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隐去《烟霞里》的书名、作者、文类等方面的信息，单就形式与内容而言，我们有可能会把它视为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实际上，它是一部长篇小说，出自作家魏微之手。这是让人吃惊的。它不太像是魏微这代作家的作品，也不太像是魏微的手笔。

读《烟霞里》，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一个名叫田庄的人物。《烟霞里》的结构独特，有前序和终章。这两部分内容，都托名于《田庄志》编委会，从中可以得知，田庄是一个生于1970年的青年学者，2011年于广州辞世。她生前写了一些书，得过一些荣誉，却谈不上声名显赫。这两部分内容还交待了这本书的写作缘起——为了纪念早逝的田庄。这是田庄几个好友的一次集体写作，由小说家魏微为全书统稿、润色。在前序与终章之间，则有五卷内容，每一卷的标题都涉及田庄生活过的地方和她在那些地方生活的时间。每一卷的每一小节，又分别有小标题，以编年的形式记载田庄从生到死所走过的历程。

就外在的形式而言，《烟霞里》是一部编年史，是田庄这个人的编年史。而如果仔细阅读这部长达五十多万字的书，我们就会发现，小说虽然有历史著作的外壳，但这不过是假面。它实则是一部有意在小说与历史、文学与史学之间进行对话的小说。上述种种，不过是这部小说独有的叙事形式和契约。

说《烟霞里》是一部小说，是因为它有小说特有的绵密肌理，有小说才有的丰沛细节，有小说所特有的对人之内宇宙的想象与展现。这部小说的历史因素当然是明显的。这既体现在“一个人的编年史”这一结构形式，也体现在这部小说涉及很多当代的重要事件，尤其是当代中国的重要事件。《烟霞里》的主体部分，是田庄这个人的编年史。在编年史的外表下，又不只是写田庄这一个人，而是也写她的家人、同事、朋友，等等。除了田庄，她的父亲田家明、母亲孙月华、爷爷田英俊、弟弟田地、妹妹田禾等人物的面容也是清晰的。我们在小说中能辨识他们的性格，也能够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烟霞里》也写田庄所置身其中的时间和空间，写1970年到2011年间中国、有时候也包括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正如前序中所写的，“我们试图复原一个普通人的几十年，琐屑的、斑斓的，时而寂静，时而嘈杂；她的来龙去脉；她在人际关系里，也在时代关系里，她作为女儿、孙女、外孙女；她作为姐姐，作为同学、同事；她作为妻子、母亲、儿媳；是的，一场大戏。帷幕徐徐拉开时，背景板波澜壮阔，时代的光照亮了每一个人，没有人能置身其外。以笔者之见，时代的光非但照亮了舞台，也照亮了观众席，也映射到了剧场外，那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人潮涌动。人人都是主角。”因此，这部小说不只是关于一个人的生活史，也是在写中国的当代史，在尝试写一部兼具宏观与微观、理性认识与感性经验的当代史。

和魏微以往的作品相比，《烟霞里》有一种非常突出的历史自觉——对历史的记录、表现与思考。这种历史自觉在小说中越是往后，体现就越为明显。在田庄等人物刚出场的时刻，历史因素更多是背景式的存在，而随着叙事的推进，历史事件成为叙述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这些历史事件也是小说的“主角”。这些事件具备历史或历史学意义上的“生命”，同样有其开端与结束，有起承转合的“命运”。同时，书中也包含着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思考。

历史事件在《烟霞里》有着不同的呈现形式。有的时候，它是作为人物生活的景深而出现。有的时候，它更直接地得到表现。比如，其中对非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9•11”等事件都有相对完整的介绍。这一部分内容，带有非虚构的性质。这一点也是读《烟霞里》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它试图将历史与小说、虚构与非虚构融为一体。这样的写法，魏微在写作《沿河村纪事》时虽然已见端倪，但在《烟霞里》中，这种融合的实践显然更为全面、更为深入。在吴玄看来，“《烟霞里》出现了两个魏微，一个是作家魏微，一个是历史学家魏微，出现了两种叙事，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在《烟霞里》之前，其实也可以说两个魏微：写小说的魏微，写随笔和评论的魏微。魏微以往的小说创作，大多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和小说家魏微相比，写随笔和评论的魏微虽然也不乏感性的成分，但是显然更有知性与理性色彩。这两个魏微的笔墨，也有不少差异。可是在《烟霞里》当中，两个魏微合而为一了，它是由两种不同的笔墨写就的。《烟霞里》还兼具史诗、抒情和反讽的修辞风格或叙事风格。在不同的章节当中，这三者所占的比例并不一样，并且，有时候是独奏，有时候是合奏。如小说的开篇写田庄的出生，用的是史诗式的叙事方式，庄重而雄浑。写田庄在工作单位所经历的种种，反讽的色彩是很鲜明的。写田庄生命快结束时所经历的那段恋情，则主要是抒情的写法。写田庄父母盲目地折腾很多事情的篇章，则是反讽和抒情的混合——但就整体而言，反讽在《烟霞里》中只是一种微量的存在，所占比例很小。这样的独奏、合奏，还有不着痕迹的变奏，使得这部小说在叙事上始终是充满魅力的。

