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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莫言的看与被看——在“莫言的这十年和四十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来源:《当代文坛》 | 李洱  2023年03月24日09:56
关键词:莫言

关于莫言,人们已经谈论很多。我本人参加过三次关于莫言的研讨会,一次在鲁迅博物馆,时间是2006年11月,是林建法先生召集的会,那时候我还在河南工作。一次在北师大,是人文社和张清华教授召集的会,时间是2020年10月,那已是莫言获得诺奖多年之后的事了。最近的一次是在首师大,时间是2022年1月,是张志忠教授召集的会。加上这一次,算是第四次了。我相信,这样的研讨会不仅跟莫言有关,也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某种启示。

在鲁博开会的时候,莫言诚恳地说了一句话,说在这里开会自己很不安,因为自己已到了鲁迅逝世的年龄了,好像才刚开始写作。当时莫言著名的短篇小说《拇指拷》已经发表,我个人认为那是莫言向鲁迅致敬之作,从阿Q到阿义,从有因有果的脑袋被砍,到无缘无故的拇指被拷,贯穿始终的,仿佛是一场接一场的历史儿戏。这个话题,我后面会讲到。在北师大开的是《晚熟的人》研讨会,我在会上提到,阅读《晚熟的人》的过程,就是感受莫言小说变化的过程。集子里的小说,单独发表的时候,他的变化可能还不大容易看清楚,我们甚至会纠缠于某篇小说在叙事上是否完整,留白是否过大,逻辑上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等等。但是,当小说收到一个集子里,你从头到尾看下来,你的感觉可能有所不同。比如,你可能就不再计较单篇作品的完成度问题。此种情形在文学史上其实屡见不鲜,比如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如果你单篇阅读,你也会觉得有些篇章不够完整,个别篇章甚至显得晦涩难解,语言风格也参差不齐,文体上也不统一。但是完整地看下来,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整体,最终呈现出鲁迅在某个阶段的艺术特色、精神历险。乔伊斯著名的短篇集《都柏林人》也是如此,要想真正理解其中的名篇《阿拉比》《伊芙宁》和《死者》,就需要把它们与《都柏林人》中另外的篇章联系起来看。乔伊斯那时候还很年轻,二十岁出头。他和笔下的人物,两眼对着看,心中起哀怨。这哀怨其来有自,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这时候,你要再说,某篇细节不充分,节奏有问题,就是吹毛求疵了,你得把整部小说集当成一个整体。顺便说一下,在欧美国家,一部短篇小说集,往往有着统一的构思,是一部完整的小说。不像我们这边,中短篇小说可以随意编辑出书。所以有一次,我就对李敬泽建议,我们这边的短篇评奖,其实应该评某部短篇集,而不是某个短篇,他也觉得有道理。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对《晚熟的人》的看法,然后再来谈我今天要谈的问题。莫言小说的叙述人,在《晚熟的人》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以前是通过“我爷爷”的视角来讲述的。“我爷爷”的讲述,既是第一人称,又是第三人称;既是单数,又是复数;既是个体,又是类。这使得小说的讲述,获得了超越性自由。联系到这些小说出现的那个时代的语境,我们可以说,这是群体的声音,也是个体的声音,是“群”也是“怨”。小说多次写到,神仙打架,凡人受难。当然,他也曾用第一人称写过很多小说,但那些小说,大多采用儿童视角。作者化身儿童,重新回到遥远的故乡,一个可以称为前现代的故乡。往事依稀,但却让人充满缅怀之情。现在,小说中的叙事人已年过五旬、六旬,面对的是现在进行时中的故乡,一个喧腾的、复杂的、不伦不类的故乡。它有别于生产队时期的高度热闹又极端贫困的那个故乡,也有别于李敬泽所说的祥林嫂们所生存的那个死寂的故乡。当小说的叙述人称,从复数变成具有独特身份的第一人称单数的时候,小说的一个直观的变化,就是从“虚构”变成了“非虚构”。它当然还是虚构,我说的其实是小说的高度写实性特征。这或许说明,莫言是以此在为活色生香的现实赋形立传。莫言以前的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都有一种强烈的倾诉色彩,主观性很强: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或可称为莫言式的呐喊。现在,他却罕见地具有了客观性,而这似乎与一般的第一人称小说的叙事效果不同,但事实就这么发生了。现在,感情的挥洒之中,多了一份理智的审视。不过,尽管多了一份审视,但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依然有些手足无措。他独听独叹,又彷徨于无地。所以,从叙述腔调上看,可以说他是从呐喊到彷徨。

