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与“世界”——评老藤《北爱》
为一个在北京求学、工作十年，仍难改一口东北话的人，每次看到振兴东北、东北文艺复兴等字眼，我都感到心头一刺。这种感觉很微妙，仿佛被人揪住了短处，又好像感受到一种直指向我的责任，于是怀念、愧疚、亲切、疏远都变得难分彼此，绵绵不绝。相信很多漂泊在外的东北人都有此感，这或许就是东北作为故乡的特殊味道。所谓“北爱”，就是“亲爱的东北”的缩写、倒置，老藤替很多离开家乡的人——不只是东北人，更是一切游子，写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一、苗青：东北振兴的世界性
《北爱》女主人公苗青的父亲曾经被分配到东北从事飞机的设计制造，父亲的目标是大型飞行器，受限于技术条件，只能转行设计冰激凌机。后来父亲从沈阳支援湖北，在湖北安家生子，当年的志愿变成永远的遗憾。苗青博士毕业后重新奔赴东北，回到父辈的战场，从无人机研制到隐形飞机，经过了技术、商业、人际关系上的诸多考验，失去了爱人与青春，终于进入大型运输机的研发之中。
主人公苗青生长于湖北，以湖北人的视角来讲述“亲爱的东北”，打破了振兴叙事的常见套路，即“本地的发展一定要依靠本地人”。飞机设计制造这一主题的选择也有深意，与多年来人们常对东北文化、产业有“土”“俗”的理解不同，飞机设计制造不局限在一时一地，有世界范围的不可替代性。《北爱》主人公的身份和事业设定，超出了一般东北叙事的格局。
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发达与辉煌，有时在观念上也变成沉重的包袱，似乎谈振兴就必须言过去。然而世界无法重新回到分散、孤立的状态，东北的发展更不能只依靠东北人，就像北上广深的发展不能只依靠本地人一样，只有东北也像那些最发达和富有的地方一样吸引全世界的年轻人，才能实现真正的振兴。《北爱》正在重塑关于东北振兴的观念——苗青来到东北不仅因为情怀，更因为这里有飞机设计制造的物质基础，有年轻人实现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的必要条件。
目前人们对于东北文学与文化的想象总是绕不过两种风格。其一偏向乡村、底层、幽默，嘈杂，这和小品、二人转以及《刘老根》《乡村爱情》一类作品的影响有关；其二偏向凋敝、颓败、荒诞、猎奇，就如张猛《钢的琴》或“铁西三剑客”小说的某些段落。为了打破这种固有看法，《北爱》很少出现纯正的“东北话”（现在不少方言小说喜欢用“音译”的方式创作），东北元素多以历史典故或文化地标的形式出现，主人公们的生活精致典雅，颇具现代性。主人公苗青以及小宋、贾琼等主要女性角色都是美女，吴逸仙、文剑、马歌等男性角色也多俊逸洒脱、见识不凡。这群人从高新产业园区到高档酒店，言谈间都是高新技术、艺术创作、资本金融。我们熟悉的那种憨直泼辣的东北人形象固然可爱，充满文学性，但《北爱》则提供了一种地域色彩并不浓烈的精英阶层想象，让人们看到东北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这里的社会生活一样是丰富多彩的，有下里巴人同样不乏阳春白雪。
说起东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人们大概能历数这里从人际交往到市场规范、行政效率的种种问题，列出长长的“罪证”清单。《北爱》也写企业中层对“空降”领导的算计与背叛、“厂房开工建设需要八十九个公章”等等，但并不拘泥于此。如果将更多笔墨放在苗青遇到的荆棘与坎坷上，小说肯定会更加精彩好看，苗青这个形象也能变得更立体丰满，但也许对现实的调侃与批判早在赵本山的时代就已经达到言论空间所能负载的极限，总有作家和作品需要用建构精神去书写“新人”形象，更新人们的观念体系，进而寻找到新的美学风范，以及由此反哺现实。苗青一往无前的人生，或许正是这样的尝试。
一些作品因为鲜明的地域特色而成为经典，也有一些作品，在风格上可以不属于任何具体的地方。从这个角度看，《北爱》是特殊的，它对东北的关切、感情一读便知，但它并不只是自家人的宣泄与同情，它向所有人敞开着更宽厚的情怀。
二、吴逸仙：超越现实的艺术与乡情
《北爱》的主线是苗青的人生，小说不仅写她设计国产大飞机的夙愿，从无人机到隐形机的拼搏奋斗，也写她作为一名女性的感情世界。苗青为了去东北与男友江峰分手，从恋人做回朋友。她来到东北，在吴逸仙、文剑、马歌等欣赏、仰慕她的男性间徘徊，最终与志同道合的马歌结婚。之后，文剑在资本市场一着不慎，锒铛入狱；马歌为了给隐形飞机研究吸波涂层，中毒身亡。小说最后，苗青的前男友江峰再度现身，似乎给事情留下一点转机，但如果现实地看，苗青的情感生活肯定是悲剧性的。
之所以《北爱》的悲剧感不强，在于苗青对于理想的执着，明显覆盖了她身上的其他欲念。她与其他男性角色的关系大多亦师亦友，与江峰是“柏拉图式恋爱”，与马歌则更像是“革命同志”关系，这种两性状态冲淡了爱情上的悲剧性。也就是说《北爱》在人物命运和情节的互动上，与很多英雄人物叙事近似，事业的胜利和个人生活的挫折互为参照、互相交换，最后留下的应该是一种复杂的况味。
