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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眼光与笔墨的历史人物书写 ——李乃庆“廉吏三部曲”读札
来源:中国艺术报 | 王庆杰  2023年03月27日09:09

在历史与文学交融的叙事伦理中,机缘、天赋与勤奋的交织融合使作家李乃庆的历史人物书写别有一种新眼光、新笔墨。冠之以“廉吏三部曲”的《汲黯传》(作家出版社出版,2020)、《黄霸传》(作家出版社出版,2022)、《张咏传》(作家出版社出版,2023),就是其长期植根于厚重陈州文化土壤中结出的累累硕果。“廉吏三部曲”迥异于当前众多历史小说之处就在于,换了一种眼光看历史,换了一副笔墨看历史人物书写,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法则,建立起如杨义积极倡导的由历史小说创作构建出的别样的“另一个经典世界”。

“廉吏三部曲”走出了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五大瓶颈:在古今维度的把握上写“古”容易而写“今”难,在人与事的权重中写“事”容易而写“人”难,在史料的运用上写“有”容易而写”无”难,在创作手法的把握上写“虚”容易而写“实”难、写“奇”易而写“常”难。

古与今,只是两个相对概念。实际上,一切小说创作都必须具有“历史化”的眼光,才能从容地审视已经发生的“过往”,就如当代文学也绝不等于“当下文学”(程光炜),历史小说也不等于“往时小说”,故历史小说和当代小说的分野只是同属“过去时态”的不同阶段而已,只不过历史小说是距离我们当下较远面影模糊的“过往”,而当代小说是距离我们更近面影较为清晰的“过往”。有人把小说比喻为“老年”文体,理论根据也在于此。在古今维度的把握上,李乃庆的“廉吏三部曲”成功地避免了诸多历史小说中古今维度的错位,既不以古同今,同时,也不借历史小说的书写以古讽今,厚古薄今,以古为圣,把历史小说创作当成了眼光迷离、心态失衡后一种隐秘的“意图创造”(刘恪)。

李乃庆以古今虽时空不同而人性却相通的历史视角,以古贯今、以古融今,打通了古今相连的“神秘通道”(李敬泽)。“廉吏三部曲”中的汲黯、黄霸、张咏,既写出了他们怀社稷、为百姓、斥权贵、犯龙颜(汲黯)的廉风吏骨,也写出了他们“明察内敏”“温良有让”“善御众”(黄霸)的牧民之术,也写出了他们身上“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汲黯)的个人局限性。作者紧紧抓住汲黯的“严”、黄霸的“宽”、张咏的“义”围点打援,掘井九仞,写出汲黯的廉而直、黄霸的廉而温、张咏的廉而义三种不同的廉政风格,摆脱了古与今相离相远观念的拘囿,跳出了以朝代兴废为小说结构中心的“历史演义”式的藩篱,也走出了以人物盛衰为结构中心的英雄传奇式的桎梏。

作为叙事内核的人与事,蹩脚的历史小说在书写中往往因为处置不当而本末倒置、轻重失衡,往往会在浑然不觉中陷入因写人而造事、拟事、圆事的泥淖,人变成了写事的提线木偶;写事成了写人的一种手中挥舞的道具,甚至因为过分偏重写事,造成了读历史小说就是找故事、读故事,人物淹没于事中,事与人貌合神离。李乃庆的“廉吏三部曲”,牢牢抓住以人写事、以事写人、人事共融这个圭臬,按照人物人生轨迹演绎。《张咏传》第七章,写张咏西行长安,智杀客店邻居家一忘恩负义的恶仆,突出其行侠仗义的人格品质。再写张咏游历长安、安阳后,返乡邂逅诗人王禹偁的人生奇遇,两人在开怀畅饮中显示张咏侠肝义胆的另一个侧面,可谓移步换景,摇曳生姿。这些或惊险或普通之事,“一人异事之互见”,一事隐之必然以他事发之,李乃庆依然摈弃了惯常历史演义中情节的过分渲染,摈除了英雄传奇中人物书写中惯常的阴森孤绝冷峻,不人为地为人物编制美丽的光环,不刻意地为人物添加诱人的色素,而是以“绘事后素”、点石成金之力凸显内在的写人功力。