小说集《晚熟的人》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晚熟”。我后来看到过莫言本人的一些访谈,他似乎倾向于认为,“晚熟”是一个正面的词,或者说他从“晚熟”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我的看法则正好相反。读者与作者的看法正好相反,这问题是不是很严重?是不是因为没有看懂小说?我不这样看。说实话,我自己的小说,如果有批评家跟我的理解不一样,我反而会很高兴。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不是好事吗?不是相当于莎士比亚写了一百个哈姆雷特吗?布鲁姆甚至认为,作家的创造性就来自误读,无误读无作家。所以,如果我的理解与莫言不一样,我不会不高兴,我相信莫言也不会不高兴。我的看法是,“晚熟”与其说是对人物精神状态的一种判断,不如说是对人物拥有成熟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期盼。顺便说一下,近年批评界热衷于讨论文学中的“新人”形象,塑造“新人”也被看成是“五四”新文学以来的重要任务。“新人”似乎既指尚未出现过的人物形象,又指亟待破镜而出的具有新时代精神面貌的人物形象。据说人们现在比较认可的旧的“新人”是梁生宝,而新的“新人”是谁好像暂时还没有公论。尽管不时地听到有人声称,最近又冒出来了一个“新人”,但好像还只是属于作者和某个批评家的个人偏爱。

我觉得,对“晚熟的人”的讨论,在此也具有实际意义。与“晚熟”相对应的词就是“早熟”。不过,如果换一种说法,在小说所提供的语境中,“早熟”很多时候就是“早衰”。事实上,在莫言小说人物所置身的乡村伦理中,“早熟”是一种普遍现象,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个生龙活虎的生命,肉体在茁壮长成,精神却步步衰退,并迅速进入千年不变的轨道,其精神成长的可能性几乎被过早地扼杀在摇篮里了。你现在看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看看他们使用的课本,就会发现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让他们永远不熟,永远不会独立地、个性地看待世界,去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不过,这是我的读后感,与莫言的看法可能不一致。按照我的阅读,我觉得莫言写了一群没长大的人,一群失去了精神成长可能性的人。他们不能够长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间有着种种参差,与传统文化、教育状况、历史嬗变、阶层演化等密切相关,这使得他们一次次丧失了正常的成熟机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莫言的这本小说集,其实有一个潜文本,那个潜文本表达着他对真正的成熟的期盼。

最近的一次与莫言有关的研讨会,是张志忠教授主持的,因为张志忠先生主编了一套《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这本书收录了很多批评家对莫言的研究成果,包括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这套丛书,对莫言本人和中国作家都有意义,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莫言。或许有点不合时宜,我当时提出了一个小的建议,那其实也是我阅读之后的一个遗憾,就是这套书竟然没有收录作家同行对莫言的评价。对莫言的研究,不但有评论家,还有作家,比如徐怀中早年对莫言的评价。作家同行对莫言的解读,情绪或许复杂一点,既可能有羡慕嫉妒恨,也可能有极赏自惭爱啊。这些情绪既然形成了文字,也是一种文献资料,而且正好可以由此窥见当时的文学生态、文坛状况。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差异,他们的分野。其实国外的类似的书,至少会给作家的评论留出一半篇幅。关于索尔·贝娄的研究文章,写得最好的是菲利普·罗斯。国内出版的索尔·贝娄文集,总序就是罗斯写的,单刀直入,纵横捭阖,不搞概念推演,懒得引经据典,有一说一甚至说二说三,有话或长或短总是言之有物,一句话,好看!罗斯好像不需要拍索尔·贝娄的马屁,他们更多的可能是惺惺相惜。其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不同的犹太作家如何理解犹太文学,如何理解现代主义之后对人物形象塑造的看法。托尔斯泰恶心屠格涅夫的文字,可以见到托尔斯泰的人品真的不敢恭维。屠格涅夫帮过托尔斯泰很多忙,托尔斯泰唯一的回报就是忘恩负义。托尔斯泰说,屠格涅夫赞美我的话,把我抬得这么高,我相信他是真诚的,但也请你们把我对他的真实看法忠实地转告给他,他是个无赖,应该痛打一顿。真正的无赖是谁?托尔斯泰嘛。但是这么一个人,却写出了那么伟大的、具有无与伦比的道德感的作品,这不是很值得分析吗?福克纳评论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文章,曲里拐弯的,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无论如何都算得上书评中的奇文,奇文就该共欣赏。