中国小说与历史在起源和发展中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小说源于历史，逐渐从母体中分离，自成一体。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又始终作为历史的补充而存在。顾明栋在《中国小说理论：一个非西方的叙事体系》中则强调，“小说和史籍源于全然不同的创作冲动。前者源于寻求心灵愉悦的欲望，通过叙述或真或假的人物和事件得以实现，而后者源于记录真人真事的欲求，具有社会和实用目的。不同的创作冲动也赋予了小说和史籍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前者被认为有碍社会稳定，有伤风化，几乎一文不值而遭到贬低；后者则因其高尚典雅，有益名教，极具实用价值而受到高度赞扬。”《烟霞里》也在小说与历史、文学与史学之间构筑融通的路径。顾明栋认为，中国小说有一个从写史纪实过渡到虚构编造并最终蜕变为虚构艺术的孕育与演变过程。《烟霞里》则从当代的视角出发，与历史进行新的对话。《烟霞里》在结构上采用编年史的方式。一个人的编年史为表，又以中国的当代史为里，由此，个人与时代互为映照，文学与史学交相辉映。在《烟霞里》中，田庄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一个原子式的个人。她的喜怒哀乐，与她的家庭密切相连，也受到时代情绪的影响。虽然不能很绝对地说她是被家庭和时代所塑造的，她的确有她的主体性，有她基于独特心性所做出的选择，但是，影响是存在的，有时大，有时小。在有些时刻，影响是长远的，在另一些时刻，影响则是稍纵即逝的。田庄是历史中的人，是一个具体的人，是全书的主角；她又是历史的见证人，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象征。她的肉身是她自己的，却又是历史的。她的肉身就是历史的肉身，历史因此而鲜活，而变得具体。

对情感的书写与表达，也是《烟霞里》非常出彩的地方。田庄出生时众人的喜悦之情，田庄的爱而不得的感情，人们对生命本身的感情，都写得非常动人。其中还写到人在认知上的有限性，生命上的有限性。在这些相关的篇章中，我们能看到魏微对人的体恤，还有对世事的洞察。这种情感叙事，可以说是魏微小说风格的延续。情感，使得宏大历史的骨架和个体的生命得到有效的弥合。《烟霞里》中的历史，是有情的历史；《烟霞里》中的人，也大多是情思充沛的人。

对于当代的、当下的社会生活的描摹和书写，也是《烟霞里》的出色之处。尤其是小说中关于广州等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社会生活的书写。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广州等南方城市，因地理、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往往得风气之先，凝聚了中国最具当代性的经验。小说中写出了九十年代广州野蛮生长的、生机勃勃又乱象丛生的状态。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正是九十年代历史经验的延续。也正因如此，今天人们读这部作品，会特别容易有经验的共振和情感的共鸣。

《烟霞里》的出现，推进了70后作家在小说叙事美学上的进一步变化。70后作家大多从普实克所说的抒情写作开始，偏重书写作家本人或其笔下人物的主观感受和情绪，具有鲜明的个人性和主观色彩。其后，有的由抒情走向反讽，或是置身于抒情与反讽的争执之中；有的则在保留抒情性的同时，纷纷朝着史诗的方向去变化，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客观的、全景式的再现。抒情与史诗，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也有着不同的融汇，有着不同的实现方式。《烟霞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抒情的外壳和史诗的内里，也有对时代和人心的丰沛体察。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李德南，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著有《共鸣与回响》《为思想寻找词语》《“我”与“世界”的现象学》等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扬子江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文章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