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3年，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问世，距离上一部毁誉参半的《兄弟》出版已有7年。《第七天》出版后毫无悬念地在文学圈再次引发激烈争论并饱受批评，“匆匆忙忙代表中国”“媚俗”“现实感严重匮乏”……而我在题为《〈第七天〉，盛名之下的无效叙事》的评论文章中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和疑惑，其中的观点自己至今仍然坚持：“文学应该在什么层面去介入现实，去讲述正在发生着的时代？那些人和事，我们早已通过新闻、微博等媒体方式，通过茶余饭后口耳相传的八卦方式详细地知道，那么，当余华作为小说家面对和介入的时候，读者为什么还要耐下性子听他再讲一遍？他介入这些旧新闻的独特视角、独特之处在哪里？当下中国，不缺少耸人听闻的案例，不缺少匪夷所思的事件，不缺少焦点热点和各种敏感词。我们每天浸淫其中，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当人们已经被这些信息包围、浸泡之后，如果要重新温习那些事件，其中的惊悚、荒诞其实已经很难对我们这些近乎麻木的心灵产生有效的击打与震撼。习惯刷微博的人都知道，没有最荒诞，只有更荒唐，没有最不可思议，只有更匪夷所思。那么，余华把这些微博热点和新闻焦点汇总串烧到他的小说叙事里，他要怎样处理，怎么去完成一次有效的叙事？”

也许，文学界和读者当年围绕《第七天》展开的热烈讨论，正对应着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小说的巨大疑问与焦虑——在网络时代，当人们经由键盘和触屏轻启手指就能图文并茂地输入和输出巨量的信息时，文学和小说将以什么途径和方式来负载和传递信息，又应以怎样的合理性与说服力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妥善安放自己？虽未亲身经历，但总能在文学前辈们的座谈发言或文章中见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黄金时期”，他们似乎总试图以此论证、抵御或抵消些什么。是的，文学、作家和作品，曾经就是通行于时代社会生活与公众之中的“超级社交货币”，人们在阅读、讨论文学作品和主题人物的过程当中，输出和交换着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与论调，确认和塑造着自己的价值取向。文学期刊在197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作为中国人思考和探讨公共问题的重要阵地，一篇小说、一首诗歌的发表在公众之中所引发的轰动，在今天是不可想象和再现的。当然，引发万众瞩目的未必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它们所涉及的那些饱含时代特征的公共议题——彼时，文学作品被视作社会变迁中及时的播报和预兆，直接反映甚至介入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身处今日之网络时代，当新的技术支撑深刻改变了人的生活、情感甚至思维方式，我们获得资讯、讨论重大公共话题的主要空间已经从期刊或其他形式的文学阵地撤退，文学创作与阅读也已不再是我们表达个人见解和个体经验的主要方式，上述那种疑问与焦虑，一直在，始终都在。比如当下，作为经典叙事文体的小说，在抖音、快手、微博短视频对于世界的讲述大行其道时，是否再度面临小说将死、小说已死的困境？在一个访谈中，当评论家李敬泽被问到当下生活进入文学的难度究竟在哪里，他回答说：“如果文学家们天天都在焦虑如何与网络、微博和报纸在同一跑道上赛跑，那么我想我们注定会一直被失败感折磨着，直到对文学、对写作的信心丧失殆尽……我坚信，网上、微博上那些把我们的作家忽悠得六神无主的信息绝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依然有很多很多东西留在沉默的区域，等待着作家去写它。”

所以，当我们谈论小说应如何负载和呈现信息，其实我们是在谈论小说的特质，谈论小说面对世界时独有的认知和表达方式。

有段时间我习惯在睡前听一段“蒋勋细说《红楼梦》”，这也成为我的半粒安眠药。蒋勋掰开揉碎所谈论的八十回《红楼梦》，虽存在个别人物关系混淆和局部略显牵强的过度解读问题，但其人文视角搭配着娓娓道来的独特腔调声线，确实持续输出着《红楼梦》的魅力。我印象最深的是蒋勋讲过的一段话，大意是在感慨：阅读《红楼梦》、阅读文学对他来说正是人生的救赎，有时在现实生活中因为遭遇为难和算计而气恼和愤怒时，他平静自己的方式就是以写小说的立场和角度在心里讲述一遍那些“坏人”“坏事”，而在这种讲述中，自己会不自觉地为那些“坏人”“坏事”寻找到基于自身立场的合理性，从而对他们有了理解和体恤，而自己也就渐渐心平气和起来。我对蒋勋的这个说法深以为然，他强调的正是文学的一个最基本最本质的东西——对人的真正理解和体恤，对“他人的真理”的真正共情。