萨特对加缪《局外人》的评价,也是很耐人寻味的。虽然这是加缪最重要的小说,但加缪却说这部作品其实可以不存在,如同一块石头,一条河,一张脸,可以不存在。话是这么说,加缪还是非常看重这部作品的。萨特关于加缪写过两篇评论,一篇是评《局外人》的,一篇是在加缪死后写的。萨特说,怎么理解这个名叫默尔索的局外人呢?有人说,这是个傻蛋,是条可怜虫;另一些人说,这是个无辜者。然后,萨特用加缪《西绪弗斯神话》中的观点来解释默尔索,说这个人不好不坏,既不道德也不伤风败俗,这些范畴对他没用,因为他属于一个特殊类型的人,就是荒诞。他不仅荒诞,而且知道自己荒诞。用我接下来要谈到的视角问题来看的话,就是他看见了荒诞,他本人也荒诞,而且他还看见了自己荒诞。那么什么是荒诞?萨特的说法与阿甘本对“同时代人”的说法有某种相通之处,那就是脱节:人对统一性的渴望与不可克服的自然和精神的脱节,人对永生的渴望与生命有限性的脱节,人的本质是关注但他的努力却是徒劳无功,这又是脱节。萨特又说,这些主题并不新鲜。从十七世纪开始,这种法国式的、干巴巴的、肤浅的主题,已经说得够多了,根本不差加缪这一嘴,它早已是古典悲观主义的老生常谈。加缪是出车祸死的,翻车了,车轮朝上。警察赶到的时候,车轮还在无风的空中转动。这个细节很有意味:与大地脱节的、惯性的,无效的,没有摩擦力的、悲剧性的转动,但却带着血丝,以及情人等待戈多式的对加缪的等待,那是个女演员,此时正在道路的尽头梳洗呢。萨特则是第一时间写了悼词,这个悼词与雨果在巴尔扎克墓前的悼词一样,非常值得阅读。雨果说,作家的梦想就是把世界写到一本书里,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人间喜剧,它与作家刚好相等,不多也不少。萨特此时面对的就是加缪这本书。萨特说,我和加缪之间发生过争执,争执,这没有什么,即使人们再也不见面,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这个狭小世界里互不忘却,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方式。这就是我说的,需要在莫言的研究文丛中,收录作家批评的根本原因。他们曾在同一语境中写作,或者相互争执,或者相互欣赏,他们的作品和相关评议,共同呈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文学史的环节。

库切与纳丁·戈迪默的互评,那也是足可玩味的。戈迪默是现实主义作家,种族隔离与殖民主义给南非带来的动荡和破坏,是她永恒的主题,虽然她的多部小说也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手法,比如对福克纳的借鉴,但她依然是现实主义作家,她受制于良知,发端于愤怒,是政治式的抒情性写作,是以小说形式存在的二极管半导体。而库切的写作就复杂得多,你看了《耻》就知道,他解构了黑白的二元对立,他喜欢写狗咬狗一嘴毛,喜欢写拉康式的欲望的辩证法,他是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作家,但比巴塞尔姆的拼贴与游戏性写作要深沉得多。他的小说必须放在小说史的意义上进行解读,必须在互文性的意义上进行解读,否则就显得空洞。我知道很多作家对库切不以为然。王安忆就对库切不屑一顾,说他的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就来一段床戏,没劲透了。她的这个理解,当然植根于她的小说观念,包括性别。库切的床戏,在我看来每一段都很必要啊。他的床戏,用他的一部小说题目来讲,就是大陆深处啊。《耻》获得了布克奖,而且那是库切第二次获奖,评奖委员会认为,那是评奖历史上最没有争议的一次评奖。对于这样一本书,戈迪默的看法却是,小说的故事都难以成立。她说在《耻》这部小说中,没有一个黑人是“真正的人”。她的生活经历使她很难相信,怎么可能会有黑人去保护强奸犯?不可能的,即便属于同一家庭成员也不会的。她是南非苏富比商人的阔太太,典型的上流社会成员,对于广大人间的那些具体的细致的困难,未免少见多怪。她有一篇小说叫《偶遇者》,写那种咖啡馆里的那些朋友拥有同等定额的情人,吃维生素的时候要配上一颗避孕丸。这种生活,这种出于不能承受之轻,吃完避孕丸之后再去反抗隔离政策,顺便将自己的行为拔高到人类解放事业高度,对于这些生活她是了解的,而库切笔下的生活,那种头脑风暴,那种弯弯绕,那种虚无主义,她其实不太了解。戈迪默还给菲利普·罗斯写信,说库切的小说优雅倒是挺优雅的,但却没有深厚的情感,没有爱,只是写到死去的流浪狗的时候才露出那么一点点感情。与加缪和萨特不同,库切与戈迪默的差异,是文学观的差异,是男作家与女作家的差异,是对历史局限性和小说叙事自由之间平衡关系的看法的差异。戈迪默喜欢用一个词:言语的美学探索。那么也就可以说,他们的差异,最终将表现为“言语的美学探索”方式的差异。但若套用鲁迅的话,就是人间的图,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或者就像萨特所说的,这正是在一个狭小的世界里不能相忘、共同生活的一种形式。总之,有来头,有说头,有看头。