赵元任先生认为“言有易,言无难”。有赖于历史著述扶持的历史小说创作也是如此,作家的价值观也在过滤和选择着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现场,作家精心设置由各种细节构成的故事情节就只能以“本无而实有”看之。这是我们读史应该持有的态度,也是我们历史小说创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因为“小说家不只从史著获得结构意识,也因史著的崇高地位而具备合理性与合法性”(陈平原)。但是,一旦曲解、误解、歪解了这种“本无而实有”的历史小说创作原则,也让很多稗官野史小说在演义、传奇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歪曲历史、失真变形。

李乃庆的“廉吏三部曲”在“本无而实有”中,分寸把握适度,细节设置合情合理。班固的《汉书》中有关汲黯的记载仅有4760字,李乃庆的《汲黯传》却有34万字之巨。《汉书》中有关黄霸的记载也仅有4812字,但是李乃庆的《黄霸传》却有31万字之多。正是诸多“本无而实有”的繁密细节,蕴含了作家可以深度开发的文化精神。《汲黯传》中,李乃庆为历史上有其人而无其名的汲黯父(为二千石以上官吏,史书没有记载真实名字)、汲黯妻分别命名为汲卫(出生地属于卫国)、田莺,名字虽然是作者杜撰出来的,但绝不是凭空杜撰而是凭作家对历史地理变迁及人物性格的深刻把握而赋名,也就是“本无”其名而“实有”其人。《张咏传》开篇对张咏出生地“张庄”村前大槐树传神逼真的描绘,也是“本无”其名其物而“实有”其地其景,这都是恪守“本无而实有”的创作原则。

实证带来信任。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本无而实有”的另一层含义还在于“虚”与“实”的思辨。历史小说创作更需要作家“上穷碧落下黄泉”般搜求,有老农春燕衔泥筑巢般地深耕细作,不让任何一处细节带有硬伤,不让任何一处史实因为缺乏确凿的证据而降低作品的信任度。“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可信的物质外壳,可能也就没有可信的灵魂和精神”(谢有顺)。据笔者所知,李乃庆为创作“廉吏三部曲”,可谓下了一番苦功夫,他不畏劳苦,沿着汲黯、黄霸、张咏当年仕途的轨迹,目测步量,积累了第一手直观而又清晰的田野考察资料。同时,他又力采最新考古成果,让文学的真实更逼近历史现场的真实。他多年如一日苦研汉代、宋代物质文化资料,纤毫细微到汉代、宋代中农业、手工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业中的起土、碎土、播种、中耕、粮食加工、计量;手工业中的冶铸、纺织、钱币、车马、武备、建筑、家具、服饰;日常生活有关的医药、饮食、墓室、娱乐、宫廷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小说的物质外壳坚实厚重,力量惊人。可以说,李乃庆的“廉吏三部曲”是一部经得起折腾、经得起挑剔的优秀历史小说。

李乃庆的“廉吏三部曲”,也会极大地改变我们阅读历史小说的习惯。文风纯正平实的“廉吏三部曲”里,没有以香艳迷离的宫廷戏作为佐料来为小说添油加醋,没有吊诡惊险的官场戏来为小说营造“法术势”并重的官场险恶的氛围,更没有神秘莫测的公案戏来为小说增加一波三折的情节吸引力,不在“奇”上走钢丝。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洗去铅华,弃绝浮华,坚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写作准则,李乃庆把“廉吏三部曲”写成了经得起历史考量、经得起逻辑推敲的“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历史人物书写文本。当然,李乃庆的“廉吏三部曲”不是尽善尽美之作,而是还有提升空间。比如,在史料的剪辑上还需要精挑细选、精雕细刻;在对史料的吸收上还需要细嚼慢咽,充分吸收;在人物对话的内容与说话的口气及表达式的设置上,还需要再斟酌如何进一步精炼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