室发现大量提供给超市的物件后，他才知道，妻子在家独处时是“在无意义地消耗时间”，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男人虽然发现了自己根本不了解妻子内心世界，而他本人却瞒着妻子在外面先后找了几个情人。让我惊异的是，朱婧为小说取了一个如此恐怖的题目，也许她是要以此让所有满足于“在婚姻里造像”的妻子们惊醒。
朱婧的忧思中是带着疑惑的，她看到了家庭的问题，但她不想彻底摧毁家庭，她疑惑的是，怎样才能让家庭更加完美，让家庭真正成为女人们的归宿。当她在一篇小说里写到家庭的问题被暴露时，用了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像风吹过了的瓷裂，生活展露的细小破绽，打破了完美，却是真实的留痕。”朱婧的确就像是呵护着一件精美瓷器般地书写着今天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