借着谈论对莫言小说的印象,我顺便涉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也是为了说明讨论莫言和莫言研究,可以连带着讨论很多问题。莫言的写作还在持续,尚未金盆洗手,宝刀尚未入鞘,说明他还有很多变化的可能。奥登说,诗人是持续成熟到老的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即便老了,也还会再成长、再成熟。同时我又觉得,根据莫言至今为止的创作,我们已经到了把莫言放在我们新文学史的传统中进行考察的时候了,需要看看他到底和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关系。我们通常会说,一部小说写得好,因为它有新意。但评价一部小说,只看到了新意,未免有点单薄了。有新意,也要有旧意,即能够看到它与传统的关系。有旧意,也有新意,方有源头活水来,天光云影共徘徊;新意不脱旧意,方能意趣盎然。这就如同我们看书法作品,要有来历,要用古意,正所谓章草须有古意乃佳。这“旧意”与“古意”,当然不仅仅指我们的传统。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传统当中本来就包括西方文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西方文学影响的成分还要更大一些。鲁迅的传统当然是我们最为有力的传统,但鲁迅本人的创作正是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结果。莫言的创作,当然也是曾别求新声于异邦。2012年,诺奖评委会在评价中就提到,他的作品令人联想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是他们的融合,同时他又连接着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这个评价是中肯的。需要说明的是,莫言与世界文学之间存在的激越对话关系:既受其影响,又抗拒着影响,这个抗拒随即就促成了他与中国文学传统更深入的对话。于是,他与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对话不仅没有让他变成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反而让他回到了遥远的过去,使他变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施耐庵和蒲松龄,让他更深入地回到了英雄与狗熊、施虐者与受虐者、驴欢马叫、妖魔鬼怪的中国世界。换句话说,在这个过程中,莫言其实真正确立了汉语作家的身份,构建起了汉语作家的主体性。佛马克认为,要把“影响”与“相似性”分开来看,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可以看到莫言最后呈现的文本,只能说与福克纳等人有“相似性”,而不能说是他就是福克纳的汉语版。尤其重要的是,莫言受到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们开始的。莫言从来就置身于我前面提到的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传统之中,这个传统本来就是受世界文学的影响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且,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不仅包括西方文学,也包括东欧文学、俄苏文学,包括周氏兄弟所说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

如果从小说的叙事模式上来看莫言与传统的关系,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我想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来,就是看看莫言与鲁迅开创的“看与被看”模式的关系。鲁迅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看与被看”模式,按鲁迅的说法来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具体的幻灯片事件,很可能来自鲁迅的虚构。鲁迅虽然提到,他是与很多人一起看的,但至今没有旁证。倒是有各种材料能够证明,鲁迅的这个叙事模式的建立,与他对《新约》故事的创造性解读有关,鲁迅甚至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小说式的散文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复仇》。鲁迅在这篇小说中,重写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并真切地建构着“看与被看”的模式。在鲁迅的“看与被看”模式中,看者或是愚昧庸众,或是不幸的英雄,但“看者”有时候也是“被看者”,阿Q就既是看客,又是“被看者”。这令人想起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与耶稣一同被钉上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就既是“看者”又是“被看者”。那两个强盗即便已经钉了上去,还在骂耶稣呢,他们觉得自己跟耶稣一起被钉在这里是自己的耻辱。鲁迅让“看”者与“被看”者的视线,或者说角色,不停地调换。需要说明的是,在鲁迅的小说中,还有一个看客,这个看客就是鲁迅,鲁迅同时看着看客和被看者。这也是鲁迅的小说大量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原因。顺便说一句,新文学和古典白话小说在叙事人称上的最大区别,就是大量使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我们可以看到,在鲁迅小说中,除了《狂人日记》,“被看者”很少说话,他们要么“看”,要么“被看”。说话的人是鲁迅,是启蒙者鲁迅。这个传统,成为新文学的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启蒙者在说话,而被启蒙者在被鲁迅们言说。

