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松在《热雪》的后记中说，这部长篇是和《暖夏》同时构思的，但怎么个同时构思法？王松没有细说。不过读过这两部作品的读者确实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连带关系。两部作品都聚焦于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攻坚，不仅是故事与人物，两部小说内容与腔调都有相似之处，都借重了天津的民间艺术和戏曲，在《暖夏》是“响器班”和“梅姑彩画”，在《热雪》中是评戏……之所以要对两部作品的联系约略交代，倒不是说《热雪》就是《暖夏》的续篇，而是想说这样一个道理，文学创作有自己的规律。文学固然有求新求变，但也有守成。所谓守成既是守传统之成，也是守自己的艺术之成。创新并不意味着每部作品都是新的，而是有阶段性的。创新如同找水找矿，找到水源矿源不容易，应该好好开采、提炼、成型、晶化，日臻其精。其实，不仅是这一部，连同再上一部长篇《烟火》，都可以看作是王松寻求小说新变的总体性成果。此前，王松虽然有着漫长的创作经历以及相当体量的作品，但是这个天津作家在《烟火》之前却几乎没有触碰“津味”，而是一直在积累、在琢磨，但是自《烟火》起，到《热雪》，三部“津味”不但各具味道，而且以其整体性和探索性不断拓展着“津味”新的美学境界。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到脱贫攻坚，再到正在进行中的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当前乡土小说或农村题材文学的重要主题与题材。如何深入到乡村改革的肌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强化问题意识，又如何理解中国农村的复杂性与发展的不平衡，捕捉到农村变革的内在力量，发现农民的创造精神，塑造出新时代新农民的形象，是新乡村书写面临的诸多问题。《热雪》中，为了致富，赵家坳的一个又一个能人都攒足了力气，想尽了方法。赵太极开饭店，赵兴春做酱豆腐跑运输，曹广林种果树，更不用说从赵家坳走出去的成功企业家肖天行的天行健集团这样的大公司在家乡投资的大手笔了。现在赵家坳的经济已经相当可观，是县里走在前头的“驴头村”。《热雪》的故事重点在粮食，是如何以粮食生产为主体形成产业链的现代农业。《暖夏》中东金旺村的脱贫靠的是生猪养殖为主的多种经营，所以，它成立的公司是“金旺生物农业联合体”，但到了《热雪》，这个公司改成了“金旺有机农业联合体”，是在农学家牛教授的指导下，主要培育和推广有机小麦优良品种，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受到许多制约。赵家坳的村主任赵老柱按一亩小麦算过一笔账，即使国家为鼓励种粮还有补贴，刨去各种成本，就所剩无几了。问题出在规模，出在产业链的延伸上。用赵老柱等人的话说就是打零酒吃亏，做衣服的没卖衣服的赚钱。所以，肖圆圆提出通过公司化运作进行现代规模农业生产。但这需要土地，需要能够进行现代大型农业机械作业的成片的土地，这就需要进行土地流转。《热雪》的主要矛盾就是围绕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展开的。如果依然从事传统农业，那农户会亏本，但是，要他们把土地交出来，又不愿意了，他们宁可让自家的土地撂荒也不会轻易给别人。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热雪》没有简单化，因为农民不愿意出让自己的土地，这既有长期的农耕文明中形成的人与土地的复杂关系与深厚情感，更有利益上的考量。王松对利益以及村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上给予了足够的描写，他不仅写出了小农经济传统留给农民的逐利遗产，而且对现代化过程中农民的利益观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以文学的方式予以正面的评价。村民们对利益的重视、对财富的渴望和对自己经济权益的维护是农村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农村逐步现代化、农民逐步现代化的体现。而且，这种利益并不都是金钱，还有情感与人际成本以及交换价值。作品通过多种人物关系、情节设计与细节描写写透了村民们的心思，它们不仅是计算，更是博弈，是各种关系的交换、平衡与比较，正是这一复杂的过程折射出了人性、文化与乡风民情与新农村风貌，使小说成为了一幅津冀农村的风俗画。

于是，《热雪》由此显示了另一特色，围绕主要矛盾展开的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个熟人社会不是作品的背景，也不是传统家族小说依照人物关系次第展开情节的写法，而是以小说的中心也就是土地流转的线索的展开层层打开。所以，一些人物与家庭的出现一开始可能是单一的，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原先处于隐匿或休眠的这些人物与家庭的相关方便会出现或激活，比如赵太极和赵老球家。因此，小说的叙事是双重的，人物应对事情的变化也是双向的。一方面，村民们会依照现行制度与乡村治理路径乃至现代法治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同时利用熟人社会的血缘与人际纽带去梳理关系、寻求帮助。而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在中国传统的村庄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复杂的，相互交叉重叠。既有血缘、有邻里，又有灰色权力，也有历史交往形成的亲疏情感。它们既是获取利益相互照应的力量与依靠，也可能相反。对这些关系的借用可能会使问题得到解决，也可能会让问题变得复杂，甚至形成僵局。这正是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也是乡村治理需要慎重考量的因素。从这个方面来说，《热雪》可以说以文学的方式提供了一个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社会学标本。而以赵老柱、肖圆圆为代表的两代乡村管理者凭借他们对这个小社会的了如指掌而能运筹帷幄，他们对关系的调动，对尺度的把握，对轻重的拿捏，对机会的捕捉，表现出既具有文化传统又具有现代理念的基层治理智慧，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当代乡村基层政治学。

《热雪》的“津味”是应该单独论说的话题。它的“津味”是地方的、文化的、语言的、民间的、艺术的。这里只说艺术。从《烟火》《暖夏》到《热雪》，对地方说唱艺术的借用是王松“津味”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如同自然地貌、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方言俚语一样，地方与民间艺术也是最具地域特点的符号。每一个地方的民间艺术都是这个地区的人们表情达义的形式和手段，是人们在生活中长期创造、筛选、定型的结果。如果仔细辨析，从造型、色彩与声腔中都可以找到它们与地方的对应关系，找到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根据。它们根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热雪》中的赵家坳就是个“戏窝子”，人们一代代看评戏，家家唱评戏，人人都是角儿。戏文已经成为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日常语言，他们习惯用戏剧的情节去比拟眼前的人与事，更习惯用评戏的唱词去说话。小说的结构从“打通儿·夹钟”开始，中间十章，到“尾声·太簇”，恰好是十二音律，而这又暗合了四时节气，每章又以不同的戏文作楔子，然后再分节叙述，渲染出节奏分明富于旋律的神韵。《热雪》整个的就是一出戏，戏是纲，小说是目，纲举目张。至于中间自然而然“掉”出来的戏曲段落、情节细节与台词更是触处皆是，要说《热雪》“津味”的营造，戏味居功至伟。

应该说这是戏曲与文学的珠联璧合，将地方戏曲与小说结合得如此紧密可谓深入骨髓的实不多见。这显然与作家对小说的理解有关，王松虽然有着娴熟的现代小说写作经验，但从《烟火》之后，他更看重中国叙事体系和民族化的叙事智慧，看重中国小说的“说”的传统，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和民间文艺血肉相联的关系，看重小说的大众本性，所以才中年变法，一变而臻此化境。然而，这需要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的积累，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更需要作家履险若平的勇气和触类旁通的艺术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