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写给同行读的小说
在美国认真住下来一年半了。这段日子什么也没写，尽管脑子里装了不少点子，但每一个点子都还青涩，始终没到瓜熟蒂落的时候。真没想到后来终于动笔，第一个作品写的竟然是之前想都没想过的一个题材和“故事”。
之所以给故事加引号，是因为在这小说里，故事作为小说的一个层面（而非其脊椎），显然很薄弱，而且它完全是隐性的，即使把小说读通了也很难说得清这小说写了个什么故事。但我很清楚，要是能把它读通，想必也就不是只追求看个故事的读者了。我对中国大陆的文学读者一向所知太少，可我想象《收获》的读者水平不俗，他们的“阅历”比一般人丰富，对文学有开阔的认知和更高的要求，对不同的形式和各种尝试也会更包容一些。我甚至想象这些读者当中有人也写小说，是我的同行。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本来就是我一心托大，想要写给同行们读的一个小说。把它交给编辑前，我先声明这小说既是虚构的，却有许多非虚构的部分；它还包含书信体，又有点像书评，后来编辑还发现了这小说用了可畏的第二人称叙述，无疑使得它更晦涩了几分。
这么说我其实就是在向同行炫技了。我很难辩说“不是”，至少在写这创作谈的时候，连我也觉得这些文字难掩挑衅意味，根本是写来讨打的吧。但我心里明白，要是最终只看出来我藉这小说炫耀技巧，那样的写作同行根本不值得我在意。
写小说有许多年月了，也许因为身在此山中，我向来不怎么喜欢把“作家”写进小说里，只因无法自外于江湖，怕会引人遐思，又担心有同行会对号入座，徒生是非。但这一回，在美国住下来一年多以后，我却认认真真地写一个关于小说作者，或者也关于小说本身的一个小说。多年以前我尝试过在小说（长篇《告别的年代》和短篇《未完．待续》）里煞有介事地谈论一些纯粹杜撰的作品，如今回想多少觉得那都是些虚招。尔今终归是有了点年资，便也攒了些底气，觉得不妨硬桥硬马，实打实地在小说里谈论一部真实存在的小说。
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2000年得普利策奖时年方33，是史上最年轻的普利策奖得主。我在小说里谈论的《第三和最后一块大陆》就收在她当年得奖的那一部小说集《疾病解说者》中，在西方颇为人知，我想当然耳地认为《收获》的读者一定不会感到陌生。至少，要在网上把文本找出来是一点也不难的。裘帕来自移民家庭，擅长处理印度移民到美国的题材，而且佳作不断，广受肯定，想必她的作品对其他国族的移民书写启发良多。
由于在海外安家，如今我在美国似乎也算半个移民了，便也开始对移民文学生起思考，关注起别的华文作家移居海外后的作品。身居英语的国度而以华文写作，这情况本就有点吊诡，甚至还有点尴尬 。写作者能写什么？该写什么？写给谁看？要怎么写？这些问题都与海华作家自身的定位与认同有关。除非写作只为自娱，“作家”也只是参加某些特定联谊会或俱乐部必须别上的名号，否则所有以写作为志业的移民作家，都不该回避对这些问题的探究。而我以为，这些思考必然会让作者更强烈地意识到读者的存在或不存在，同时也很难不察觉自己与故乡（目标读者？）之间彼此渐行渐远──在你离开故乡时，故乡也在离开你了。
我大概也隐约有着相同的危机感，也因为因缘际会，在微信上结交了好些移民海外的华文作家，而一个马华作者，即便在这样的群体中也依然格格不入，是个插不上话的边缘人。而我为了要“知根知底”，过去三几年便悄悄读了不少移民写作者的作品。其间发现了疑是抄袭的现象，裘帕与伊莉萨白·斯特劳特等美国女作家用英语书写的杰作，成了结在墙外的累累硕果，垂涎者随手摘得，掐头去尾，用中文稍微腌制一下，就成了自家作品，也能在各大刊物上堂皇发表。
这事，虽令我困惑和气愤，却也大受启发，几乎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把它视作我写作生涯中第一个“移民文学”作品，而因为小说大量“借鉴”了他人的作品──没有她们的作品，世上便不会有我的这个短篇──趁着编辑让我写一篇创作谈，正好藉此机会向裘帕致敬，感谢她写出了《第三和最后一块大陆》，尽管我真正的缪斯是那一位乐此不疲的抄袭者。
最后，也该感谢已故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吧，毕竟我借用了他的一个小说名字。
202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