比如，当一桩命案发生，新闻播报往往在法律与道德的尺度上进行简单明晰的交代，一些深度调查的专题报道则可能进一步探寻案情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动因，还有各种猜想或臆想也许会迅速在微博和朋友圈里持续刷屏。而它一旦进入小说的表达视野，当小说家近身，进入受害者和嫌疑人的故事与命运，涉身其中的每个人将不仅面临道德和法律的审判，他们将在人情人性的基本立场和设定里被深情凝视和理解，在灵魂深处被冷峻审视和拷问。因为同名电视剧的热播，我刚重读了双雪涛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对作者叙事策略上的用心有了更深的体会。小说的表层故事核心看似是围绕一桩命案展开的侦破隐匿，但双雪涛的叙述着力点显然并非要在悬疑的气氛中带领读者抽丝剥茧地破案与审判，而是采用多视角第一人称叙事，让涉事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走上前台亲自讲述在这个案件里自己的经历、见闻和判断，而暴风眼中心的嫌疑人李师傅的视角却始终是缺席的，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一直都是在他人的讲述中被拼凑出来的，他自己是沉默的，没有控诉也没有辩解。第一次读这个小说时我就在想，作者为什么不安排李师傅自己亲自开口讲述？案情当中的种种迷惑和疑问，只需要他这个核心嫌疑人一番吐露心声的讲述便可以水落石出。而这样的叙事策略又是为了实现什么样的叙事目的？大概作者安排轮番上阵的各种限制性视角角色来讲述这个故事，其实也就是在通过每个人物的立场、情感和认知在“过滤”它，在这个过程里读者不知不觉中跟随每个讲述者进入他们的视野和逻辑，并且发现所有人似乎都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合理性：警察蒋一凡和赵小东只是迫切想要尽早破案，孙氏父子只是遵从着民间朴素的“报恩”执念，傅东心只是在邻居小孩身上寄托了一点自己本该拥有的童年与人生，1995年平安夜晚上李斐只是撒了一个小谎而庄树只是爽了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约会……然而，这个巨大悲剧中的罪责究竟应该落到谁身上？随着人物一一登场，在陆续拼贴出的案件面目中，这答案却似乎更加模糊和不确定，而被一一抖落尽显的则是案件背后的社会、历史和人性因子——这可能才是双雪涛最着力和在意的部分。李师傅的沉默和视角缺席，恰成为小说的最重要力量所在，且颇具象征意味：必然和偶然命运叠加的“李师傅们”才是有代表性的时代群像，他们普通、本分，没有足够活泛的心思和矫健的身手在时代风云中做弄潮儿，而是往往被拍在了沙滩上。在法律上，李师傅应为他的选择和行动承担罪责，但亦有足够的理由得到人性和人情尺度上的理解、悲悯甚至道歉——真正的小说家对自己的人物总是理解先于审判，而这正是文学面对繁复浩渺的世事人心时恒久坚固的价值。《白夜行》《太阳黑子》《生吞》《信使》……想起近些年读过的那些同样令人唏嘘慨叹进而掀起巨大内心波澜的案情小说，无不贯穿着这种从文学角度对人的深情凝视，我们阅读它们，并非仅为见证天网恢恢和绳之以法，而是由此真正抵达隐匿在历史和人性深处的幽微之地，展开脸谱背后的人心的真正空间和流动性。

小说所记录的社会样貌和现实图景，它所处理的时代经验，所呈现的现实和精神处境，都在成为阶段性历史重要的记忆。和历史学、社会学的记述相比，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记录是审美性的、情感式的，它致力于保存的信息总是附着于一个时代的具象和肉身，还原大写的社会历史下每个局部的记忆与经验、血肉与灵魂。随手举个例子，徐则臣笔下的京漂群像以及甫跃辉的上海外来青年、石一枫的陈金芳、马小淘的章某某，他们和于连、拉斯蒂涅、盖茨比一样，在历史记载之外但也许比任何历史都更真切有效地呈现着特定时代里经济生活中的个体状态，以及社会变迁中现代性、现代化与人最具体和直接的碰撞。