相比苗青，吴逸仙（绰号大仙）这个形象或许更值得深挖。如果说苗青是《北爱》的主线，那么大仙则和苗青形成了镜像的关系，他的情感与故事构成了对小说而言至关重要的“暗线”。如果说苗青是以入世的姿态出世，那么大仙就是以出世的姿态入世。苗青进入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的飞机制造业，进入熙熙攘攘的名利场，却穿越觥筹交错、阿谀奉承、纸醉金迷，始终坚守在自己“一个人的计划”之中，片叶不沾身；大仙是画家，看似挥毫泼墨寄情山水，实则八面来风运筹帷幄，小说中各界人物之间的互动，都少不了大仙的牵线搭桥。
小说的核心设定是大仙每年会送给苗青一幅画。《北爱》一共十章，每章标题都是大仙的画名，如“逆行者”“海青击鹄”“雁来红”“放纸鸢的少女”等。大仙几乎成为作者的化身，每一幅画都精准地概括着苗青一年来的生活与思想，准确地揭示她的顾虑，并为她指明未来的方向。久而久之，十幅画仿佛变成了苗青人生的缩影，就像《红楼梦》“太虚幻境”中的“金陵十二钗”，说不清到底是先有人还是先有画中的判词。这种形式上的玄妙之感与命运的复杂性有关，或许也结合着“我思故我在”的意味，在飞机设计制造之余，将苗青的心灵史具象化，让她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
大仙给女生画像是为了观察，他曾说过，想了解一个时代，就必须了解这个时代的女人。如果说男人是舞台上的演员，那么女人就是后台的化妆师，女人是男人的镜子。
画是大仙的武器，他想用画把你留住，他对我说过，你要是走了，是东北的窝囊，也是东北人的不讲究，广袤的东北不但要容下你这棵月桂树，并且要这棵树长势喜人。（《北爱》）
《北爱》整体是偏向现实主义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作者赋予大仙以及他的艺术创作以某种神奇的力量。大仙就像是拥有“神笔”的“马良”一般，用抒情与虚构的力量改变着故事中的现实世界。或者我们可以用更抽象的说法，诸如文字与巫术、符号与魔法、意识形态与物质现实等等关系，去将大仙身上所蕴藏的历史性与哲学性再进行深入挖掘。也许这是为什么作者要用“大仙”来为人物命名——艺术的力量溢出了常识的边界，而进入了某种既虚幻又实在的状态之中。
尤其大仙对白山黑水的爱，处处体现在他的画作里，这是家传，也是他自己真实的情感，其实大仙本人就是一幅可以传世的好作品。
大仙是个故乡边界清晰的人，他做的任何事情，似乎都能与东北的情感联系起来，这也是朋友们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北爱》）
由此观之，与其说大仙是一个人物形象，不如说他是某种有特定指向的思想或某种特定精神气质的外化，是作者本人的一种投射，为超越地域性的叙事增添一个相对稳定的锚点，以让“北爱”之“爱”再落回东北。小说中除了有画还出现了诗，文艺在《北爱》提供的东北振兴想象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美术、诗歌经常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在社会和发展的层面，艺术凝聚着思想，吸引着共情，将身世、背景不同的人牢牢团聚在一起。
总的来说，无论是在老藤近些年以东北为题材的创作中，还是在将民族国家叙事作为主流的当下文坛，《北爱》都是一部特殊的作品。以外乡人的角度、世界性的视野去书写东北振兴的作品很少，用夹杂着纪实与虚构的笔风书写当代东北飞机设计制造业的小说就更少。《北爱》的创作资源与心态都是复杂的，它不可避免地在书写新人新事时，受到近似创作的影响，为了追求向上的基调而一定程度上牺牲主人公在思想和人性上的复杂性；但同时作者也裁云剪水，用大仙这一角色为小说设计出了别致的文本结构，在行文中传达出了作者的人生哲学，以及对现实和社会的理解。
除此之外，《北爱》或许还构成了一份时代的备忘录，提示我们另一种可能性。作为东北人，我们今天大概都是在蛰伏中谈复兴，从问题中找出路。这种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虚构与言说，又将以我们难以预想的方式作用于现实。今天我们可以对相关的文字做诸多阐释与畅想，但是在未来，当东北真正重振之际，当今天的文学也返本归元，与《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呼兰河传》等作品一同变为东北文学史的一部分时，它们又将产生何种新的况味呢？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答案，但对于时间的想象，或许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灵感，以及看待问题的不同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