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与《热雪》
王松是一位可以为读者不断带来陌生感的小说家。他以大“排气量”的高产写作为人称道，而更具影响力的，还是其坚持不懈的叙事探索精神。王松从来不曾固守于一种叙事模式，领域不见重叠，手法也不会重复。上世纪末《红汞》《红风筝》《红莓花儿开》等“红”字系列中篇是如此，本世纪初《双驴记》等后知青系列小说是如此，获鲁奖的《红骆驼》等亦如此，近几年连续面世的4部长篇小说《爷的荣誉》《烟火》《暖夏》《热雪》更是令人加深了这种印象。而且，王松的种种“变化多端”，还不是那种“打一枪换个地方”，刻意制造亮点，而总是用一个不短的时段，潜心于某个题材领域，有系列作品随之跟进，精耕细作，写深写透。因此，只有把他的这些不同侧面组合起来，才能拼出一个完整的王松写作“图像”。
表面看来，《热雪》小说的题目似乎有某种悖论性质。雪与热互不相容，本是常识，却被王松赋予了某种隐喻。北方乡村的季节经验告诉人们，雪越大，“被子”越暖和，麦子长得越青绿，越饱满，越是好兆头。可见，把大雪形容为热乎乎的“被子”，不是一般的修辞手法，而是隐喻，更是富于深意的转喻。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围绕土地流转和承包所展开的北方乡村故事。土地的重要性，对于从农耕社会走出来的一代代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农民活在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由此产生“差序格局”，这也是旧中国的乡土特色。随着人口增加，土地供不应求，便发生了人口的迁徙流动，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纪初期人口大量迁移的“闯关东”现象，这类史实随着年代递进不断积累，原有的熟人社会逐渐褪色，而演化为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对于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故土难离是常情，流落他乡是无奈。由于本世纪城市化进程的提速，无数中国人加快了离乡的脚步，进入了“他乡时代”。家乡是一直没有离开的地方，即使你暂时离开，家人还在那里切终归还要回来，家乡就仍是家乡。而家乡一旦离开，不再归回，就成为日益遥远的故乡。故乡属于模糊的过去时，令人怀念、忧伤，甚至爱恨交加，家乡则是当下的，鲜活的，单纯的，亲近的，如果家乡有发展，收入有提高，生活有保障，一般人还是愿意在家乡生活。
乡村振兴总是发生在家乡的故事，所以只有留住人，特别是留住“能人”，才谈得上乡村振兴。赵家坳出能人，比如十三幺、赵老柱、幺蛾子、肖天行以及肖圆圆、程弓等中青年一辈，脑筋活，“眼珠一转一个主意”，把赵家坳整得“风生水起”。乡村振兴靠自身动力，也要吸引外乡人一起参与，比如曹广林、宋佳等人，都是活跃赵家坳经济发展的骨干分子。《热雪》与《暖夏》一样，没有正面或反派人物，不以政治倾向、价值观为界限，人物不具太多的破坏力和伤害性，甚至连大的刑事犯罪案件都很少见。区别只是新旧之分，偏向于大胆或懦弱，进取或保守。他们个个是人精，“心眼透亮”，却又非心机歹毒，深不可测，有些小小的狡猾，但不是狡诈，而带有中国农民和小农经济的乡土特色，总体可称之为善良，耿直，性情，可爱。
无论如何，乡村能否留住能人，还要取决于其经济发展前景如何，这是一个互为因果，彼此关联的问题。如此种种构成了许多不确定性，也正是不确定性才带来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性。事实上，当今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很复杂，这也给《热雪》提供了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丰富内容。时下，土地在他们手里，有点儿像鸡肋的感觉，闲置着是废物，甚至是负担，一旦成为商机，有可能收获巨大利益，又会变成无价之宝。王松早年有过知青插队的经历，多年后又在曾经插队的地方政府挂职，对乡村历史经纬的今昔演变非常熟悉。《热雪》精妙地把握住中国小农经济传统下的农民的种种矛盾心态，通过多种人物关系纠葛与鲜活的细节描写，表达了对时代变迁中农民的经济观、利益观的尊重和理解。他深知土地的命运与农村走向现代化息息相关，在小说中通过这些能人围绕土地流转的各种计算、运作和博弈的展示，打开了错综复杂的乡村背景和丰富多彩的人性世界，这一切相互映照，彼此勾连，将读者置身于引人入胜的叙述现场。读者也由此感受到，乡村中的新型人际关系，如何激活了传统农业模式的“熟人社会”，也给我们一种启示，小说的历史感未必只有用重大历史事件来表达，把社会生活的当代性和自然态写出来，就具有见证历史的价值。
驾驭长篇小说，有些作家潜意识里总有欲罢不能的史诗情结，热衷于大制作，大气象，王松在《热雪》的写作中，显然没有这类考虑。小说没有刻意凸显深重的历史忧患，痛苦的人性挣扎，不做历史定位和政治标签，而是深入宏大叙事边缘的潜流状生活形态，记录乡村振兴，展示民间烟火，发掘小说美学的愉悦性，尽可能多地提供弥漫在生活故事中的趣味性。孙犁晚年书写过“大道低回，大味必淡”的条幅赠给好友，很有寓意，这句话出自《汉书·杨雄传》，强调的是一种去掉妆容、境界天成的修为。以往读者所熟悉的王松小说，常常表现为一种“重口味”叙事，也可称“强叙述”，属于颇具刺激感和震撼性的传奇书写，下笔狠，着墨浓，且时有“命案”发生，我曾在一篇评论中将其命名为“刀锋叙事”。这两年，自《暖夏》到《热血》这种“重口味”叙事已是面目全非，小说被注入了许多中国戏曲或曲艺的民俗元素，从麻辣刺激到云淡风轻，真正进入了返璞归真、大味必淡的境界。王松的小说文本不见任何雕琢痕迹，似乎都是些寻常的“规定动作”，语言近乎白描，却无不显示其深厚的叙事内功，这需要强大的自信、厚重的经验和娴熟的技巧做支撑。化浓重为平淡，化复杂为单纯，化技巧为无痕，显而易见，那些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规定动作”，永远比刻意“炫技”更有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