想起一部电影，“作家导演”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它的质地更接近于小说——程耳本来就有一部同名小说《罗曼蒂克消亡史》。导演用极具个人风格、细腻而令人沉醉的电影语言精心构造和呈现了一个战前体面的、充满秩序感的上海，以及乱世众生相中所表现出来的自持和从容，哪怕局部的血腥、暴力、食色都被笼罩上了一层温雅的底色。而战争对于世界那种实体性的摧毁，在电影中被处理成了每个人私人生活的破碎，以及秩序、体面、规矩这些更抽象的价值的崩塌和消亡。在这样的讲述中，整个作品贯穿着与时代经验真正的血肉联系：侵略和侵略者，战争和战后废墟，这些档案或历史记录中最老生常谈而又抽象的东西，在电影中都变成最具象的生活、人生和个体感受，一如经典一战小说《西线无战事》中19岁德国士兵保罗视角里所展开的战场见闻和一代人的毁灭。在具体的数字、战略战术、胜负与条约之外，小说见证和记录的是战争中每一次个人生活被粉碎时最具体的画面和声响，令这些太平岁月里身处战场之外的读者和观众，通过那些共通的人类感受，对战争有了真正的实感——毕竟，文学作品总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进而影响人的认知。

最近读了文学期刊上最新的一些小说，对两部作品印象深刻：石一枫中篇小说《逍遥仙儿》和笛安长篇小说《亲爱的蜂蜜》。很多年以后，如果有人想要了解二十一世纪一二十年代时中国人如何应付教育政策的变动，如何“鸡娃”，除了查阅彼时教育部门的档案或新闻检索，也许还可以翻出石一枫的中篇小说《逍遥仙儿》来读一读：三个不同的家庭，在“鸡娃”这个中国当下社会里令人最焦虑也最欲罢不能的要素的驱动下进行汇聚与碰撞。拆迁暴发户王大莲与中产苏雅纹貌似差异巨大但其实都在踮起脚尖使劲够着自己想要达到的东西，不差钱的拆二代心心念念要学得温雅，赢得尊严，而苏雅纹张口闭口“爬藤”的背后却是财务危机下的勉力支撑、摇摇欲坠的中产体面。小说精准描摹了“双减”与“鸡娃”缝隙中家长和孩子的挣扎。他们的焦虑和无措，他们的行动和选择，其实也正对应着中国当下的复杂现状。教育焦虑中所包含的那种试图改变或者捍卫自身阶层的欲望和野心，奋斗与拼杀，甚至不免伴随了痴心妄想与荒腔走板，但也都是中国人期冀与梦想的一部分。而当“双减”通知终被尘封在资料档案中，“鸡娃”变成字典里的一个名词，那些毛茸、鲜活的经验和心灵却永远生动地留在了小说里。《亲爱的蜂蜜》是一部讲述父母如何与孩子共处和共同成长作品，据说取材于作者笛安的亲身带娃体验，但很有意思和十分巧妙的是，小说选取的不是母亲视角，而是年轻母亲的男友、孩子未来的继父。当一个年轻男性成为情节设置中的带娃主力，成为亲子关系中的重要一端，不同于传统母女模式的新型亲子关系也更容易被建构，正如我们在小说中读到的，母亲的男友熊漠北与小朋友蜂蜜之间建立了（临时）监护和而被监护的关系，同时又因为这种特殊的准亲子性质而保持着一定的疏离、分寸与边界感。而熊漠北视角中呈现的年轻单身母亲与蜂蜜那种共同成长、相互打开的母女模式，放在现代以来的文学作品亲子谱系中都是非常新鲜的经验——在弑父、隐忍和悲情以及近来最流行的“陪读”模式后，真正现代性亲子关系构建的可能在《亲爱的蜂蜜》中得以呈现和讨论，而这一可能则又是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巨大变迁的背景下实现的。我相信，这些东西在档案与正史的记载中是不大能看到的，它们往往迅速湮灭于浩如烟海的巨大信息流中，然而这些又可能恰是人类经验中最值得铭记的东西。

所以，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同其他的信息负载方式相比，作为虚构文本的小说，也许反倒提供着一个时代最为可靠的信史？

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置于案头的手机频繁响起，订阅号更新、突发新闻通知……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依旧奔涌如常，伴随着惊诧、唏嘘、震撼甚至匪夷所思，我们被一个一个陆续冲上头条或热搜的新闻不断刷新着情感和认知。而身处如恒河沙数的巨量信息之中，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之际，我们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急切地渴望从一种恒定坚固的尺度去把握这个时代，小说因此获得了长久的价值和力量，它以独特的方式和自身的可能性负载和保存着人类世界如此复杂、幽微、丰富的经验和信息。至少，它没有那么容易被微博、短视频甚至ChatGPT或其他什么所替代。我们可以相信，人世不息，小说未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