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7月，我读到了苗族作家韦晓明的中篇小说《春雷》，这部作品凸显了一名少数民族作家质朴的现实情怀和浓烈的时代使命感。后来，我又读了他的《底流》《当归》《空谷之上》等中篇小说，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民族性和时代感。

国家的战略举措，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构成韦晓明小说叙事的重要背景。《春雷》中主人公韩巍到云雾村担任第一书记，缘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底流》中的韩远方、陈凌等人聚首于异国他乡，得助于国家有关海外留学的各项政策；国家实施教育强国和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生成了《当归》里“我”与郦滨、郦婷的交集；国家全面推进强力反腐，才能让盲目地执着于投机取巧的董福光在“空谷之上”走投无路。

韦晓明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真挚的家国情怀。韩巍、韩远方、汪文琮、贾威松等人强烈的使命感，何建方、贾奉途、宋雨时、郦滨、贾老沙、董玉斌等人坚定的责任心，在与贾正财、马建平、陈凌、廖校长、董福光等人的反向对比中，凸显出主要人物群像作为国家主人翁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高度。而且，这种融于血液里的国家意识，已经成为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由显形直至丰满的艺术支撑，展现出真实而强大的情感力量。

不论落笔到哪一种具体的题材，“临州”和“融州”都是韦晓明小说里出现最多的两个地名。韦晓明把自己的艺术视野聚焦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具体地说，韦晓明是在情有独钟地表现家乡，始终如一地书写民族生活。他在小说里沿用家乡古称“融州”，让大苗山故里的父老乡亲，通过这个地域，成为小说文本里生机勃勃的人物形象。《底流》尽管写的是比利时留学生活，韩远方、陈凌、潘灵艳也仍然与融州有着筋筋脉脉的牵连。

韦晓明在肯定既有民族传统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突出和强调发展之变。一是地物风貌之变，如《春雷》里韩巍改造云雾山冲槽口，补种多种经济林，着力发展乡村旅游业。二是人的观念之变，这是韦晓明落笔的重点。在《春雷》《空谷之上》中，改造杂树林、修建水电站作为进行时或将来时的行为，引发的却是纠结复杂的利益冲突，甚至成为小说叙事的前置性理由。而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韦晓明写出了苗族父老乡亲与时俱进的观念之变。即使在《底流》《当归》里，或因视野的拓宽延展，或因生存的砥砺磨炼，或因利益的冲击碰撞，众多人物都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发生观念的改变。

在展现出苗族百姓观念变化的同时，作家也展现了苗族文化精神不变的一面。小说文本中，“大苗山”“贝江”“融江”等地理存在是实有的，而此间活动着的各类人物则是虚构的。在实与虚相融互渗的叙事过程里，小说呈示出灿烂的苗族传统文化风貌，体现在人物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通过叙事语言和人物言行传递出来，构成韦晓明小说摇曳生姿又独具魅力的文本特征。

从国家发展到民族进步，从家国情怀到变化中的民族风貌，韦晓明由远及近、由抽象到具体地聚焦于小说的第三个层次——写出特定的人。语言的个性化是韦晓明小说人物的共通属性，性格的多姿和别致是他笔下人物的内在质地。韦晓明生动地写出了人物的言谈举止，生成每个人物的特殊样貌，由此可以让读者进入人物内心，把握性格的内在肌理，感受到人物的思想情感。如《底流》中韩远方的理性、稳健、厚重，陈凌的孤傲、机巧、浮躁，宋雨时的强势、果断、机敏……都十分准确地得到了表现。

韦晓明的作品写出了变化中的人。总体上来看，韦晓明小说文本呈现了三类人物。第一类是正向的“底流”式人物，如《春雷》的韩巍、贾奉途，《底流》的韩远方，《当归》的“我”（汪文琮），《空谷之上》的贾老沙等。第二类是成长中的青年一代，如何建方（《春雷》）、郦滨（《当归》）、董玉斌（《空谷之上》）等。第一类人物的变化，是在生活磨炼中进一步成熟和强大。第二类人物的变化，是他们从故事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的成长和担当。而第三类人物的变化，是“中间人物”在第一类人物的引领下，由落后、消极、庸碌、守旧转向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正途。在这方面，《春雷》中的杨子林可谓典型。如是，以朴素自然的叙事语调，韦晓明艺术地描绘出人的个体变化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互为依存、和谐相融的现实状态。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韦晓明在致力于雕琢少数民族人物群像的同时，也注重紧扣着时代的节拍。他一直在以文学的方式关注和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回答生活的现实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