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从理论高度上成为“四个自信”的重要内容并写入党章，形成了全党的意志。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从“更”到“最”，一字之别，代表着我们党在这一方面的理论认识又有所深化，这本身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论述，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从历史、现实、理论、实践等不同层面对“文化自信”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对自身文化影响力的坚定信心”。

联想到杂技艺术，作为“杂技人”我扪心自问，是否充分肯定杂技的文化价值？是否对杂技的文化生命力有坚定信念？是否对杂技的文化影响力有坚定信心？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从文化价值层面，杂技艺术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优秀文化遗产，以奇、绝、高、难、新、美的生命奇观展示，生动地蕴含着和谐之美、平衡之美、进取之美、刚柔相济之美。杂技演员以其无畏无惧的勇毅人格、无与伦比的刻苦品质、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折射出中华民族深沉敦厚、执著奋进的意志品质以及不懈挑战自我的精神追求，成为“以生命感动生命”的激励方式。

其次，从文化生命力层面，我们追溯一下先秦那个人类文明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先秦诸子们借助竹简、玉帛，几乎孕育了后世一切五花八门的思想的胚芽。与思想上的活跃相适应，出现了以角力竞技但注重以巧胜力为特征的形体技艺。先民赞颂的是那些把力量、技巧和智慧结合起来的英雄。从大量的汉唐出土文物中，我们看到了杂技艺术在人民心中的尊崇地位。研究杂技艺术史，亦可以清晰感受到杂技对中国戏曲、舞蹈等都有深远影响，其3000多年的煌煌历史更是很多现代姊妹艺术难望其项背的。

最后，从文化影响力层面，中国杂技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别具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离世界舞台的中心更近。我们知道，杂技是最具有开放品格的艺术品种。新中国成立初期，杂技艺术家率先走出国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杂技开始了在更广泛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借鉴，成为当代中国杂技繁荣发展的显著标志。杂技艺术家们活跃在重要国际会议、重要国事活动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化节、艺术周、“欢乐春节”系列等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活跃在国际重大杂技赛场和商演市场，在推动优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杂技艺术独特的优势。

可以说，作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践行者，作为传统杂技艺术的现代守护者、传承者、探索者，我们很难不自信、不自豪。可是现实告诉我们，杂技界的文化身份自觉与来自“他者”的文化评价均并非如此，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理论尚不足以支撑杂技的文化自信。何出此言呢？请允许笔者从一个以大证小的角度来解读。

中国杂技传承千年、脉运流淌，源于先秦角抵，承续汉唐百戏，回归宋元民间，沦落明清江湖。从昔日的民间艺人，到党领导下的“国家的宝贝”，一路兼收并蓄、守正创新，见证了华夏文明波澜壮阔的千年宏图，见证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互鉴中的海纳百川。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杂技进行了史诗般的壮阔实践，创造了高速发展的传奇历史，成为“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的生动写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着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12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何西方社会充斥着关于中国的负面舆论报道？客观地讲，国际舆论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中国的国际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是被有意识地丑化、扭曲的形象，并不是中国的真实形象。

反观中国杂技又何尝不是这样？众所周知，杂技有着悠久的历史、成熟的技艺，但是3000年来都没能在古代艺术理论史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古代杂技是形式即技巧大于内容的，与中国传统哲学、意识形态、美学思想是有所隔阂的，未能走入古代艺术理论的视野。中国杂技在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接连错失高等学科教育建设的历史机遇，始终处于高等学科中失位、高校教材中失踪、高端论坛上失声的尴尬局面。中国杂技理论工作者努力对抗历史传承与文化习惯，为杂技艺术建立新的历史合理性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同时也要看到，如俄罗斯美学家尤里·鲍列夫所说的，面对杂技这道“美学中最难猜的谜”，我们所依据的文艺理论模式往往基于姊妹艺术的实践概括，常常处于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境地；面对社会对现代杂技认知不足，甚至某种程度还停留在旧社会“撂地”“残忍”“没文化”等陈旧、刻板印象，杂技人往往理不屈而词穷，“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道）不出”，形成了杂技同姊妹艺术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杂技真实形象和社会主观印象的“反差”、杂技实践水平和理论水平的“落差”。坦率而言，在这样的“剪刀差”效应下，年轻的尤其是尚未出成果的杂技从业者难以形成文化身份的自觉自信。

要让杂技行业建立文化自信，对内增强我们杂技界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对外增强杂技界的吸引力和美誉度，就要抓住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历史机遇，在新时代新征程实现杂技艺术的现代化重构。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一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二是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四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五是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可以说，这五个方面我们杂技都大有可为、也一定能大有作为，这就是我们新时代杂技人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其中，现代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不显自彰的。那么，相较于其他姊妹艺术，姑且将杂技艺术的现代化重构称为后发的现代化。一方面，杂技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姊妹艺术的经验，引进他们的方法，利用他们的资源，加快现代化转换速度。另一方面，杂技也有后发压力，相较于先发现代化比较自然的一步步单线程前进，后发现代化是很多事情要齐头并进的多线程前进，很容易忙乱中出错。因此，我们要冷静审慎地根据杂技独特的客观条件和长期实践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加强顶层设计，通过上下联动机制实现以点带面、逐步推进。

现阶段应主要抓两项重点工作。首先，根本而言还是要先发展杂技贯通教育。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统筹考虑基础理论和实践理论人才分类贯通培养，重点解决新时代杂技高等学科专业设置和科学规范发展问题。试想，我们拥有比肩姊妹艺术的杂技教育体系，建立起完善的开放的面向未来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假以时日，我们的杂技艺术发展全局会呈现出怎样可喜的面貌。二是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寻找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方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杂技创新发展的新领域和新阵地，作为与姊妹艺术转换赛道、弥合鸿沟甚至弯道超车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推动科技与内容融合赋能、公众形象的前瞻塑造，将成为整个行业发展的新常态和新的增长点。

相信随着杂技的现代化重构有序有质地稳步推进，杂技界一定能够充满自信地做到“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真正把杂技大国建设成为杂技强国。

（作者系中国杂技家协会理论研究处副处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