在十七年或新时期小说中,鲁迅小说中隐含的那个启蒙者,变成了被启蒙者,当年的被启蒙者则变成了启蒙者,这是红色叙事传统对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传统的最大改写。在新时期文学最早的文本当中,鲁迅的叙事模式部分地得到了恢复,知识分子或知青作为小说叙述人,再次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当年的“庸众”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但是,在随后的一些文本当中,随着早期的愤怒情绪的挥发殆尽,一些作家开始缅怀当年所受的苦难,悄悄调整了对于乡民的态度,即重新发现并且开始歌颂乡民们所置身的传统和他们的美德,一种在苦难中养成的美德。这其实也可以看成红色叙事的一部分:当革命没有能够成功地消除苦难的时候,叙事者们开始赋予苦难以积极的正面的意义。比如,我们甚至可以把王蒙的作品以及路遥的《人生》,纳入这个红色叙事传统。在我的印象中,能够对于此种叙事保持足够警觉的,韩少功先生是个重要例证。顺便说一下,其中很多至今被大量介绍给大中小学生,被列入他们的阅读书目,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莫言的小说,则是对鲁迅开创的叙事模式、十七年叙事模式以及新时期以来小说中所隐含的“看与被看”模式的一个重大改造。在莫言的小说中,所有“被看者”开始说话,甚至英雄与狗熊也同时发声,人与动物相互转化并同时说话。这个时候,“看与被看”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得到了重大改写。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到了莫言这里,“被看者”才开始真正发声,这个“被看者”常常是从各种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的,对莫言来说是面向生命本身,而对生命本身来说,它是自己发声。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莫言为何常常把主人公设置为儿童,也可以理解莫言为何提出“作为老百姓写作,不是为老百姓写作”的观点。当然,我知道这里有个问题可能会引起争议,即莫言写作的时候,他的身份其实并不是老百姓,因为任何一个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保姆也好,只要他写作,他就不再是单纯的工人和农民。他有一个职业身份,同时还有一个写作者的文化身份。他的身份是双重的,换句话说,他既是“看者”,同时又是“被看者”。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莫言笔下不仅出现了“看与被看”的对话,不仅“被看”的人在说话,而且“被看”的驴子、郎猪也在说话。在这里,“看见”一词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既是谓语也是宾语。套用阿甘本的说法,就是看的眼睛变成了被看的眼睛,并且视觉变成了看见“看见”的状态。什么意思?就是“我看见了看见”,“看者”看见了“看见”,“被看者”也看见了“看见”。莫言作为作者、我们作为读者,当然也都看见了“看见”。关于“被看者”的开始说话,如果套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莫言让它们发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莫言让它们议论,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莫言让他们说话。莫言虽然对知识分子时有嘲讽,但他此时的身份当然就是知识分子,只是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庄子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显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莫言放在中国文学传统、新文学传统中,做进一步的研究,并把他看作传统链条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最后再多说一句,我本人确实倾向于认为,现代小说就是在看与被看的多重对话关系中展开的。在当代小说的多重的对话关系中,当然会有一些不兼容的时刻,一些逸出作品主题的时刻,一些沉默的时刻,学生或者说听众或者说读者会有一些走神的灵魂出窍的时刻。但这不要紧,这反而是有效阅读的标志。这就像《圣经》里提到的“沙上写字”,它在当时或日后会让你进入省思状态。诗人臧棣说,要在睁大眼睛里闭上眼睛。这话说得好,不过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在你闭上的眼睛里,会有另一双眼睛正在张开,看见并且重构文本内外的关联。不过,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原载《当代文坛》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